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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单站在五四新文化的现代立场来看，祖父的言论明显地带有一些封建遗老的气息，但是，如果设身处地地考虑到爷孙两人这番谈话的特殊社会背景，我们还能这样浅薄地给予指责吗？祖父还对作为孙子的耀勋语重心长地告诫说：“总觉得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小里小气，不解风流。一定要稍微培养一些浩然之气。……”很显然，祖父希望自己所追求的儒家文化风范，能够在心爱的孙子身上得到传承。而在那人妖颠倒的社会里，一个人要想培养出自己的“浩然之气”，又该会付出怎样的牺牲与代价！那种“浩然之气”在当时的社会里，又寄寓着怎样的精神，是不言而喻的。耀勋年轻的时候，在求新求异思潮的影响下，甚至觉得“汉学像是久醃的酱菜”一样令人生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倒觉得满遗憾的”。如同一个被拐卖的孩子，小时候在懵懂无知的情况下，也许会犯下“反认他乡为故乡”的错误，可一旦认清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与来历，其复杂痛苦的情感则不仅仅是用“遗憾”所概括得了的。
在另一篇小说《风水》中，作者甚至通过主人公周长乾的视角，无限深情地怀念起“由留有八字须、辫发的祖父发号施令”的时代，而他记忆犹新的则是“做错事的父亲跪在祖父的面前，任凭情绪激动的祖父打骂”的情景。在他看来，那时“多数的家族重礼节，尊敬祖先”，过着“幸福的家庭生活”。想起当前的时局，他则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敬祖尊宗的想法到底到哪里去了？道德、礼教的颓废过于容易了……为了眼前的私利欲望，竟然敢牺牲祖先，想到时人的可悲，周长乾老人又被催出新的泪水，步履沉重地让孙子们牵着下山。”那么，“道德、礼教的颓废过于容易”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又是哪一类人为了眼前的一点点私利而“竟敢牺牲祖先”？甚至不惜改掉祖宗传下来的姓名乃至风俗习惯，而去认贼作父？只有深入把握吕赫若所处的殖民地社会的黑暗处境，才能准确地理解吕赫若这些文字背后的深意所在。
第六章 于夹缝中抗争
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为了把台湾建成侵略中国及东南亚的稳固“后方”，殖民当局迫不及待地开始推行皇民化运动，疯狂地进行殖民同化。包括吕赫若在内的绝大多数台湾作家与台湾知识分子，顽强地顶住了殖民化与皇民化的压力，坚守住了自己的道德良知与人格底线。尽管迫于殖民当局的压力，吕赫若也不得不参与了一些与皇民化有关的活动，创作了几篇和皇民化发生了一定纠葛的小说作品。但如果我们充分了解当时他所处的特殊环境，就不能不感叹吕赫若的痛苦心志以及与殖民当局巧妙周旋的智慧。当然，他的作品自然也泄露了自己作为一名普通文人在殖民高压下无力扭转乾坤的痛苦心志；而在深层次的文化意识、价值观念及道德理念上，吕赫若的小说作品都与日本文化有着根本性的分野，呈现出的却是道地的中国文化的特色。
第一节 面对皇民化政治高压的“阳奉阴违”
所谓“皇民化”，就字面的意思来说，就是要把台湾人民变成“天皇的子民”，把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台湾百姓脱胎换骨为“真正的日本人”，以达到为日本军国主义卖命的目的。为了大力推行皇民化教育，殖民统治者把台湾各地的小学与公学校改称“国民学校”，并大力推行所谓“国语”运动，禁止用中文，强迫台湾百姓说日语，改日姓，穿和服，用日俗；他们还进一步把魔掌伸向了民间信仰与宗教这个维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后也最坚固的纽带，下令封闭中国式寺庙，并在各地修建日本神社；强制台湾百姓在自己家里供奉日本的神宫大麻，革除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节、婚丧习俗，甚至强迫台湾民众改换日本姓名，奖励所谓“国语家庭”。1941年4月19日，殖民当局又在台湾成立“皇民奉公会”，对台湾人民进行彻底“洗脑”。
从表面上看，日本政府处心积虑的皇民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颇见成效的。统计显示，1937年台湾人中只有百分之三十八懂得日语，1941年就增加到了百分之七十一。王育德：《台湾，苦闷的历史》，东京台湾青年社1984版，第148页。但是，这种极端的同化主义政策理所当然地会遭致广大殖民地人民的反感和抵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台湾民众和知识分子依然保存了来自祖国大陆的文化传统，普通百姓的民间信仰更是坚不可摧，殖民当局大力推行的日本神道信仰，只不过是“船过水无痕”而已。
一、奉命之作与“隐微的抗争”
1937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将台湾纳入战时体制后，台湾日军司令部曾发表谈话如此恫吓台湾人民：“岛人阳表忠顺，而阴怀不逞，常有非国民之言动，若一旦闻知，即与剪除。”转引自吕良弼、汪毅夫：《台湾文化概观》，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2页。可见恐怖与高压政策与疯狂地向台湾灌输“皇民化”思想，始终是融为一体的。为了配合战时体制的需要，在当时台湾总督府情报课的要求和组织下，台日作家曾分别被派往农矿、兵工厂等单位参观采访。以吕赫若在当时台湾文坛的名气与地位，日本殖民政府当然不会放过他。1942年至1944年之间，吕赫若先后写出了《邻居》（1942）、《玉兰花》（1943）、《山川草木》、《清秋》、《百姓》（1944）、《风头水尾》（1945）等“响应时局”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吕赫若和他的这些作品在台湾文坛及大陆研究界都被视为一种禁忌。随着社会开放力度的拓展，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但是，笔者决不赞同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些台湾学者有意无意地夸大吕赫若与日本殖民政府的皇民化运动之间的疏离关系、夸大吕赫若作品中主动反抗因素的做法。不管他们的主观动机与愿望如何，都不应否认身为作家的吕赫若本身也是一个普通人，自然会有着作为普通人的缺点与弱点。他在特殊年代出于自我防卫的本能需要而做过一些错事，说过一些错话，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不可能苛求先辈们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能高瞻远瞩，一眼看穿历史发展的方向，更不能因为先辈们的偶一失足、某一缺憾而彻底否定他们，当然，也没必要刻意为其讳饰，关键是要以事实为原则，以历史的同情的态度研究、评价我们的先辈。
仔细阅读吕赫若的那几篇看似与皇民化有瓜葛的作品，就会发现它们或者有意识地突显古老的具有乡土气息的民风民俗，昭示汉民族文化传承的本土信仰；或者选取那些远离政治的人性化题材，以文学形象特有的模糊性、含蓄性特征消解“皇民化”的政治高压。其中《清秋》应算是一篇介入“皇民化”较深的作品。小说描写主人公耀勋在医专学校毕业后，原本在东京的一所大医院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但他作为长房长孙，为了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在祖父和父亲的要求下回到家乡，计划在家乡的小镇上开一个儿童诊所。但是，他真正回到家乡以后才明白，事情远非他想象的那样简单。单单一张开业许可证就让他等了三个多月还没有得到明确的音讯。而且在家乡那个不到万人的小镇上，已经有了七个自行开业的诊所。而且，他要等到把自家出租的房子要回来后，才能将其改造成一所医疗诊所。而租借他家的房子开饮食店的黄明金一家，却是没有任何积蓄的贫穷人，如果不能租借他家的房子做经营饮食店这样的小本生意，立刻就会陷入到入不敷出的经济困境之中，甚至吃饭都会成为问题。——这使得耀勋陷入到了一个艰难的道德困境中：他在自己的家乡开办诊所，原本是为了服务乡民，造福于家乡，但在实际情况中却对黄明金这样善良无助的普通人构成了威胁，更何况回乡后他目睹了乡下人观念的保守，日常事物的烦琐，使他不由怀疑起自己设想的“义举”有多少必要和合理性了。
正当耀勋心灰意冷而决定离开家乡、另觅出路的时候，时局与社会的剧烈动荡很快波及到了他家乡的那个小镇。黄明金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决心报名参军去“南方”，把房子腾出，让耀勋开办诊所。另外，镇子上的另一名小儿科医生江有海，从自己的狭隘私利出发，原来一直在背后阻挠耀勋，但是，当他得知自己即将被殖民当局征召到战场上时，马上与耀勋尽释前嫌。他向耀勋解释说：“如果我被征召离开本庄，那就没有小儿科医生了。如此一来，会带给庄民极大的不安。”为了本村儿童的医疗卫生，江有海决心助耀勋一臂之力。如此看来，随着黄、江二人的奔赴“南方”，耀勋在家乡开诊所的障碍将被戏剧性地清除，结局可谓是“皆大欢喜”。但小说却笼罩着一层无法排遣的哀愁，以及一种难以言说的暧昧情绪。笔者以为，《清秋》应该说是吕赫若小说中在思想主题上最为暧昧的一篇作品了。而这种暧昧甚至矛盾的情绪，显然与当时的特定时局密切相关。
尤其是小说中反复渲染几位主人公奔赴“南方”，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日本战争体制下的“志愿兵制度”。当时日益扩大的对外侵略战争，已远非日本本土的人力资源所能负荷，为了扩张侵略的需要，殖民当局迫不及待地动员殖民地的人民与资源。日本政府推行的皇民化教育就是这“战时动员”的准备。1941年，当时的台湾总督与台湾军司令终于发表共同声明，宣布将在台湾实施“陆军志愿兵制度”。——所谓“志愿兵制度”，是指出身殖民地的台湾人原本没有资格入伍参军，但在战争时期的特殊情况下，他们能够以志愿参加的方式到“南方”参战。在殖民当局的这一套话语系统中，允许殖民地人民去做侵略战争的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