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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5日。这体现了作为一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眼光。而这样一种文化反思视角，与鲁迅等五四文化先驱又是何其相似！长期处在殖民高压下、接受的又是日本殖民政府奴化教育的吕赫若，能有这样的文化眼光，实属难能可贵。当然，这也表露了吕赫若对日本殖民当局推行的奴化教育和皇民化政策的高度警觉与深切忧虑。至于他自己近乎“贪婪”地购置并阅读中国传统文化书籍，又何尝不是对日本殖民主义者的斗争行为？这是一种隐忍不发但却坚定无比的抗拒，相比于单纯的武力斗争，它要隐蔽许多，却具有“外柔内刚”的长久性力量。
吕赫若在殖民高压下对乡土田园的回归，与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们的隐逸传统也是有着密切联系的。自从孔夫子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千古名言以来，中国历代文人们一直没有忘记他老人家的这一教导。一旦在仕途失意、社会黑暗的时候，他们总是习惯于隐居乡间，过着一种悠闲宁静、修身养性的读书生活。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晋代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他所表现出的清高与气节，更是中国文人们传诵千古的佳话。陶渊明痛恨豪门贵族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一直坚持不与统治者合作的立场。后来虽然为生活所迫而不得不做了个彭泽县令的小官，但却厌恶阿谀奉承的那一套，据说上任不到三个月，作为上司的督察要来此地视察，按照当时的官场规矩，陶渊时应该穿戴整齐地前往迎接，而他不仅不这样做，还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则吟唱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宁肯寄情于山水之间，也不愿再次涉足肮脏复杂的“荣华富贵”。这些古代文人们的一身正气与骨气，无疑也是吕赫若仰慕的对象与重要的精神资源。
乡土田园不仅是吕赫若朝思暮想的故乡，而且是他心灵寄托的精神家园，是他安稳其灵魂的最后一片栖息地；既像是久别了的儿时情人，又像是记忆中母亲温暖的怀抱。也许《山川草木》中的宝莲所说的一段话，更能体现作者的人生理想与审美境界：“并不是因为景色好我就称赞这里，而是觉得这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她指着四周的山川草木深有感慨地说：“这棵莲雾已经二十年了，二十年间，这棵树在这儿动也没动过。而且它的叶子年年新鲜翠绿。我认为这种生存的方式是很美的，这点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吗？我们在艺术、学问中打转，是否遗忘了什么？那座山也是！数十年，数百年来，它都是那么奕奕地存在着。和这些比起来，我觉得我们都像患了梦游症的人。”像一棵树一样扎根在一方土地上，作者通过主人公之口所向往的，是一种单纯、自然而朴素的生活方式，一种达观、自信而知天顺命的人生态度。
对于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吕赫若都表现出了无比的热爱与依恋，而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又怎能容得下异族铁骑的践踏？吕赫若在这里不也同样隐含着对像“患了梦游症一样”四处扩张侵占他人土地的日本侵略者们的抨击吗？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乡土田园与对祖国文化传统的依恋，是完全融为一体的。所谓“本土文化”，其实就是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汉文化传统。在日据时期，正是这种本土化的汉文化资源对于抵抗异族的殖民同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有这种思想认识和情感认同的决不止吕赫若一人，而是日据时期台湾知识分子的共识。例如台湾著名作家吴浊流曾这样谈到日据时期的祖国爱：
……台湾人具有这样炽烈的乡土爱，同时对祖国的爱也是一样的。思慕祖国，怀念着祖国的爱国心情，任何人都有。……台湾即使一时被日本所占有，总有一天会收复回来。汉民族一定会复兴起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老人们即使在梦中也坚信总有一天汉军会来解救台湾的。台湾人的心底，存在着‘汉’这个美丽而又伟大的祖国。”吴浊流：《无花果：台湾七十年的回想》，（台北）前卫出版社1988年版，第39页。
我们可以看到在作者心目中，爱台湾与爱祖国是完全一致的。这和当今一些狂热鼓吹“台独”论者人为地将“爱台湾”与“爱中国”对立起来、甚至将岛内主张与大陆统一的台湾同胞斥责为“卖台”一类的喧嚣，是何其不同！
三、以普通人情人性消解政治“皇民化”
在吕赫若心目中，始终把日本殖民当局与那些在台湾的普通日本百姓作了严格的区别。日本殖民统治瓦解前后，不少人不无偏激地把对殖民当局和法西斯统治者的愤恨，迁怒于在台湾的日本百姓身上。这种过激的情绪化做法，从长远来看，对两国人民的心灵都是一种伤害。这种做法在当时就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反感与反对，吴浊流在创作于1949年5月的小说《菠茨坦科长》中，曾通过女主人公玉兰的眼睛这样描写日本战败后不少日本百姓生活的困顿景象：“日本的战败马上影响到天真无邪的小孩，很多小学生可怜地在马路上卖香烟。……那叫卖的声音刺人心腑，流露出生活的困苦，听着使人悲伤。……忽而看见每一个日人脸色都是凄凉的。不但如此，只短短几个月间就完全落魄憔悴的面容，令人一惊。白嫩的女孩子，年轻的太太，女性知识分子，主妇等在马路边铺下席子在卖家财什器，文雅的茶橱、长火盆、南部铁罐子等不用说，弘法的字，大观的画都一一落入利欲病者的手里去。……停战以来尚未经过多少时间，可是不论哪一个日人都象老了十年似地使她感到不可思议。”作者还通过玉兰的口吻感慨道：“他们那种心境是不难想象的，能不禁一掬同情之泪？啊！战祸这样波及无辜之辈，不论是非战论者或是反战论者，都一同罹难，遭池鱼之祸。”吴浊流：《菠茨坦科长》，收于《台湾乡土作家选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97—98页。的确是这样，日本广大人民与中国人民一样也是法西斯统治与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他们在战争中的不幸命运同样值得我们同情。而两国人民息息相通的心灵共同铸成了反抗法西斯统治与殖民侵略的钢铁长城，加快了殖民统治者们必然灭亡的历史进程。
吕赫若对日本人民及大和民族的理性认识，通过这样一件小事可以典型地反映出来：1945年8月，日本战败的消息公开以后，台湾人民一片欢呼，长期感受到被殖民奴役的屈辱并身受战争之苦的吕赫若更是兴奋异常，但即使在那样情绪高涨的特殊时刻，吕赫若仍然保持住了清醒的头脑。据与张文环、吕赫若等交往甚密的日本友人池田敏雄记载，他在1945年10月11日遇见过吕赫若，两人在台北的一家咖啡馆里曾作过深入的交谈，吕赫若向他反复申明的一个意思就是：“我虽然讨厌日本政府但并不讨厌日本人。”转引自蓝博洲：《吕赫若的党人生涯》，陈映真等著《吕赫若作品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99页。而且，吕赫若对日本普通百姓的正面表现，以及对两国人民之间朴素友情的真诚祝愿，是有着深切的现实基础的。据吕芳雄回忆，吕赫若的妻子林雪绒有一位三哥，年轻时候曾经到日本学习，他学成返回家乡时，与一位名叫五十岚的日本人同行赴台。这名日本人曾在林家住了很长时间，双方相处得非常融洽，但不幸的是，五十岚后来不幸病逝于台湾。在其生病期间，还多亏了林家大小的悉心照料；他去世后，又是林家人帮助处理了他的后事，遗体火化后才由其家人来台领回。《吕芳雄回忆录》未刊本，第27页。吕赫若很可能从这个真实的故事中获得了一些启发，创作了《玉兰花》这篇小说，尽管他把故事本身的悲剧性结局改造成了喜剧，但中国普通家庭对来自远方的日本客人的悉心照料与真情祝福，却是一以贯之的。吕赫若的儿子吕芳雄还回忆到，吕赫若一家在东京居住时，尽管生活比较艰难困苦，但吕家与左邻右舍的关系相处得还算融洽。周围的邻居并未因吕赫若一家是台湾人而明显地歧视、排斥他们。住在隔壁的邻家小女孩，还每天与吕赫若的大女儿一起上下学，成为要好的伙伴。《吕芳雄回忆录》未刊本，第19页。正因为有这样的现实基础与真切的人生体验，吕赫若才在作品中更多地表现了普通日本百姓的善良朴实、平易近人的特点，没有把所有的日本人都塑造成青面獠牙的鬼怪。
如果撇开具体的社会时代背景不谈，单就《玉兰花》这篇小说所体现出来的人性的单纯与美好来说，实在让人感动不已。作者故意避开当时日本殖民统治下“皇民化”的时代背景，而刻意表现深藏在民间的淳朴友情与真挚关爱。这些普通的底层百姓或许并不了解两个民族之间的血腥与仇恨（或许只是偶有耳闻），甚至没有完全理解“民族”、“国家”一类词语的真正含义。他们只是凭着自己善良朴实的天性，欢迎、接待着远渡重洋来到自己家乡的日本友人。——远道而来的朋友总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快乐，正像中国古代的圣人孔子所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当日本友人铃木善兵卫不幸身患重病的时候，他们又以最真实朴素的方式（如按照民间流传下来的“招魂”仪式），祝愿重病缠身的日本友人早日康复。——在这里，两个民族与国家之间的恩怨纷争，似乎并没有影响最普通最底层的百姓之间的真情交往；国家的不同、民族的差异（甚至是殖民母国与殖民地之间）、语言和风俗习惯的不通，也不能阻止他们之间结成深厚的友谊。可见美好人性的力量是多么强大。
其实全世界不同的民族和部落，全世界生活在地球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