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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缉员向围观群众开枪示威，不幸射中一名围观市民，送医院后不治身亡。消息传开后，民众更加愤怒。28日上午，群众自发组织到专卖局抗议，在失控的情绪状态下，有人冲入机关内部与公职人员发生争执，打伤三名职员（一说死亡一人），并焚烧办公文卷及器具；下午，更有群众集结在行政长官总署前示威请愿。宪兵竟然用机枪向群众扫射，致使数十人伤亡。至此，局面已一发而不可收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社会骚乱也迅速遍及全岛。从2月底到3月初，台湾各地都发生了本地群众冲击警察局、殴打大陆人的事件。还有人组织民兵等临时队伍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当时有些亲日分子公然要使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在台湾复活，再加上谣言四起、少数不法分子趁机作乱，应当承认，不少无辜的大陆来岛的普通百姓都受到了伤害。
但是，到3月8日国民党军队二十一师进入台湾之前，骚乱事件已大致平息。事实上早在3月1日，在台湾行政长官陈仪的应允下，已经由民意代表组织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委员会一方面与政府谈判，要求取消戒严令、改革台湾省政，一方面则呼吁民众保持克制，不要殴打外省人。然而，就在整个事态正朝着有序健康的轨道发展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却悍然派兵进驻台湾。原来早在3月5日，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一方面与民意代表虚与委蛇，宣称政府会接受任何批评意见，积极改进政治，一面却背地里频频打电报向南京政府请兵。3月8日傍晚，国军二十一师在基隆登陆，当时正在码头工作的工人们，稀里糊涂地就被射杀。第二天，二十一师进入台北，进而向南部挺进。一旦援兵来到，陈仪立即撕下“和议”、“民主”的假面孔，以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有步骤有计划地残酷屠杀和镇压台湾人民。当时除了参与暴动或抗议的活动分子以外，许多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以及无辜群众也遭到杀害。整个事件中，究竟有多少人被杀害，迄今尚无定论，有说几千人，也有人估计约在一万至两万人之间。本段内容参阅了李筱峰所著《解读二二八》一书，（台北）玉山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
这是反动独裁政府动用军队向普通百姓开枪射杀的无耻行径！国民党政府抗日时期节节败退到大后方，在抵抗外侮的战场上表现得懦弱无能，但在镇压人民、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时却毫不手软，视百姓生命如草芥。与此同时，大量报纸等新闻媒体遭到查封，如《民报》、《大明报》、以及吕赫若曾供职的《人民导报》等。台湾社会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综观整个事件的前后过程，尽管有少数不法分子乘机作乱，有些亲日分子甚至与殖民当局的遗留人员相互勾结，一些赴台的无辜大陆人也受到冲击，但首先是国民党政府的执法人员开枪在先，肆意草菅人命激起民愤；此后陈仪当局又不顾人民群众的呼声而一意孤行，缺乏当机立断的应变能力；最后竟然动用重兵大肆搜捕、枪杀百姓，终于在台湾历史、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写下了耻辱的一页。二·二八事件的历史教训是极其惨痛的。民众的鲜血不会轻而易举地就被岁月冲刷得一干二净，鲜血铸就的伤痕也不可能那么容易地被历史抹平。直到今天，民进党政府仍然利用这一事件大做文章，煽动群众为自己的台独主张张目。对于他们别有用心的煽动，理所应当地要给予驳斥；但五十年前的那场大屠杀所造成的族群裂痕的扩大，使台湾民众对国民党政权产生了强烈的“离心意识”，并进一步使得他们中不少人的“祖国认同”意识也遭受严重的挫折，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当时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在今天仍然要受到严厉谴责。只有进行历史的理性检讨，才能真正团结台湾人民朝着和平统一的健康轨道迈进。
二·二八事件给台湾知识分子造成了难以抹平的心灵阴影。吕赫若的生前好友、同为日据时期著名作家的张文环，在晚年曾这样回忆说：
我知道你很想知道台湾文坛的事。的确，我也知道不少；可是自从二·二八之后，我已发誓折笔不写东西，也绝口不谈文学。因为我所有的文学朋友都在那事件时惨遭杀害。你当然也知道吕赫若逃入草山，被毒蛇咬死了。留下我没死，但我每天都在做噩梦。张文环在接受张良泽访谈时的谈话，收入陈永兴编《台湾文学的过去与未来》，台湾文艺杂志社1985年3月版，第170页。
虽然由于资料所限，我们已无法了解吕赫若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具体言行，但可以确知的一点是：二·二八事件对吕赫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意义。据吕芳雄回忆，二·二八事件后的吕赫若，对于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与愤懑，已是难以控制而“溢于言表”了；他与一些从事社会运动的积极分子们的交往则更加频繁起来。《吕芳雄回忆录》未刊本，第35页。也就是说，二·二八事件促使吕赫若认清了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真正面目，也浇灭了他对国民党当局的最后一丝幻想。吕赫若的社会活动也迅速由公开转入地下。二·二八犹如当头一棒，重重地敲在了台湾人民的脑门上，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不得不远离政治、苟且偷生，但也有少数人不惜铤而走险，与国民党当局做最后的抗争，甚至决心以热血和生命捍卫自己的信仰。吕赫若就属于这其中的一位。
那么，为什么面对日本殖民当局的高压政策，吕赫若还机智地采取“阳奉阴违”的抗拒策略，注意在抗争之中保全与掩藏自己，而到了光复以后的国民党独裁统治时期，吕赫若的愤怒与不平却像火山底下的岩浆一样爆发了出来，甚至放弃了自己最喜爱的文学与音乐事业，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运动与地下斗争中去呢？其中的原因尽管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但笔者以为，吕赫若从最初对国民党政府的高度期许，到后来的无比失望、乃至愤怒至极的情绪转变，应该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如果说，日据时期的吕赫若由于对殖民当局的凶残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对它也就不抱任何希望，相反还时时提防它随时可能给自己带来的伤害，那么光复以后的他则因为对国民党政府缺乏起码的了解，并对其抱有很多美好的幻想，所以一旦这虚幻的泡影破灭，吕赫若的义愤与不平就会激烈许多。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激起了包括吕赫若在内的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强力反弹，也就不足为怪了。吕赫若性格中倔强的不屈不挠的一面，他那义无返顾的抗争精神，那为着理想而英勇献身的火热激情，在这血与火的社会斗争中突出地展示了出来。正是在白色恐怖最为森严的环境下，在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的特殊年代里，吕赫若担任了台湾共产党地下报纸《光明报》的主编。他已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准备进行殊死战斗。
二、光复后吕赫若的小说创作
国民党当局接收台湾以后，很快下令废止日语在台湾的通用功能，封闭了所有的日文报刊；强行规定政府机关、学校、电台、报刊等所有公共媒介与场所一律改用汉语；并以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方式，大力推行“国语”运动。当时国民党当局的这一做法，完全没考虑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长达五十年、与祖国大陆在语言及文化习惯诸方面已形成疏离的特殊状况，一概将台湾知识分子在殖民当局统治下只懂日语、不通汉语的实际情况视为“殖民遗毒”。应当说，在台湾推广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当时的国民党当局称之为“国语”），其动机当然不错，但因其推广手法过于粗暴专制，以一种“定于一尊”的语言教育政策而歧视、压制台湾本地的语言，却实在是极不明智的，遭致不少台湾百姓的反感更是难以避免了。以至于有人讽刺说，当时国民党当局推行的国语运动，其专制粗暴程度并不次于日本人皇民化时期在台湾推行的“国语”运动。
由于丧失了用日语发表文学作品的阵地，加上用汉语写作的困难，日据时期的张文环、龙瑛琮、杨逵等，创作生命几近中断。吕赫若的创作也暂时出现了滑坡现象。但是，与其他几位作家不同的是，吕赫若对运用汉语写作一直保持着特殊的热情。1946年2月，台湾光复不到半年时间，吕赫若就用中文发表了小说《故乡的战事一——改姓名》，充分显示出他对于自己使用中文进行小说创作的热情和期许。这篇小说截取一个生活横断面，通过一群孩子率真天然的言行，辛辣地讽刺了日本殖民政府强制推行的皇民化政策的虚伪本质。吕赫若通过叙述者之口，尖锐地谴责殖民当局“把很野蛮的强迫手段拿台湾同胞来改了名字”，使台湾人民“不但失去名字，而且被人侮辱”。殖民统治者以谎言欺骗台湾普通百姓说，只要改了姓名，就可以变得与日本人一样了，但连小孩子们都知道“改姓名”就是“假伪”的代名词，日本统治者连自家的小孩子都欺骗不了，又怎能骗得了有着五千年文化历史的炎黄子孙？
发表《改姓名》之后不足一个月，吕赫若又创作并发表了小说《故乡的战事二——一个奖》。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更是通过一个寓言般的趣闻故事，辛辣地嘲讽了日本殖民当局貌似狰狞可怖、实则内心贫弱无比的本真面目，戳穿了日本殖民当局宣扬的“不怕死”的谎言：农夫唐炎在自家田地里发现了几颗美机投下的没有爆炸的炸弹，这下唐炎可犯了难。因为根据殖民当局的法律，如果私藏敌方的弹药而不上缴者，一律按“帮敌犯”的罪名处以严刑。犹豫再三后，唐炎终于下了决心：“与其没有缴出来引起着被大人打死，不如冒冒险险的缴出去，说不定会爆裂起来。”然而，当唐炎怀抱着炸弹走进派出所时，他出乎意料地看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从派出所长池田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