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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而成，相反，对吕赫若来说是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和真切的人生体验的。笔者进一步的“大胆”设想则是：吕赫若那些家族题材的小说中，总是出现一个作为讽刺和批判对象的中年男子形象，正是这位作为家长的中年男子形象的刚愎自用、专横跋扈、好逸恶劳、不思进取、肆意挥霍等，才使得整个家族迅速走向衰落。而这样一个父辈形象，是或多或少地折射着吕赫若自己父亲的影子的。
关于吕坤霖，我们所知道的还有这样几个方面，它们在吕赫若的小说中大都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折射：首先，虽然他在很多时候花钱如流水，如为了兄弟分家而耗费巨资修建豪宅，但在另外一些方面，特别是在儿子的教育方面却显得比较吝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吕赫若十五岁时，同时考取了台中师范学校与台中一中，志向高远的吕赫若当然愿意就读台中一中，然后再圆自己的大学梦。但是，父亲为了节省钱财，硬是强迫他到师范学校读书。这对少年吕赫若来说，应该是人生一次不大不小的打击。在吕赫若的小说《合家平安》、《逃跑的男人》等，都有生性吝啬、性格独断的父亲强行中断儿子中学学业的情节，与吕赫若本人所经历的这一事件恐怕不能说毫无关系；其次，根据吕芳雄的回忆，吕坤霖人到中年以后，又娶了一位比自己小十五岁的贫家少女为妾。如果说吕赫若的母亲一直健在，那么这件事对吕赫若的影响不会很大。但在吕赫若十七岁的时候，他那年仅四十一岁的母亲不幸因病去世。父亲原来的妾也就真正成了他的继母。痛失母亲的吕赫若还要处理与专横自私的父亲及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继母的恩怨关系，这对少年吕赫若来说，绝非一件轻松之事。而这样一种人生经历，在他那篇题为《逃跑的男人》的小说中，有着较为明确的折射与表现；而且非常凑巧的是，《逃跑的男人》中的庆云也是十七岁丧母。那么，庆云那种对自己父亲乃至整个家庭的愤激情感甚至远离家庭而“逃走”的冲动，是否与吕赫若本人也十分相似呢？第三，吕坤霖本人是较为迷信的。吕芳雄回忆说，当年在盖“建成堂”时，吕坤霖根据古老风水的原理亲自选定了房屋的位置，“对地理位置略知一二的祖父，在房屋落成之时，颇引以自豪”《吕芳雄回忆录》未刊本，第6页。。他还听信风水师们的谗言，对其父（即吕赫若的祖父）留下来的建义堂多次改造。他本人更是深深地沉溺于佛教信仰之中，整日在暮鼓晨钟、梵音袅袅里度过时日。这种对地理风水的特别看重，无疑也为吕赫若在小说中屡屡表现乡野百姓对风水的虔诚信仰，提供了重要素材。考察吕赫若那些家族题材的作品，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其中的一个共同特点：整个家族的发家乃至鼎盛时期，一般起源于祖父一代。如《财子寿》里的周九舍、《逃跑的男人》中的王举人等，正是这些“祖父”辈的人物开创了家业，成为后人崇拜和尊敬的对象。更有意思的是，这些“祖父”都为后代置下了不菲的家产，但随着“祖父”的去世，这些封建家庭的家势便急转直下。到了“父亲”这一辈，已经无可挽回地步入到了衰落的深渊。特别是兄弟们的分家，更使得原本奢华、热闹的封建大家庭，一下子变得冷落萧条起来。那空荡荡的逐渐颓圮的老房子，恰好成了整个家族走向衰败的某种象征。——笔者在第一次阅读吕赫若这些小说的时候，心里就产生一个疑惑：如此相似乃至相同的情景反复出现在这些作品中，其背后的深层心理动机究竟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作者如此执着地表现着同一个题材和主题？或者说，是否有一个“原型”或“情结”积淀在吕赫若的心中，使他念念不忘不吐不快，而反复地通过小说讲述着同一个关于家族历史的故事？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在对吕赫若的家族历史稍作了解之后，笔者更加确信：正是他耳闻目睹的一系列封建家族的兴衰起落，那些与他息息相关的家族兴衰的故事，激起了他心灵深处的涟漪与浪花，也激发了他那冷峻深邃的思索，并促使他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之后，仍然把家族题材作为自己作品表现的重要内容。尤其是他自己的家庭不可避免的衰落过程，更深深地刺激着他幼小的心灵，成为他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吕赫若客观冷静地写出了那些封建旧式家族走向衰败和灭亡的必然的历史趋势。他以细致的描述告诉我们：正是那些封建大家庭内部的腐朽与黑暗，尤其是封建家长的独断与守旧、固步自封和子孙们的不肖，才导致了一个个封建家族大厦的倾倒。
笔者认为，如果把吕赫若从其祖父那里先天地继承下来的不屈服于命运、永远抗争的叛逆个性，看作其性格发展的最初萌芽，那么他少年时期的封建地主家庭生活，尤其是他对父亲的激烈反抗心理，无疑是这一性格萌芽发育与成长的“最佳”土壤和水分。正是在那样的家庭气氛中，吕赫若性格基因中的反叛倾向迅速壮大并“膨胀”起来，一度上升为整个性格的主导方面。这对吕赫若的人格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封建地主家庭长期不和谐的气氛，特别是身为家长的父亲所固有的自私、专横与“不争气”，给小小的吕赫若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使他成年以后在很长时间内，走不出由长期的封建地主家庭生活和对父亲的失望而造成的心理阴影。笔者甚至认为，正是青少年时期对作为“统治者”的封建家长的父亲吕坤霖的失望与不满，才使得吕赫若很小就对封建家庭文化的专制与腐朽，产生了深刻的感性怀疑与冷峻的理性反思，并为他以后走向反叛家庭与社会的人生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家族叙事之一：家与家族的衰颓
吕赫若表现家族衰颓的作品，主要有《财子寿》、《合家平安》和《逃跑的男人》等。小说《财子寿》从一个特定侧面表现了周海文一家由盛转衰的过程。周海文的父亲周九舍曾经是位闻名一时的英雄人物。他曾一人抗击了众多土匪的袭击，最后土匪留下十余具尸体仓皇逃走，他自己却毫发未伤。这一事件使得周九舍的声名迅速传播开来，老百姓都把他尊为英雄，津津乐道于他的事迹。即使在周九舍去世多年的“今天”，当地的人们一提到他，仍然立刻油然而生“一种尊敬的念头”。在那次事件以后，周九舍依靠自己的名声和信誉，很快成为当地有名气有势力的富豪，并盖起了富丽堂皇、装饰精巧的“福寿堂”。但周家的鼎盛随着周九舍的去世很快就走向了败落。在周九舍去世四年后，他的几个儿子们就吵嚷着分了家。嫡长子周海文乘机把弟弟们赶出了家门。偌大的“福寿堂”只有自己这一房儿女居住。周海文宁愿让十几间房子都空着，也决不租借给同村的百姓住宿。正是周海文的狭隘、自私、吝啬以及不思进取、目光短浅的性格，导致了从父亲手里继承下来的这份家业在坐吃山空之中逐年减少。
不仅作为周九舍嫡系长子和家长的周海文是如此，周家的其他几个儿女也并不争气。例如周海文的弟弟周海山虽然呼吸到了时代的新鲜空气，决不像他哥哥那样狭隘与保守，他“穿西装、涉足花街柳巷，极想脱离乡下”。但他却缺乏起码的商业头脑。他来到大城市里，用分得的那部分财产投资经营了咖啡厅、撞球场等，但是不到四五年之间，便一败涂地彻底破产，直至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所谓“富不过三代”的传统民谚，在周海文家里得到了明显的应验。实际上还没有来得及等到第三代，周家的破败与衰落就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稍微具备一些理性就可以发现，周家兴盛期的短暂实在是一种必然。从周家的发家史来看，周海文的父亲周九舍是靠着自己草莽英雄的名气而先成为乡邻们敬畏的民间权威，然后与农村基层政权相结合做投机买卖。在日本占领台湾以后“被推选为三庄的总理”，“这个时候做米的买卖事业刚好顺应潮流所需，所以他的财产逐年增加”。可见周家实际上具有更多的封建性特点，他们家的致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权力资本运作的结果。即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商，也与西方那种伴随着工业化而导致的资本积累完全不同。如果说周九舍本人还是靠他的胆识与对机遇的敏感度取得了成功的话，那么到了他的儿子周海文这一代，可以说既缺乏现代工业文明所造就的经营与管理才能，又丧失了父辈的胆识和眼光。相反，周海文却继承了其父专横跋扈、贪婪自私的本性。他们从小过着的养尊处优的富贵生活更使他们养成了懒惰无能、墨守成规的个性，只能躺在父辈留下的基业里任其腐朽和没落了。
另一篇作品《合家平安》也是以家族的衰颓作为主题背景的。小说中的范家，原是远近有名的望族，到了范庆星这一代才呈现家势式微的迹象。在小说文本中，作者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渲染范家所居住的那所大房子的豪华，以及主人公范庆星和他的妻子玉凤过着的悠闲、奢靡的贵族生活。但是，这种贵族化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范家就走向了败落，而先前那种贵族化的生活，对范庆星夫妇来说更像是春梦一场。范家的败落，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个家庭的主人范庆星嗜食鸦片烟。凭一支鸦片烟管，就足以把万贯家产耗得一干二净。后来在亲友们的帮助下，范庆星把几个儿子集中在一起，在闹市中心经营了一家饮食店。刚开张不久，生意也曾红火过，范家眼看着要走向“中兴”。但是好景不长，范庆星的鸦片烟瘾重新复发。把刚刚赚来的钱财吸了个精光不算，还倒腾得自家的饭馆彻底破产，儿子们也只好作鸟兽散。经此事变，范家彻底一蹶不振，真正过起了入不敷出的赤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