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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有这样的诗句：“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夕阳西下、牛羊归家，如此景象更加激起了对滞留在外不能归家的远方亲人的怀念。从那以后，中国的文人们似乎怎么也走不出这日落天远的苍凉景象。“日暮天晚，象征着岁月时日的匆迫；路远天阔，象征着理想的难以达成，这‘日暮’与‘路远’的象征，从先秦屈原写离骚，已成为中国诗中一种象征的‘原型’。”黄永武：《中国诗学——思想篇》，（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79年版，第82页。于是，尽管“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藤王阁序》。的美丽景色的确可以令人流连忘返，却也隐隐地透露着“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般的伤感；更不要提“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一类的颠沛流离、哀伤断肠了。祖国大陆的传统文学里，有着如此丰富的月亮、黄昏的意象，吕赫若在小说中对这一美学传统的继承和运用，也就极为自然而且驾轻就熟了。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小说中对乡土田园及自然风物的艺术表现，也与中国人“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密切相关。吕赫若小说的意象美，单从小说题目的选取上就可见一斑。一般作家在命名自己的小说作品时，往往采用与作品主题密切相关的典型事件，或者是作者所要倾力塑造的人物形象来命名，如鲁迅的《祝福》、《阿Q正传》等。吕赫若的小说，有一部分也是如此，如《逃跑的男人》、《女人的命运》、《婚约奇谈》等，但另外一部分却更像是散文的题目，如《庙庭》、《月夜》、《石榴》、《清秋》、《玉兰花》、《风头水尾》、《山川草木》等，这些作品本身相对来说也更富有散文化和诗化倾向，与作品中那明显的清新淡远的艺术风格交相呼应，给读者以身临其境的美感，让读者感同身受地体会着田园乡土之美。
二、吕赫若小说的诗性艺术与日本文学传统
大凡对日本传统文化有些了解的人，往往对日本国民性中那么一种深切眷恋大自然的情结惊叹不已。或许是岛国的地理位置和多山、狭窄的地势环境以及居室的相对拥挤，使他们对广袤而平坦的原野更显钟情？而普通日本人平日里的吃苦耐劳、自我克制以及过强的精神压力等，也使他们的心灵更渴望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获得休憩与放松？因此，“从神话故事开始，日本人就认为神的慈悲沐浴着大地的草木，人受惠于自然，自然是生命的母体，是生命的根源，他们对自然怀有一种特别亲和的感情，对自然的爱，带来生活与自然的融合。人的生活与自然密不可分。这是日本人对自然的根本感情。”从这里出发，诞生了日本人审美意识中最核心与最本质的内容：“日本人最初的美意识，不是来自宗教式的伦理道德和哲学，而是来自人与自然的共生，来自人与自然密不可分的民俗式的思想。”叶渭渠、唐月梅：《物哀与幽玄：日本人的美意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1页。
这种独特的审美意识进一步决定了日本文学传统中远离社会政治斗争，刻意表现“物哀”、“幽玄”、“风雅”乃至“好色”的审美文化风格。从日本最早的古代神话、历史传说、民间歌谣及历史文学《古事记》、《日本书纪》等作品，到最早的歌集《万叶集》以及物语文学的集大成者《源氏物语》，无不体现着这种“物哀”的审美理念。而在川端康成、德富芦花、横光利一等大多数近代作家那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种物哀美的具体传承。那么何谓“物哀”呢？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日本文化与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叶渭渠先生，曾对“物哀美”的具体特征作了归纳：
首先，“物哀”是客观对象（物）与主观感情（哀）一致而产生的一种审美情趣，它离不开审美主体对客体朴素而深厚的情感。而客体也往往是与人（主体）有密切关系的自然物，已经具有某种生命意义；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主体的情绪应该是静寂的，它交杂着哀伤、爱怜、同情、共鸣等情感体验，并从这种感动中进一步推广到对人生世相的反应，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体味事物的“哀”的情趣。同①，第85—86页。这种“物哀”传统深深地浸润着日本一代一代的文学艺术家乃至普通国民。
无独有偶，吕赫若所喜爱的日本近代作家作品，也大多凸显出这种对大自然的亲近情感。笔者在前文已指出，吕赫若读到的最早的文学启蒙读物，就是岛崎藤村的《千曲川风情》，这部作品与德富芦花的散文集《自然与人生》一道，曾被当做日本近代散文随笔文学的典范，还一度被指定为近代日本国民实行“情感教育”的通读书目。尽管笔者没能找到直接证据来印证吕赫若一定阅读过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但德富芦花、岛崎藤村等日本近代作家以晓畅平易的语言、精确描摹大自然的瞬息变化与四时更替的意识旨趣，显然给吕赫若以深刻的启发和影响。而他之所以对林芙美子的《明暗》等作品赞不绝口，也是因为被林芙美子笔下的“人之美”与“自然之美”所深深地吸引的缘故。吕赫若也同样以他细致平淡的笔触描摹着大自然的山野林木、霜晨月夜、倒影炊烟等自然风物，展示着它们的千姿百态与美的魅力。笔者注意到，吕赫若笔下经常出现与“物哀”审美传统极为相似的、表现人与自然充满亲和情感的文字：
漂浮在淡淡白色朝霭中的菊叶，张着蜘蛛的细丝，丝上挂着无数白色的露珠。一浇水，露珠扑簌簌地滑落，……日益苍绿的菊叶，笼罩在明亮季节的气息里，在逐渐冲破温煦的拂晓浓雾之光线中摇曳。已经几年不复见菊花的新叶吧。感受到新鲜植物的气息，一时之间耀勋恍惚拿着喷壶，嗅新叶的味道，同时油然而想把嘴凑进鲜嫩叶面，终于忍不住伸手触摸叶子。柔软叶面的触感及令心情舒畅的冰凉，传到指尖，沁入背脊。他如小便后般微颤。凝视被露水沾湿的盆栽之色彩，以及褪色的棚架，忽然唤醒他对由于几年的东京生活而中断的田园生活之怀念，深深感受到回到故乡的神清气爽。而且，发现故乡之美的喜悦，为四肢注入了力量，他赶忙替菊棚浇水。
这是小说《清秋》中的一段文字，也许引文太过长了些，但在笔者看来，它的确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与日本审美传统密切相关的物哀美。作者先从菊花叶子上的几滴露珠写起，然后让主人公耀勋去触摸沾满露珠的叶子，于是，“柔软叶面的触感及令心情舒畅的冰凉”从指尖沁入背脊，甚至使“他如小便后般微颤”。这细腻的感觉与眼前的美景勾起了耀勋无可名状的喜悦，但在喜悦的背后，又隐藏着一种深刻的悲哀。整段文字无不充满着鲜活的大自然之生气，以及令人炫目的光与色，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宁静、小巧甚至有些闲寂的美学韵致。这种韵致，在日本经典文学作品里太普遍了。
大概是频繁的地震、风暴与火山等自然灾害使日本人感到了自然界的无常和人生的虚幻，或者是太过险恶的生存环境使他们感到了生活目标的渺茫，所以日本文化中始终渗透着深刻的宿命观，而这种宿命观又顽强地影响了他们心灵深处那种唯美的审美观念。正像许多研究日本文化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日本人把樱花尊崇为国花，就充分地表现了一种宿命观：樱花很像中国人心目中的昙花，其美在于瞬间。而正因其美在于瞬间，便有了人生苦短、良辰不再的象征意义；而樱花的花期正因太过短暂，所以才怒放得那么辉煌灿烂；小小的一滴露水，生命也是如此短暂，但也同样是玲珑剔透，在其短暂的生命中绽开绚丽的色彩，吕赫若的这一文字表现，实在是深谙日本传统文化与审美观念的艺术结晶。那沾满白色露珠、日益苍绿的新鲜菊叶，是否也在生命的新老交替与轮回中象征了一种微茫的希望？
类似这种表现人（审美主体）与自然（客体）互相感应、彼此亲和的文字，我们在《玉兰花》、《山川草木》等小说里，都可以轻易地找到。甚至在《风头水尾》这篇展示自然环境之险恶、人对自然环境的顽强抗争的作品中，仍然充斥着这种素淡而宁静的人与自然的亲和之情。主人公徐华站在“一望无垠的木嘛黄防风林”边上，而“刺骨的海风从秃枝缝间袭来”，但在如此苛刻的自然环境中，徐华心头却涌起一股“暖意”，并强烈感受到一种生存的气魄。人与自然在彼此的抗争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和谐。《前途手记》中的淑眉则是在阳光明媚的春天萌生了希望，在火热而烦闷的夏天付诸于“实践”，却在果实累累的秋天收获到了失望的苦涩，一到冰雪皑皑的冬天，寒冷和疾病一同来临。经过这样两个四季轮回，淑眉那美丽而年轻的生命便走到了尽头。可以看到整篇小说中，人物的心灵与外在的四季变换是如此亲密而直接地彼此感应，形成一种特殊的互动关系。这种以季节的变换与四时物象来表现人物命运的波折与情感波澜的艺术手法，我们在《源氏物语》等作品里又是何等熟悉！而日本诗歌与散文里对“季”、“季物”的表现也是再普遍不过的。究其原因，还是与日本人常以一种亲和的情感去注视、捕捉自然密切相关。“日本人对自然，特别是对四季的变化、植物世界的变化有着极其纤细而多彩的感受，这就是日本人的自然观最重要的特征。”叶渭渠、唐月梅：《物哀与幽玄：日本人的美意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在笔者看来，虽然日据时期的台湾作家处在与日本文化直接接触的现实处境中，但像吕赫若这样剔除殖民统治的阴影而深谙日本文化与文学中“物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