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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虽然日据时期的台湾作家处在与日本文化直接接触的现实处境中，但像吕赫若这样剔除殖民统治的阴影而深谙日本文化与文学中“物哀”的审美理念，并将其具体运用到文学创作中的，并不多见。原因恐怕不能不归结到吕赫若那独特的审美个性与艺术天赋上。作为一名在音乐、戏剧与文学诸领域里都取得了突出成就的艺术家，吕赫若对宇宙人生与自然万物之美，有着特殊的敏感与体悟，他很快被传统日本文化中那种唯美的精神所吸引，并具体运用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当然，我们还应看到，吕赫若所受到的日本文学与文化的这些影响，虽然广泛而深邃，但总是限定在艺术理念与审美熏陶的范围之内的。在深层次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社会历史观等方面，吕赫若的作品仍然承传着地道的汉民族文化。日本文化始终没有也不可能“杀进”这些领域。
此外，吕赫若对日本文化与美学传统的大量接受与借鉴，在某种程度上也隐藏着一种针对殖民政府的高压政策而采取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机智策略。熟悉日本传统文化的人一定会了解，暧昧性恰恰是传统日本人的基本性格之一。直到今天，普通日本人在人际交往时，也很少使用“是”与“不是”等含义明确的词语，而作为日本文化的语言载体——日语本身，就有极强的暧昧性。不管造成这种文化心理的暧昧性的原因有多复杂，它的确可以成为吕赫若等人面对殖民高压、被殖民当局强迫“表态”时的一种应对策略。笔者第一次阅读完《清秋》后，最强烈的感觉就是：这篇小说写得非常暧昧。小说前半篇，作者就像是张开了一张大网，这张网开始张得应该说是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的，但是在结尾收束时，却显得有些匆忙慌乱，力不从心。作者似乎欲言又止，吞吞吐吐，最后匆忙结尾了事。究其原因，当然与作者在“皇民化”高压政治下的心灵痛苦与挣扎不无关系，也与作者对殖民政府“阳奉阴违”的回应策略密切相关。但不能不承认，这篇小说乃至《玉兰花》等与“皇民化”有瓜葛的作品，更具有一种暧昧的美感。笔者认为，吕赫若在这里实际上巧妙地利用了日本传统文化和文学所固有的暧昧特征，为自己抗拒殖民政府的强权与高压服务，这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绝。
结语在斗士和艺术家之间
三十八岁，一个虽说不上“如花似锦”却实实在在是人一生中最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年龄。
三十八岁，本该是人生大展鸿图大有作为并充分享受生命之欢乐的年龄。然而，吕赫若恰恰是在这样的黄金年龄里猝然逝去。
他原本可以不走这条路。作为20世纪40年代台湾音乐界屈指可数的当红歌唱家之一，作为在当时就很有影响的小说家，他完全可以过着一种自足安乐的优越而富足的生活，前提就是他能学得聪明一些，认准“风向”，像中国古人所说的“识时务者为俊杰”。或者，至少他能变得小心一些，胆怯一些，做一个当局的老老实实的顺民。
但是，正如笔者在前文指出的那样，凡是对吕赫若的性格多少有些了解的人，应该不会惊讶于他在“左”的道路上竟然越走越远。以他那样的个性，以他那样对改造不合理社会的强烈愿望和对理想的炽热激情，吕赫若义无返顾地走上激烈的反抗之路，最后付出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辞，实在是他性格与思想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他生命旅程最合乎情理的归宿。
作为一个炽热而坦诚的人，吕赫若的一生，就是为真理和社会正义而奋斗的一生；他的一生虽然坎坷却充满着血与火的战斗激情。吕赫若的小说作品，便是其真诚人格的具体写照。他把自己独特而隐秘的、纯粹个人化的感受，在那充满着压迫与愤怒的血腥年代里，以虚构的艺术形式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出来。当这种虚构的艺术想象远远不能满足自己改造社会的急切愿望时，他再也不能心安理得地陶醉在自己虚幻的艺术象牙塔中，终于迫不及待地要“赤膊上阵”了。吕赫若最后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投身到反抗国民党暴政的斗争洪流之中，以身殉了自己的理想。吕赫若以自己惨烈的人生悲剧昭示后人：在当时强大而黑暗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勇敢地喊出真实的声音，是要付出多么沉痛的代价。
那深藏在心中、压抑已久的叛逆之火，点燃了吕赫若的心灵。他用这心灵之火为自己照亮了前进的方向，这灯火激励着吕赫若在人生之路上顽强地前行，那是他生命不可或缺的原动力。吕赫若让自己的生命之火尽情燃烧，让他的生命在极短暂的历程中散发出耀眼的光辉，而在这耀眼的光辉中，吕赫若的生命戛然而止。如同一道闪电，溘然消失在茫茫的黑夜里。他与黑暗一同灭亡，却把对光明的无限向往留给了后人；也把无尽的悲壮、敬仰与痛惜等情感，留待后人细细咀嚼。
当然，当把叛逆看作吕赫若性格中最为核心与本质的一个方面时，笔者希望这样的概括不要人为地遮蔽了吕赫若性格系统的其他方面，尤其是吕赫若个性中那些丰富多彩乃至复杂矛盾的方面。
事实上，吕赫若是一个典型的性情中人。在朋友眼中他不仅外表潇洒，而且为人豪迈，言谈举止充满风趣。陈映真等著：《吕赫若作品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23页。他乐善好施，爱交朋友，尤其珍视文学艺术界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吕赫若在自己的日记中，保存了不少与朋友在一起时“大喝美酒”、“畅饮醇酒”的记载。通常的情况是，他一喝酒就脸红，而在微醉之中，吕赫若总是要放声歌唱。吕芳雄也回忆道，吕赫若在家乡潭子公学校教书的时候，偶尔到学校参加聚餐，不善饮酒的他总是被师长们灌得酩酊大醉，“骑着脚踏车一路摇摇晃晃的回家，一进家门便倒地不起”《吕芳雄回忆录》未刊本，第16页。。对待孩子们，吕赫若虽然有时态度粗暴，厌烦孩子们的吵闹影响他的写作，但在心绪好的时候，他也会与孩子们一起做游戏，学狗爬，让孩子坐在自己的背上玩乐。他自己疼爱的女儿绯纱子五岁那年因病夭折，实在是其人生之大痛。吕赫若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为爱女治病的过程。得知女儿得的是脑炎后，吕赫若“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泪水”；女儿的病情稍稍有所好转，吕赫若的心绪也立刻好转了许多。但没过多少时日，女儿终因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吕赫若感觉自己的心“好像被挖掉了一块”，他在日记中对女儿说：“爸爸尽了全力来医治你，而你今早却忽然而逝！……这毕竟不是爸爸的力量所能及的。”《吕赫若日记》未刊本，1944年6月28日。他还以《星星》为题写了一篇小说，以寄托自己的哀痛之情，可惜未能公开发表。同①，第29页。吕赫若不仅珍视着人间的亲情、友情与爱情，而且对周围的人与物总是充满着关爱与同情，自家养了九年的狗死了，他也痛惜并感伤不已。同②，1942年10月18日。对于生活，对于艺术，吕赫若有着说不出的热爱与留恋。他曾感叹：“对人生总感觉有点寂寥。吾人毕竟没有艺术就活不下去。”同②，1942年2月9日。
可以说，小说、音乐、戏剧等艺术酵素，已经深深地融进了吕赫若的血液，成为他生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众所周知，吕赫若在音乐方面取得的造诣是很高的。他赴东京留学时，曾师从于当时据说是日本音乐界的最高权威、东京音乐学校的长阪好子先生。吕赫若在名师的悉心指导下进步很快。学业完成后他又参加了东京东宝剧团，演出了一系列歌剧，并多次举办过个人演唱会。1942年回台湾后，他又与友人吕泉生等一起组织了“厚生演剧研究会”，活跃在台北演艺界。吕赫若一度成为台北最当红的男高音歌唱家。
吕赫若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刻苦勤奋，但他并不是不懂得生活情趣、只知埋头苦干的苦行僧。尽管生活非常繁忙也较为清苦，但吕赫若的业余生活与爱好还是非常丰富的。从吕赫若日记来看，至少在1942年至1944年间，欣赏电影与音乐会、观看戏剧演出，可以说是吕赫若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仅以电影为例，吕赫若日记中就有不少观看电影的记载，而且大都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法、德、美等国的最新影片，以及祖国大陆拍摄的故事片、记录片等。对吕赫若来说，观看电影不仅是一种消遣和娱乐，也是他了解世界、丰富艺术经验的手段之一。吕赫若的艺术鉴赏力是很强的，每次看完电影，吕赫若往往要在日记中评论几句。例如看完法国电影《罪与罚》后，吕赫若就对法国演员比耶尔·布朗夏尔的优秀演技和片中巧妙的音乐运用赞不绝口。《吕赫若日记》未刊本，1943年1月12日。
在评价好友张文环的小说《山茶花》时，吕赫若曾这样写道：
他是个敏感，深具感性，且浪漫的男人。《山茶花》里将他的这一面表露无遗。……创造这种文学，决不是单凭理论，也不是单靠桌上苦读就一蹴可几的。这得全凭生活力，体内流动的血液，浪漫气质以及天才而成。因此，我始终认为其作品中蕴涵了张文环氏的文学趣味，以及他的生命。吕赫若：《我思我想》，吕赫若著、林至洁译《吕赫若小说全集》，（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561页。
陈万益认为，将这段文字看作吕赫若本人的“夫子自道”，是再恰当不过的了。的确，吕赫若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充满感性而浪漫的艺术天才呢？他敏感多情、生性浪漫又为人朴实憨厚，风流倜傥而不轻浮浅薄；他充满理想，却完全没有走向极端与偏执；他富有正义感，又决不是一个整日板着面孔教训别人的道德家。生活中的吕赫若总是给人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