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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始五年（公元269年），司马炎任命尚书左仆射羊祜坐镇襄阳，为消灭吴国做战略准备。羊祜是司马师的内弟，才能出众，忠心耿耿，受到当时百姓和后世人的尊敬。接受这道任命后，他在襄阳安抚百姓，减轻赋税，努力加强战略物资储备。
虽然吴国的形势已经每况愈下，但江东依然有许多人才，羊祜在襄阳期间，三国名将陆逊的儿子陆抗出任东吴对晋方面的主帅。他颇有父亲的遗风，上任没多久，就在与晋方的较量中攻城破阵，让羊祜看到了他的军事才能。羊祜明白自己遇上了对手，就采取相持战略，在积极备战的同时采取怀柔政策，安抚边界军民，让东吴百姓也感受到西晋政权带来的好处。
五年之后，陆抗病逝，晋军又得到了机会。羊祜向司马炎提出讨伐吴国的建议，但却遭到贾充等人的反对。贾充是晋武帝时期的重要人物，在史书中历来以奸臣的面目出现。他前期最重要的活动是当机立断，在司马氏夺取政权的关键时期下令杀死了魏帝曹髦，因此受到司马昭的器重，后来又在立储事件中站在司马炎一方，成了晋武帝最信任的大臣。这个人出身法学世家，颇有才干，曾经主持修撰《泰始律》，为西晋一朝立下汗马功劳。他强烈反对伐吴确实也有自己的理由：西晋对平定东吴的确没有必胜的把握，曹操大败于赤壁的阴影犹在，他认为皇帝不该拿江山去冒险。这种极端的小心翼翼导致行动上的患得患失，贾充成了极端的反战派。
虽然羊祜一再请战，但司马炎在贾充等人的影响下总是不同意。羊祜很忧愤，感叹说：“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现在上天给了我们这么好的机会，难道一定要等到错过以后才后悔吗？”又过了两年，羊祜也患了重病。临终前他让张华转告司马炎，说如今孙皓暴戾，已经尽失江东人心，趁着这个机会攻打东吴，一定可以成功。但如果孙皓死了，下面再有个英明能干的人继承他的位置，重新赢得江南人心，到时候调整战略，再加上长江天险，恐怕西晋就再难灭掉吴国了。最后他向朝廷推荐杜预，让他继续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
金陵王气黯然收
羊祜看得没错，杜预果然也是个卓越的统帅。他到任后先设了一道离间计，让孙皓换掉了颇有能力的西陵总督张政，削弱了吴军的西线实力。几个月后，他再次向朝廷上表要求攻吴，司马炎又陷入了犹豫中。
正在这时，益州刺史王濬也向武帝上书请求出兵。为了制造攻打东吴所用的战船，他几年前就去了四川，在益州制造了大批舰船，造船时削下的木屑沿着长江顺流而下漂到东吴，当地的官员猜出了西晋的战略意图，向孙皓报告，但他却完全不理会。东吴官员只好用铁索横拦住长江沿线的战略要地，还造了不少一丈多长的铁锥放入江中，想用这种方法阻挡住西晋的战船。
从王濬开始造船到现在，前后已经有七年了。早期制造的船已经开始朽烂，七十岁的王濬觉得自己来日无多，向皇帝表示自己希望能在去世之前看到东吴的平定。司马炎徘徊无计之余，找来张华一起下棋，希望调整一下自己的思绪。正在这时，杜预的又一份请战书送过来，一向积极主战的张华推了棋盘，向司马炎极力陈述灭吴的好处。这次司马炎终于不再犹豫，不顾贾充等人的反对，下定决心要攻打东吴。
羊车游宴晋史纪：武帝既平吴，颇事游宴，怠于政事。掖庭殆将万人，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竞以竹叶插户、盐汁洒地，以引帝车。而后父杨骏始用事，交通请谒，势倾内外。朝政大坏，至其子惠帝，遂有五胡乱华之祸。
不久之后的公元279年十一月，司马炎派出六路大军总共二十万人，分别从武昌、江陵、夏口、巴蜀等地出征，开始了平定东吴的军事行动。作为司马炎最亲信的大臣，贾充被任命为这次军事行动的元帅。诏令发出，贾充仍然坚持说伐吴不利，还说自己老了，难以担当此任。但司马炎却说如果贾充不答应的话，他就要御驾亲征，贾充没有办法，只好去襄阳上任，负责军队的调度工作。
从第二年年初开始，晋军一路攻城略地，所向披靡，王濬率领着接连百里的水军船队从益州出发，沿长江顺流而下。他们造了几十个巨大的木筏先行开路，江里的铁锥都扎在木筏上，漂到远处去了。然后晋军又造了许多几十丈长的大火把，把它们放在船的前面，一遇到铁索就点燃火把，结果铁索纷纷被烧熔断开。此后的晋军势如破竹，直攻建业，东吴军队一败涂地，孙皓走投无路，只得向晋军投降。到这时，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三国鼎立时代终于结束，天下重新归于一统。几百年后，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西塞山怀古》中写道：“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这充满了对这段历史的追思与感怀。
胜利的消息传到各处，却是有人欣喜有人愁。贾充在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仍然上表说东吴不易平定，请求司马炎撤回军队，还要求腰斩张华，没想到平定东吴的捷报却及时送到，让他很是难堪。不过司马炎倒是很理解这位老臣的心情，只是极力宽慰。朝廷中的文武百官纷纷向皇帝道贺，只有先前从吴国投奔来的孙秀没有参与，他回忆起当年二十岁的校尉孙策在江东创立基业的辉煌，不禁痛心疾首，向南方落泪不止，感叹说：“苍天啊，这究竟是谁的过错！”而在羊祜生前最喜欢登游的岘山上，襄阳的百姓们为他建起了祠庙，立碑祭祀，司马炎追思起当年羊祜为灭吴而进行的苦心经营，不禁也潸然泪下，说：“今天的这一切，都是羊祜的功劳啊！”
西晋的辉煌顶峰
孙皓被送到洛阳，晋武帝在大殿上见到他，说：“我在大殿上给你设这个座位已经很久了。”孙皓在统治国家上虽然没有才干，却也颇有骨气，当下回答说：“我在南方的时候，也给你设了这么个座位。”
贾充也不怀好意地问孙皓：“听说你在南方设了不少酷刑，有凿人眼睛，剥人脸皮的，这是什么刑罚？”
能言善辩的孙皓当然不会让贾充占了便宜，他回答说：“这种刑法是专门给那些弑君的奸臣准备的。”
贾充听了顿时面红耳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司马炎也不生气，给孙皓安排了优裕的生活，又任命了许多随他投降的东吴大臣为官，还减免了东吴百姓的赋役，让江南人民对晋朝增加了不少好感，当地也因此稳定不少。
统一天下之后，西晋最辉煌的时刻来临了。自从东汉末年大乱以来，群雄并起，三分天下，其间不知有多少百姓兵士死于战争。如今和平时代终于来临，人们繁衍生息，国家又恢复了繁荣的景象。短短两年之间，重返家园的战争流民和新出生人口就有一百余万，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占田荫客制是西晋经济制度中最富代表性的政策。虽然它在形式上规定了人们占有田地的上限和下限，希望能籍此达到限制私人兼并土地并保证国家赋税来源，事实上却没有相关措施保证这些做法的实行，因此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宗室兼并土地的现象依然严重，依附豪强的流民日渐增加，都为日后的动乱埋下了隐患。但无论如何，这段时间都是三国两晋南北朝长期动乱中难得的太平时期，在西晋之后，当中国再一次走向统一时，已经是三百年之后的隋朝了。
平吴之后，司马炎的作风也渐渐变了。当他执政之初，曾经厉行节俭，削减各地进贡，禁止乐舞百戏和游猎器具，甚至连宫中牵牛用的青丝绳断了，他也要下令用青麻代替青丝。但到了后期，随着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整个统治集团奢靡成风，再也无法控制，不单石崇、王恺这样的大臣竞相斗富，就连司马炎自己也改了当初勤俭的习惯，日子越过越荒唐。
那时司马炎经常要花很多时间去游乐、宴饮，对国家大事越来越不在意。平定东吴以后，他选了吴国的五千名宫女进宫，嫔妃实在太多，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去见哪一个，干脆就坐上用羊拉的小车在宫里转，停在哪儿算哪儿。有的人希望皇帝停在自己门前，就用盐水洒在门前的草地上，吸引羊儿停下。后来大家纷纷效仿，连羊都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停在哪儿了。
武帝后期，朝政握在了皇后的父亲杨骏以及杨骏的弟弟杨珧、杨济的手里。他们互相勾结利用，权倾朝野，时人称他们为“三杨”，许多朝廷里的旧臣都被疏远、贬退，朝廷渐渐显现出破败的气象。也经常有人向晋武帝提出规劝，晋武帝虽然心里明白自己做得不对，却也已经形成了习惯，而且这些事情处理起来千头万绪，他感到懈怠，不愿意再去做努力了。
难以理清的矛盾
扫灭东吴是司马炎人生中的一个辉煌时刻。但当外患解除之后，各种各样的内部矛盾又摆在了他的面前。许多开国帝王在建立国家时，面对的天下是一片废墟，他们尽可以在这张白纸上尽情挥洒，草创制度，一砖一瓦地按照计划建立起一个新的帝国。而司马炎则不同，他面前是一个已经颇有基础的国家，名义上他是个开国皇帝，实际上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守成之君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朝中到处都是比他资格更老的元老和长辈，每一步举措都可能触动很多人的利益，引出数不清的麻烦和纷争。平吴之后，王濬和王浑两位功臣争功不下，司马炎封赏其中一方，就会引起另一方不满，最终皇帝也只能在他们之间疲于奔命，拼命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