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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祎等都在康熙寝宫外等候。
巳刻（上午9～11点），雍正赶到，急入寝宫问安。康熙告诉雍正自己病情日增之故。雍正含泪劝慰老父。这天，雍正曾一连三次进见请安。
当晚戌刻（晚上7～9点），康熙驾崩。
正在雍正“哀恸号呼，实不欲生”之际，隆科多宣布康熙遗诏，胤禛承继大统。雍正“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诚亲王等向雍正叩首，劝其节哀，雍正“始强起办理大事”。
大行皇帝康熙的遗体被连夜运回大内。先此一步，雍正已在隆科多的护佑下提前驰回紫禁城，以哭临大行皇帝梓宫。接着，皇城九门紧闭，隆科多亲守朝阙，非有旨令即亲王也不许入内，一直到二十日国丧。
十七日，谕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继位登极的康熙遗诏自宫中捧出。礼部堂官于乾清门外跪接，从中道捧至午门外，安于层台上，张黄盖。百官着素服，行三跪九叩礼，跪听宣诏。宣诏毕，百官起立默哀，再行三跪九叩礼。礼部堂官将诏奉放于安龙亭内，又从中道出大清门捧至礼部，由礼部派员颁布天下。
二十日，胤禛即位，免百官朝贺，诏告天下，以明年为雍正元年。
而各种指斥雍正以阴谋手段矫诏夺嫡、谋父篡位的谣言，几乎同时沸沸扬扬地传布开来，甚至远播海外。康熙六十一年朝鲜使臣李混等回国后，报告朝鲜国王康熙之死、雍正即位的情况时说：“或称秘不发丧，或称矫诏袭位。内间事秘，莫测端倪。而至于矫诏，则似是实状。”
在有关康熙之死、雍正即位的官方记载中，确有不能解释的很多疑点。
首先便是“八人同受遗诏”的说法。
官方记载，康熙临终有允祉、允祐、允禩、允禟、允礻我、允祹、允祥、隆科多八人，在病榻前同受命雍正继位的遗诏，另有允禄、允礼、允禓、允祎在寝宫外等候。这确是雍正即位名正言顺最有力的证据。然八人中，允禩、允禟已经不明不白地死去；隆科多已经被禁锢而亡；允礻我正在禁锢中；允祉、允祹，一个被革亲王、一个被革郡王；允祐明哲保身唯求苟活；允祥正是雍正的心腹。没有一个人可能出来对证。
“八人同受遗诏”正是出自雍正本人之口，从雍正对八人同受遗诏的不同说法，可以看出某些蛛丝马迹。
“八人同受遗诏”，最早的版本是雍正七年（1729年）九月成书的《大义觉迷录》，在这以前，从没有过相同的记载。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在一篇上谕中说，康熙命他继位，是在病危之时仓促间“一言而定大计”，并没有一字提及“八人同受遗诏”的事。
在雍正五年十月的一篇上谕中，雍正才开始说到诸皇子同受遗诏的情节，但也只是说：“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诸兄弟及隆科多入见，面降谕旨，以大统付朕，是大臣之内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并没有具体指明是哪些皇子入见。
即便是八人同受遗诏的说法出台之时，雍正仍一方面说，允禩、允禟久蓄邪谋、希图争位，若不是亲受传位遗诏，怎么肯“俯首臣服于朕之前”？一方面又说，“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允禟。按：允禟后被雍正改名为“塞思黑”。）突至朕前，箕踞而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若非朕镇定隐忍，必至激成事端”，“圣祖仁皇帝宾天时，阿其那（允禩。按：允禩后被雍正改名为“阿其那”。）并不哀戚，乃于院外依柱，独立凝思，派办事物，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愤可知”。这显然反映出他们对雍正继位全无思想准备，如已受遗诏，又如何会有此种表现？
当然，在雍正前后矛盾的叙述中，可能有两种谎言：八人同受遗诏可能是假的；雍正所述塞思黑（允禟）、阿其那（允禩）在康熙辞世之日的反常表现，也可能是假的。后者，也有可能是雍正捏造事实、夸大其词，以置塞思黑（允禟）、阿其那（允禩）于死地。
但又有以下疑点：
康熙病危之时，十万火急召雍正进见。雍正从天坛斋所赶赴畅春园，为什么竟用了五个时辰（九至十个小时）？
假如在雍正进见康熙之前，已有八人同受遗诏，为什么在他进见之后十个小时，包括一日三次的请安，康熙仅和他谈论病情缘起，并无一字提及传位大事，八人之中也并无一人向他透露传位遗诏之事，使他在康熙死后得知命他继位的遗诏时，竟至“惊恸昏仆于地”？
为什么宣布传位遗诏时，除皇子外，只有康熙并不欣赏、也并非唯一皇亲国戚及重臣的隆科多一人在场？
为什么雍正一即位，即迫不及待地杀掉康熙晚年经常传达康熙旨令的近侍赵昌，而使全国震惊（据当时在京的传教士马国贤言）？即下令收回康熙所有的朱批谕旨，声言“若抄写、存留、隐匿、焚弃，日后发现断不宽恕，定从重治罪”呢？
这些似乎都隐示雍正即位的不合法性，都隐示雍正的即位是一个阴谋。
那么，雍正既背叛其父康熙的意志阴谋篡位、做了亏心事，便似乎埋下了他日后犯发心病的病根。
一辈子要强的雍正，不会将内心深处的“病根”告诉任何人。持有雍正篡位观点的人，是从一些反常事件中，强烈感到了这一铮铮铁汉内心中无可名状的虚弱和恐怖，特别是只能由他自己一个人强忍独担的那种无助的虚弱和恐怖。
康熙生前居住的畅春园，是规模最大、最为富丽堂皇的皇家园林。雍正即位后弃而不居，另拨巨款营建圆明园，作为自己经常居住的行宫。
热河（今承德）避暑山庄，是北京以外、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自康熙开始，几乎所有的清帝，每年平均约有一半时间在那里处理朝政，接受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的朝觐，在那里行围打猎、摔跤较射、赛马火戏。雍正为皇子时也经常陪侍康熙前往避暑山庄。然他即位后直至去世的13年间，却再也没有去过一次避暑山庄。
京东马兰峪，是清入关后帝陵陵区所在，雍正祖、父——顺治、康熙均葬于此。雍正则一反常规，不入祖坟，将自己的陵寝建在了数百里以外的京西易县。这给他的子孙出了个难题——死后归葬何处？最后乾隆帝立了隔代间葬两陵的规矩，才有了后来“清东陵”、“清西陵”之分。
雍正远远地避开了他的父亲康熙。
雍正相信世上有鬼。他曾说：“鬼神之事即天地之理，不可以偶忽也。”“朕于天人感应之间，信之甚笃，知之甚明。”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鬼，在心中，按照“雍正夺嫡”的观点，他正是做了亏心事，心中有鬼，方才不敢也不能面对父亲的亡魂。
与之对立的一种观点，则认为雍正并非“篡位夺嫡”，而是正常承继大统。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包括持有相反观点的人），很轻易地批驳了以下数种雍正“篡位夺嫡”的说法：
一是改诏说。关于雍正即位，民间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康熙传位遗诏上原来写的是“传位十四子”，雍正与隆科多勾结，将“十”字，改为“于”字，成为“传位于四子”。经考证，此说属明显讹传。清朝诏书向来用满汉两种文本，康熙辞世，事起仓促，遗诏用一种文本亦可理解，但这一文本恰恰是满文。为此，宣读遗诏的鸿胪寺官员，还受过御史汤保等人参劾。满文无法以上述说法进行更改，即算有汉文遗诏，改诏也不容易。清制，称诸皇子时，一定要有一个“皇” 字，如“皇长子”、“皇二子”、“皇十三子”，不能称为“长子”、“二子”、“十三子”。若将“十四子”的“十”，改为“于”，则成为“传位皇于四子”，于理不通。况且清代“于”、“於”并不通用，“传位于四子”当时应为“传位於四子”，以“十”字为基础，难以改成“於”字。后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之弟溥杰也曾说过：“从当时情形看来，康熙即便有遗诏，也是用满文写的，不可能用汉文书写。因此，所谓雍正把‘十’字改成‘于’字的说法是靠不住的。”
一是矫诏说。关于雍正即位，民间有另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康熙临终之时召哪一位皇子前来，便意味着将传位于他。康熙本来是想降旨召十四阿哥允禵前来——当时十四阿哥允禵以大将军王的身份，正在西部领军进行平定准噶尔之战，但这道圣旨被隆科多藏起来了，没有发往西线。隆科多另拟了一道圣旨，即所谓“矫诏”，将四阿哥雍亲王胤禛召到了康熙御榻之前，康熙一看来的是四阿哥，再召十四阿哥已来不及，生米做成熟饭，没有办法，只得将皇位传给了雍正。经考证，此说法也属明显讹传。清帝下旨有一套固定程式，康熙若想召皇十四子前来，应由内阁承办，撰写诏书，再由兵部经驿站发送至西线。隆科多既不是内阁学士，又不是兵部尚书，没有可能隐瞒这一圣旨，矫旨召雍正前来。
一是下毒说。关于雍正即位，民间还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雍正毒杀了其父康熙。康熙本来已经痊愈，雍正进了一碗参汤，康熙喝完就死了。经考证，此说法仍属明显讹传。康熙从不喝参汤，也从不赞成喝参汤。
持雍正正常即位观点的人们认为：
康熙病危，事起突然。即使他本来想传位十四阿哥，但十四阿哥远在数千里之外，传诏、来京需二十八日，国不可一日无君，况诸皇子激烈纷争，势同水火，若康熙已逝而新君不至，天下岂不要大乱！以康熙的圣明，没有可能在此时传位十四子。于是，康熙十一月十三日病危时，仓促之间“一言而定大计”。
康熙偶感风寒，当日即发透了汗，病情确属不重，然这并不能说明他一定死于非命。六十九岁高龄，久病之身的康熙，完全有可能因感冒引起其他病症，突然诸疾并发，不治而亡。
雍正斋戒期间，康熙将其召至寝宫。当天雍正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