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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世宗时，皇室贵族仍然占有大批奴隶。《金史·食货志》记载，一一八三年的统计，在京都的宗室将军司，有户一百七十，正口九百八十二，占有奴婢口三万七千八百八，垦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顷七十五亩。平均每户占有奴隶一百六十三人，占有田地约两千一百六十七亩，谋克部内的贵族，一户也可占有奴婢二、三口。这些情况表明，在少数女真贵族大奴隶主中，仍然役使大批奴隶耕作，保留着奴隶制的严重的残余。
宫田租佃——金朝初期，内地的土地全由统治集团支配，授给民户耕作。南下侵占广大汉人居地后，在保存汉人地主经济的同时，也又把大量土地拘为官有，作为官田。一一五六年，海陵王曾拘括大兴府、山东、真定府等处的官地、荒地、逃绝户地、戍兵占佃地以及大兴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女冠的土地，都作为官田。宫田除授给猛安谋克户外，又令民户租佃，由官府收租。越来越多的土地。随着租佃制的发展，金朝官府和女真贵族大地主占据了大批的土地，残酷地剥削广大农民。
民户租佃——各地女真猛安、谋克民户，不耕不战，把领受的田地出租给汉族农民的现象，也在普遍发展。一一七六年间，世宗在一个诏书中说：“南路女真户颇有贫者。汉户租佃他们的田土，他们所得无几，费用不足。又不习骑射，不任军旅。”世宗诏令女真户中“凡成丁者签入军籍，月给钱米，在山东路沿边安置。”女真民户占有的田地有限，自己不生产，单靠地租过活，不足以维持生计。世宗采用签入军籍，每月发给钱米的办法来优遇女真民户，但出租田地的状况仍在继续发展。大定二十一年（一一八一年）正月，世宗对大臣们说：“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民户，往往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耕作，全都租佃给汉人，只是收取地租。富家穿着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也争着效仿，要想家给人足，真是困难呵！”世宗又说：“要多派官员查实户数，计口授地，必令自耕。地有余而力不足者才许租佃给别人。”世宗重申了计口授地，但又允许力不足者出租，实际上是承认了租佃领地的合法，也反映出租佃制的发展不可抑止。这年六月，世宗又下令查阅各户人力，可耕顷亩，必使自耕，力果不足者，才许出租。一一八二年，世宗又发现猛安人户不自耕种，把田地全部出租，甚至有一家百口，不耕一垅，随即下令劝农官去查办。规定不耕种者杖六十，谋克四十，受租百姓无罪。这些情况说明，女真猛安、谋克屯田户，不自耕种，出租田地，剥削汉族农民的现象，已经不可阻挡地发展起来了。
放免“二税户”与奴婢 辽代贵族头下军州中的投下户和寺院的二税户，在辽朝西迁后，沦为金朝的奴隶，他们纷纷向官府陈告，要求放免。一一六二年，世宗诏令将确有凭证的二税户，放免为平民。金朝官奴婢中，原为平民籍没入官的，隶属宫籍，称监户。原为奴婢入官府的，隶太府监，称官户。一一六二年，世宗又诏令将海陵王时被杀官员家属入官籍监为监户者，放免。汉人官员刘玑任同知北京留守事，当地原被俘掳来的奴隶陈诉原为良民，刘玑一律将他们放免做平民。世宗认为，刘玑不查契券真伪，竟将刘玑贬官。这些事实表明，来源不同的各类奴隶，在逐渐摆脱奴隶的身分，恢复平民的地位。他们中间，无地可耕的人们，也只有去租种贵族地主的土地，成为佃客。
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古代世界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指出：“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没有这种适应，那末社会制度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而发生变化。”①自从金朝统治者进入辽、宋统治下的汉人地区以来，是保存女真原有的奴隶制的社会、政治制度，还是适应汉人地区的状况，采纳封建制的社会、政治制度，一直在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两种主张、两个派别的斗争。自海陵王到世宗统治时期，金朝基本上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过渡。随着这种过渡的实现，社会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了。
在金朝统治下的辽、宋旧境的四千四百多万人口中，汉族人民仍然是绝大多数。广大汉族人民与契丹、女真等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些部门甚至超过了辽、宋时期的水平。
畜牧业 海陵王末年发动侵宋战争，曾征调战马达五十六万多匹。在战争中，牲畜大批散失。正隆时原有九个群牧所，世宗初年仅剩下四个，有马一千多匹、牛二百八十多头、羊八百六十只、骆驼九十头。世宗在抚州、临潢府、泰州等地设立七个群牧所。自一一六八年起，下令保护马、牛，禁止宰杀，禁止商贾和舟车使用马匹。又规定对群牧官、群收人等，按牲畜滋息损耗给予赏罚。经常派出官员核实牲畜数字，发现短缺就处分官吏，由放牧人赔偿。对一般民户饲养的牲畜，登记数额，按贫富造簿籍，有战事，就按籍征调，避免征调时出现贫富不均的现象。对各部族的羊和马，规定制度，禁止官府随意强取。由于这些措施的实行，畜牧业逐渐恢复。一一八八年，马增加到四十七万匹、牛十三万头、羊八十七万只、骆驼四千头。一一九二年，南京路有牧地六万三千多顷，陕西路三万五千多顷。
农业 世宗时，金朝的统治相对稳定，注意恢复农业生产。一一九四年，章宗定制：能劝农田者，谋克每年赏银、绢十两、匹，猛安加一倍，县官升级；三年不怠情者，猛安、谋克迁一官，县宫升一等。如果农田荒芜十分之一，猛安、谋克都要受罚，笞三十；农田荒芜严重者，判徒刑一年；连续三年都荒芜者，猛安、谋克降一官，县官降级。
户口和垦田——世宗初年，金朝仅有三百多万户。二十年后，一一八七年迅速增加到六百七十八万九千户，四千四百七十万口。一二○七年，又增加到七百六十八万多户，四千五百八十一万口，为金朝户口“极盛”的一年。
由于广大汉族和女真、契丹等族劳动人民的努力开发，金朝猛安、谋克部等拥有的垦田，据一一八三年统计，共一百七十一万顷。其中属于猛安、谋克部占有的垦田一百六十九万零三百多顷。在京都的宗室将军司的垦田为三千六百多顷。迭刺、唐古二部五仭目烟镂煌蛄Ф嗲辍Ｕ庑┦只共话ㄒ话愫鹤濉⑵醯っ窕加械目烟铩�
从金朝初年起，女真族从内地大批南迁，不少从前荒芜的地区得到开垦，因而扩大了农田的面积。近年东北各地出土大批金朝铁农具，说明松花江、嫩江流域的大部分土地，已由各族农民垦为耕地。
各族劳动人民不断开发山区、开拓山田。张檝《婆速道中书事》诗：“泉源疏地脉，田垅上山腰。”边元鼎《新居》诗：“远斸山田多种黍。”（元好问：《中州集》）东京路的婆速府路、西京路的丰州、北京路的兴州等地农民都开垦了大量的山田，为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
农具——近年出土金朝的农业生产工具，相当齐全。北京路宗州一带有类似北宋洛阳铧的铁犁铧，分大、小两种。犁上附有分土器即铁“蹚头”（蹚音汤tāng），能疏松两侧的土壤，清除两侧的杂草，同时能向苗根培土。这种蹚头也分大、小两种。犁镜较河南禹县白沙镇出土北宋犁镜为落后，但犁牵引转动灵便，与元初王祯《农书》所绘形制相似。从犁的这些重要部件看，金朝的犁已经比辽朝有所进步。铁镰有直刃细柄、曲刃裤柄和曲刃拔镰式等三种。此外，还有锄、钁、锹、鱼形铡草刀、双股垛叉等铁制农具。这些完备的农具的出现，表明当地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肇州、上京一带，铁制农具的形制大体与宗州相似，种类却更繁多。出土遗物，有犁铧、犁碗子（铧上的翻土器）、蹚头、锄、钁、镰、手镰、锹、铡草刀、垛叉、渔叉等。这些农具的使用，可以适应不同作业的需要，表明这些地区的农民已经加强田间的管理，农业生产由粗放式的经营转变为精耕细作。
农业生产情况——金朝占领的辽、朱地区，农业生产原来就比较发达。中都、河北、辽东、南京等路的农业居各路之先。来人许亢宗记载，中都路大兴府在金初就已是“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引自《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农业已经相当发展。蓟州、河东南路、辽东路许多州也盛产水稻。南京路的土壤最适宜于种麦，产量较高。咸平、临潢、泰州等府、州的土地肥沃，奚族六个猛安部徒居到这里后，“精勤农务，各安其居。”（《金史·食货志》）
由于各族农民的辛勤耕作，生产出大批的粮食。全国常平仓每年约积粟一千二百多万石、米二百多万石。能够积存这样多的粮食，说明各族劳动人民每年生产的粟米的总额要相当这个数额的许多倍。
手工业 世宗时，由于大批奴婢获得解放，手工业得到较快的发展。
纺织——官府在真定、平阳、太原、河间、怀州等五处设置绫锦院，派官员“掌织造常课匹段之事”。这是五处规模较大的宫营手工业作坊。《金史·地理志》记载有“上贡”或盛产某种纺织品的地区，分布着许多私营的纺织业作坊。河北东、西两路，北宋时号称“衣被天下”，到金朝时相州产“相缬”，河间府产“无缝锦”，大名府产皱縠（音胡hú）和绢。河东南路平阳府产卷子布，山东西路东平府产丝绵、绫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