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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政院——忽必烈即位后，以八思巴为国师，一二六九年，新字制成后，又加号“帝师”，“大宝法王”，统领全国佛教。（王磐：《行状》，见《佛祖历代通载》）朝廷立总制院，管领佛教僧徒及吐蕃境内事务，仍以帝师统领。
一二八八年十一月，改总制院为宣政院，用唐朝吐蕃使臣朝见的宣政殿殿名作为院名。宣政院置院使二员，由朝廷命官任领。吐蕃有事，则设分院往治。宣政院官员军民通摄，僧俗并用，是元朝设立的一个特殊的机构。它既是管理全国佛教事务的机关，又直接统领吐蕃的政务和军事。
地方官制
行省的设置——金朝尚书省臣去地方直接统领军政，称“行尚书省事”。蒙古灭金过程中，曾派札鲁忽赤驻燕京，负责中原的刑名和财赋等事，汉人官员沿金旧制，称为燕京行尚书省事。元朝建国后，在中央立中书省。省臣被派往地方执政，称为行中书省事。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成为固定的官府的名称，并进而成为地方行政区划的名称。忽必烈灭宋前后，陆续设立河南、江浙、江西、湖广、陕西、四川、辽阳、甘肃、云南等行省。以后，元成宗大德年间又在和林设岭北行省，合共十个行省。各行省长官为平章政事（岭北、江浙设右、左丞相），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以西之地，称为“腹里”，直属中书省。元朝设行省，后世一直沿用，是我国行政区划和政治制度沿革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事件。
行省下设路、府、州、县。路设总管府，统于行省。府一级不遍设，统属也不一律。或统于路、行省，或直属于中书省部。府下是否领有州、县也因地而不同。路、府、州、县都设达鲁花赤一员，为最高长官。路设总管、同知，府设知府或府尹，州、县长官也都称尹。一二六五年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府、州、县达鲁花赤也都必须由蒙古人充任。蒙古达鲁花赤官早在成吉思汗时即已设置。窝阔台在各地设达鲁花赤，管理行政。元朝建国后，达鲁花赤在地方官中地位最高，但往往不实际管事，成为高居于地方官之上的特殊官员，因而被称为“监临官”。达鲁花赤制的普遍实行，明显地表现出蒙古统治阶级的特权地位。
行省还可在一些地区特设宣慰司。宣慰司平时向州、县传布行省的政令，向行省转达州、县的禀请。边地有战事，则兼为都元帅府或元帅府。一些民族地区，又多设置招讨司、安抚司或宣抚司。各司的长官都称为“使”。招讨、安抚、宣抚等司也都设达鲁花赤为最高长官，只有宣慰司不设。畏兀地区置都护府，最高长官为亦都护，由巴尔尤阿而忒的斤的后裔世袭。吐蕃直属宣政院，又设宣慰司统领。辽阳、岭北的蒙古宗王封地，接受所在行省的监督。
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元朝，依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建立起一整套地方官制体系，从而使各民族、各地区统一于元朝廷的统治之下。
行枢密院——元朝中央设枢密院管理军务，当地方有事，需要派兵出征作战时，设行枢密院指挥，并管理当地军务。战事过后，即行撤销。
行御史台——元初，设四道提刑按察司，纠察地方政务，属御史台统领。至元十四年灭宋后，设江南行御史台；至元二十七年，又设云南诸路行御史台（成宗大德时移至京兆，改为陕西诸道行御史台）。二十八年改提刑按察司为诸道肃政廉访司，以内八道直属御史台，江南十道隶属于江南行台，陕西、云南四道隶属于陕西（云南）行台。
司法与法律
成吉思汗建国后，任命失吉忽秃忽为断事官，称札鲁忽赤。札鲁忽赤主要担负法官的职责，但也处理人户、财赋等其他国家事务，地位甚为重要。元朝建立后，将札鲁忽赤处理国家事务的权力移交给中书省或尚书省，设大宗正府，置札鲁忽赤十员（后续增至四十二员），为国家最高法官。札鲁忽赤必须由蒙古宗王或怯薛担任。起初，蒙古、色目、汉人犯罪都由大宗正府处理。一二七二年，诏令大宗正府断事官只处理蒙古公事。仁宗皇庆时，以汉人刑名归刑部。泰定帝时，命兼理；又以上都、大都所属蒙古人并怯薛军站色目与汉人相犯者，归宗正府处断，其余路府州县汉人、蒙古、色目词讼，悉归有司刑部掌管。各地行省设理问所，诸路府设推官，为各地的司法官。
但是，元朝并没有统一的司法系统。各投下各有自己的断事官，军人、官府匠人、佛教徒、道士等涉讼也各由枢密院、金玉府、宣政院、道教所等各系统自行处置，形成“家自为政，人自为国”的局面。遇有不同系属的人员之间发生诉讼时，需会同各有关部门共同勘问，由此而形成拖延、隐庇等积弊。
成吉思汗时，已形成蒙古最早的法律“札撒”。窝阔台即位后，重新颁布成吉思汗的大札撤，成为蒙古世代遵守的法令。
蒙古灭金过程中，面临着对金朝封建制地区如何统治的问题，这不能不首先表现在法律上。一二一一年成吉思汗领兵南侵。金降将郭宝玉建策，颁布新定条画五章。如出军不得妄杀，刑狱只重罪处死，其余答决以及蒙古汉人色目佥军的规定等，表现了对蒙古奴隶制的限制，但主要还是行军时的法令。忽必烈即位后，不仅已经统治了金朝的全境，而且还在向南宋地面扩展。法律的执行，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情况。在蒙古贵族中，仍以成吉思汗的札撒为最高法令。忽必烈平阿里不哥后，即据札撒处死孛鲁欢等。但在金朝旧地汉人、女真人中间，则仍然继续实行金章宗泰和元年制定的《泰和律义》，即金泰和律。在这同时，忽必烈又发布许多新的法令和条格。
一二六四年，中书左丞相耶律铸奏定法令三十七章。据说“吏民便之”（《元史·耶律铸传》）。一二七一年，忽必烈在建立大元国号的同时，下令禁行金泰和律。一二七三年史天泽、姚枢等纂定“新格”，即汇集新的刑例。忽必烈亲自阅看后，又命丞相安童及伯颜参考增减，但并未颁行。一二九一年，中书右丞何荣租以公规、治民、御盗、理财等十事辑为一书，名为《至元新格》。忽必烈命刻版颁行，使百司遵守。《至元新格》一书只是刑例的汇编，终元一代，也没有编制完备的法典。在审判案件时，各级官吏没有明确的律文可循，只能检对格例办事，所谓“有例可援，无法可守。”因而内自省部，外至郡守，都抄写格例至数十册。遇事便检寻旧例，照例科刑；无旧例才来拟议。但格例众多，又往往不相一致。于是，官吏便因缘为奸，如甲乙两方互讼，官吏看哪方有力，便援引对哪方有利的格例。各个地方各个系统执法理案也各不相同，更造成“政以邑异，法以县异，文以州异，案以郡异，议以六曹异，论以三省异”的混乱局面。
法律是巩固统治实行阶级压迫的工具。法律的混乱，更加便利了官吏们对广大人民的任意压迫。元朝的法律还在混乱中贯串着民族压迫的通则。如刑法“斗殴”例中规定：“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杀伤”例中规定，“杀人者死”，但“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如此等等，说明元朝法律比辽、金等朝更为赤裸裸地表现出民族压迫的特点。
三、兵 制
成吉思汗在蒙古氏族制的废墟上建立起奴隶主的国家，军事组织与行政组织合为一体，依十进制，编为十户、百户、千户以至万户。蒙古贵族和平民被召充当军士（骑士），有战事则传檄集合，平时则散归各部。成吉思汗即大汗位后，始设怯薛，作为常备的侍卫军，充当汗的宿卫。以后南向侵金，收降了一批汉人军阀，同时又陆续在内地签发民户充军，军额大增。元朝灭宋
后，把全国军队分为蒙古军、探马赤军（蒙古灭金时，由各部族所组成之前锋和镇守军，后成专有军名）、汉军（金朝仭壕⑿赂骄纤谓稻┧睦唷Ｕ夂凸僦粕系拿晒拧⑸俊⒑喝恕⒛先说那鹣嗍视Γ裁飨缘胤从吵龈髅褡宀黄降鹊奶厣＞痈菟８旱娜挝癫煌挚煞治涛狼拙胝蚴酱笙低场�
侍卫亲军 蒙古怯薛军成为皇帝周围拥有特权的贵族集团，此外另设有侍卫军保卫京城及其邻近地区（畿内）。忽必烈即皇帝位后，便从诸军将中抽调一部分精锐组成武卫亲军，以董文炳等为都指挥使，作为皇帝的护卫军。一二六四年（至元元年）改武卫军为侍卫亲军，分左、右两翼。至元八年，改立左、右、中三卫。十六年，又增前、后二卫，合为五卫亲军。侍卫亲军每卫万人，选拔各地军队中勇壮者充任。随着对汉军防范的加强，忽必烈又以河西军（西夏军）组成唐兀卫亲军，钦察军组成钦察卫亲军。忽必烈以后的历代统治者，又陆续增置西域亲军、阿速卫、康里卫等亲军。这些由色目人组成的亲军越来越显示出比五卫亲军还要重要的作用。
侍卫亲军环戍京城，在周邻地区屯田，设都指挥使统领，总隶于枢密院。平时分军屯戍，有战事则抽调作战。元朝皇帝去上都驻夏，侍卫亲军派充围宿军。皇帝出巡则充任扈从。侍卫亲军还镇戍海口、看守粮仓和巡警城区。
镇戍军 镇戍军分驻全国各地，镇戍地区设镇守所。各地军队仍编为万户、千户、百户，但这已完全不是来自蒙古氏族制时期的军政合一的组织，而是单纯的军事编制。万户之下设总管、千户之下设总把、百户之下设弹压。各地镇守所由各行省的镇抚司统领，统属于枢密院。
镇戍军的分布也带有强烈的民族色彩。边徼要地由蒙古宗王领兵镇守，黄河流域包括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大府，由蒙古军和探马赤军屯驻。汉军和新附军多驻在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