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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端在吐蕃归附后,曾对各地方势力宣告:“凡在职诸官吏,不论何人,皆仍留原职不变”。元朝建立后,分乌思藏为十三万户,把各教派和各地方势力都包括在内,仍任命原来的僧俗领主担任万户。这些万户中,伯木古鲁、搽里八、必力公、思答刺、牙里不藏思等,同萨迦一样,也是喇嘛教派、地方政权和封建领地三者结合,照例被一些贵族世家所垄断。十三万户之下,还有千、百户等小领主。
元朝统治者注意到吐蕃的历史特点,本着“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方针,一面扶植当地影响最大的喇嘛教,授予政治权力,一面又对原有的各地方势力分别予以承认,僧俗并用,确立了政教合一的封建等级制度,影响藏族社会达数百年之久。
朵思麻、朵甘思两吐蕃宣慰使司所辖地区,由于接近汉地,又有各自的特点。元朝统治这些地区的行政设置,奠定了明清的州县和土司制度的基础。
农牧民是藏族地区的基本生产者。在割据时期,各地方的僧俗领主掌握着政权,霸占了土地等生产资料。农牧民被迫向他们服劳役和缴纳实物,逐渐沦为依附于他们的农奴。但由于各割据势力兴衰无常,他们对农牧民的控制还并不稳固。元朝几次清查吐蕃的户口和土地,明确了各个领主对所属农牧民和土地的占有权力。以后,历代帝师恃有皇帝的圣旨,向乌思藏各宣慰使、万户长等文武官员和僧俗人众发布文告,申明对各领主辖境的百姓及土地、水、草、牲畜、工具等一律严加保护,不许侵犯。各领主所属百姓应安居原处,不许逃亡或投靠别人,其他领主也不得强占。百姓应依例为领主执役应差,对领主不得违抗。为了使这种农奴制度得以长久维持,文告中也告诫各地领主和文武官员,不许在规定的限度外滥施权力,无故需索骚扰或滥支供应等等(《帝师亦摄思连真等发布的文告》)。萨迎的本勤颜璘任宣慰使时,还通过地方政权制定了乌思藏大部分法律。封建领主和属民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由朝廷的法令确定了下来,封建农奴制度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农奴要对领主交纳实物和服劳役。小领主有权支配所属农奴服役,而大领主又可支配所属小领主的农奴为他服役。元初释迎藏卜任本勤时,就曾征调乌思藏十三万户的人夫为萨迹修建大寺。农牧民站户还要服“乌拉”,驿路上来往使臣的饮食住宿的需用,驮运过往货物的马匹、畜力、车辆、人伕等等,都要由站户提供。
农牧民除向领主缴纳实物外,各领主向元朝纳贡的负担也落在他们身上。萨迦班底达向阔端臣服时,曾指定献纳各种上产和奢侈品,如珍珠、颜料、胭脂红、赭石、广木香、兽皮、羊毛、氆氇及金沙、银、象牙等等。据《经世大典·站赤》保存的零星记载,元朝时期贡品 有葡萄酒、酥油、水银、西天布、硫黄、青稞、盐货等土产。名目有所谓“年例出产职贡”,有所谓“宣政院所辖西番课程钱物”等。还有专门供奉皇太后个人的“西番出产物货”。
藏族社会中地位最低下的是奴隶。元朝在吐蕃调查户口时,一般以六口之家算作一“小斡耳朵”(帐)。六口即估计为夫妇及子女、婢、仆各一人(《萨迦世系史》)。每个“小斡耳朵”都估计有婢仆二人,可见奴隶制仍在发展。
藏族的农奴和奴仆备受僧俗封建领主的压榨,不断举行各种形式的起义。地方领主也常利用这种形式起而反抗萨迦和元朝的统治。
元世祖至元末年,必力公起而反对元朝和萨迦的统治,破坏驿站,经过萨迦三任本勤的连续讨伐,一二九○年,镇西武靖王铁木儿不花也率蒙古军协助,破坏了必力公寺,俘掳了万户长亦璘真等人,必力公的反抗最后遭到镇压。
一二九四年,四川行省奉诏重开吐蕃道,藏族起而反抗,包围茂州。
元世祖和成宗时,朵思麻地曾有藏族起义。朵甘思、萨迦、康撒儿等地也发生动乱,成宗派陈萍为宣政使兼土番宣慰使前往征讨,起义被镇压下去,首领几十人牺牲。
一三二三年,参卜郎诸族起义,杀元使臣,夺取财物。元朝先后派镇西武靖王搠思班、四川平章兼宣政院使囊加台、吐蕃等路宣慰使都元帅乞刺失思八班藏卜领兵讨伐。起义经两、三年之久而最后失败。
顺帝时,元王朝已到崩溃的边缘。一三三七年(至元三年),藏族人民发动起义,直指镇守当地的镇西武靖王,杀死王子党兀班。元朝特设行宣政院派兵镇压。
元末农民起义在中原爆发,藏族农牧民也纷纷起事,仅在一三四七年(至正七年)一年内,发生藏民起义的地区就有二百余所。元王朝穷于对付,只得不拘资级派遣官员镇压。元王朝加强对各族人民的镇压,并不能挽救自己的覆亡。煊赫一时的萨迦集团,也在封建主内哄和藏族人民起义的打击下,陷于崩溃。
三、农业、手工业和商业
雅鲁藏布江流域是西藏的主要农业区,在适宜耕种的地方,分布着许多农村居民点。作物主要是青稞,元时称为“青麦”,是岁贡的项目之一。一些地区栽种葡萄,酿制的“西番葡萄酒”颇享盛名,是进贡的珍品。藏族的农业多与畜牧业相结合,其余广大地面是纯粹的牧区。
藏族农牧民多附带经营家庭手工业。他们用羊毛制成各种毛织品,有“毛布”、“毛缨”、“红缨”等名目,除满足自己需要外,还有一部分用来同内地进行交换。乌思藏的细氆氇是一种精致的毛织品,称为“西天布”,也是上贡的特产之一。
早在十一至十二世纪,热振寺、萨迦寺、伯木古鲁的帖寺、加麻瓦派的术普寺、搽里八派的搽里寺、公塘寺、必力公帖寺、思答刺寺等陆续建成。元代,寺院建筑又有很大发展。萨迦扩建和新建的寺院最多,有四大寺十四小寺之称。其中以本勤释迦藏卜建造的大寺最有名,寺院周围,升起金碧辉煌的宝塔。萨迦的四周和奔波里的山头,筑起雄伟的城垣。一二五一年(顺帝至正十一年),伯木古鲁派建成泽当大寺。这些工程浩大的建筑物,都是调发大量无偿劳力建造的。
在各教派和各封建主的领地上,围绕着大寺院兴起一些新的城镇,形成各地方的政治中心,也是手工业和商品交换的集中点。
藏族在宋代就已在汉藏毗邻地区同汉族进行“茶马互市”,规模已很可观。元代继续维持这种传统交换关系。一二七七年,元军取得四川后,在碉门、黎州设榷场与吐蕃贸易。大批藏族僧侣和官员陆续来到内地,他们把元朝统治者的大量赏赐和自己采购的货物,经由驿道运往吐蕃。许多人借此经商营利,实际上是另一种贸易形式。
茶仍是运往藏区的主要货物。至元间,废除了设官专卖的办法,茶商纳课,自由交易,更便于茶的销售。据明初记载说:“秦蜀之茶,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无此。”
(《明实录》洪武三十年三月)饮茶已成为藏族人民的普遍需要。输入藏区的商品还有布匹、各种丝织品、瓷器、铜器及各种日用品等等,由于藏族可直接往内地各处贸易,商品的来源和品种较前大为增多。藏族地区内销的货物,宋朝只重战马,禁止以茶博易珠玉、红发、毛段之物。元代,有牲畜、农畜产品、毛织品、皮货及作为颜料和药材之用的各种土特产等,品种和数量大增。
在朵甘思的老思刚地方,已出现专务贸贩的商人,以贩卖碉门乌茶、四川细布,交易藏区土产为生。
四、文化的发展
在文学方面,著名的藏族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是藏族人民中长期流传下来的群众性创作,并非某一个人所能完成,可能是元代形成的。此书几百年来,已被译成许多民族的文字。史诗卷帐之多,为世界文学中所罕见。萨迦班底达著有《苏布喜地》一书,很早就被译成蒙文,是藏、蒙人民喜爱的文学作品。
萨迦班底达也是一个语言学者。他到凉州时,曾应阔端的请求制作蒙古文字,设计了四十四个字母,据推测,可能是利用畏兀儿字母也可能是用藏文字母作出了表音的原则。忽必烈即位后,八思巴受命据藏文字母创为蒙古新字,以译写一切文字。一二六九年,元朝正式下诏以新制蒙古字颁行天下,即近人所称“八思巴字”。
史学也有很大发展。寺院很重视对珍贵文献的保管,在萨迦寺有管理文书的专门官吏叫做朋你克。十五卷的《萨迦甘本》是五个萨迦寺主的作品,其中包含重要的原始史料,曾经在德格刊行。《红册》是现存最古老的藏文史籍之一,由搽里八的公哥朵儿只于一三四六至一三六三年写成。公哥朵儿只原是搽里八的万户长,曾朝见过元帝,后来出家专理佛事,受封为司徒。《红册》除写了当时萨迦、噶当、噶举、伯木古鲁各主要教派的历史外,还根据汉文史书写了唐、宋、吐蕃和蒙古的历史。他明确说:此书曾参考了宋祁和范祖禹执笔的《唐书·吐蕃传》和《资治通鉴·唐纪》的藏文译本。蒙古王统部分可能参考过蒙文资料。书名也用蒙语称《忽兰·迭卜帖儿》。
卜思端(一二九○———三六四)的《善逝教法史》也是元代的史学名著。卜思端出身于佛学名门,曾先后请教二十八位大师,学识极为渊博,著作也很多。中年以后,常住后藏沙鲁寺。嗣法弟子发展成沙鲁派。《教法史》完成于一三三二年,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教法的概说,第二部分是印度和藏族地区的佛教史,第三部分是大藏的目录。本书以谨严著称,搜集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很少记载传说的离奇神话。此书有几种不同的刻本流传。
元王朝对佛教的提倡推动了佛学的研究。在搽里八的公哥朵儿只主持下,卜思端曾编纂了甘珠尔(大藏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