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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承唐末五代战乱之后重建统一的国家，经学的研究已经长期中断，佛道二教仍在南方诸国流行。宋太祖、太宗尊崇儒学也崇尚佛道，旨在争取士人、以稳定宋朝的统治，并非出于学术目的。宋太宗时校定孔颖达《五经正义》，由国子监刻板印行。真宗笃信道教，也倡导儒学，命国子监祭酒邢禹撰成《九经疏义》颁行。大抵宋初至真宗五、六十年间，主要是在恢复唐朝的一统经学，以维护宋朝的中央集权的统治，在学术上并没有什么新创。
宋仁宗时，随着科举取士制的发展，已逐渐养成了一批儒士，宋朝统治的重重矛盾也开始暴露在人们的面前，朝野文士纷纷议论着改革朝政的方案。在学术上也一扫前时的沉寂，开始了多方面的新探索。
刘敞——仁宗庆历间进士刘敞，字原甫，世称公是先生，临江新喻人，著《七经小传》三卷，为《诗》《书》《三礼》《春秋公羊》及《论语》重作新注（传）。刘敞突破旧注的束缚，依己意作出新解，使学风为之一变。吴曾《能改斋漫录》引《国史》说：“庆历以前，学者尚文辞，多守章句注疏之学。至刘原甫为《七经小传》，始异诸儒之说。”王应麟《困学纪闻》也评论说：“自汉儒至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刘敞以己意说经，虽然在学术上并无重大的建树，但由此形成破旧立新的学风，却带来极大的影响。
孙复、石介、胡瑗——孙复、石介、胡瑗号称“三先生”，为后来理学家所推重。
孙复，字明复，平阳人，三次考试进士，不中，退居泰山著书讲学。学者称为泰山先生。仁宗庆历间，起为国子监直讲。孙复专治《春秋》，著《春秋尊王发微》十五篇（现存十二篇）。所谓“发微”，即离开三传，独自阐发孔子褒贬善恶的微旨，实际上是借 《春秋》抒发自己的主张。孙复力主“尊王”，贬斥春秋诸侯对周王室不忠，以为诸侯盟会是“众心离贰，忠心殆绝”。独尊王室，提倡臣下效忠，这自然十分符合宋朝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需要。
孙复的弟子石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曾考中进士，在徂徕山下讲学，人称徂徕先生，入朝为国子监直讲。石介讲授《易》经，著《春秋说》，又著《怪说》三篇，力辟佛老，以为三事天下“必然无有”，即无神仙、无金术、无佛。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曾居泰山与孙复、石介同治经学。学者称为安定先生。范仲淹聘为苏州教授，在苏、湖讲授经学。胡瑗的学术仍以《易》为主，现存著作有《周易口义》十二卷，又有《洪范口义》二卷。胡瑗在学校，分设二斋教授，选择“心性疏通”的优等生入“经义斋”，研求经学义理。另设“治事斋”，学习政事、军事和水利、历算等实学。胡瑗讲学时，要求学生听讲必须服装整齐，专心端坐。但考试后，则举行师生联欢，歌诗奏乐，直到夜晚。胡瑗的教学法明显地受到佛教传法的影响，平时也仿效禅宗公案，向学生提出问题思考。胡瑗教授弟子数千人，成为当时最大的教育家。他的教学法曾被太学吸收，在各地推广，影响极大。
李靓——江西建昌军南城人李靓，字泰伯（一○○九——一○五九年），自二十三岁开始著书。三十四岁考试不第，在南城教学，学者称为盱江先生。四十九岁在太学供职。五十一岁病死。李靓的经学主要是《易》经与《周礼》。李靓治学着眼于社会政治的实际，反对图谶象数的迷信。他认为“圣人作易，本以教人”，“君得之以为君，臣得之以为臣，万事之理，犹辐之于轮，靡不在其中矣”（《易论》一）。李靓著《易论》十三篇，就《易》经讲述君臣之道以至治身之道。又著《礼论》七篇，以为“圣人之所以治天下国家，修身正心，无他，一于礼而已矣”（《礼论》一）。李靓所说的“礼”，包括礼乐刑政、仁义智信以至饮食起居等一切方面，实际上是论证当代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统治秩序。由此出发，李靓又著《周礼致太平论》及其他论著多篇，主张宋代社会应实行“平土”、“均役”，奖励农垦以富国。李靓在哲理的探讨上并没有多少发明，但他凭借《周礼》而提出一系列改革主张，却对后来王安石变法有一定的影响。李靓弟子邓润甫即是变法派中重要的一员。
李靓四十五岁时著《常语》三卷，对孟子极力贬斥。他提出：孔子之道是君君臣臣，盂子之道是人皆可以为君，因而造成诸侯争霸，天下大乱。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孟子是五霸的罪人。李靓从而认为，孔子死而道不传，孟子是背离了孔子。李靓直接解释孔子之道尊天子抑诸侯，这与孙复的论说基本一致。但他从抛弃训诂发展到公然诋斥孟子，却为宋儒自称继承孔子道统之风开了端绪。
上述情况表明，宋朝建国五十年后，经学和哲学出现了重要的变化。主要是：（一）怀疑故训，冲破旧传统。宋仁宗时《五经正义》或《九经正义》已不能保持学术垄断地位。学者从推翻《正义》，怀疑汉儒训诂，直到贬斥孟子，在思想界形成疑古的学风。欧阳修进而认为《易》经的“十翼”非孔子所作，不足为据。《周礼》也未必出于周公。苏辙、苏拭怀疑《周礼》系秦汉儒者所增损，不可相信。司马光也著《疑孟》篇，对孟子提出疑问。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合力冲破旧传统，为陷入绝境的经学开拓了新路。（二）究解经义，刻意求新。儒者摆脱章句训诂的束缚，直接探究经书义理，竞相提出新解。所谓新解，多从当代的社会政治需要出发，因而《易》、《春秋》、《周礼》三经的研究，成为“显学”。学者借《易》发挥哲理，以论证现实的社会秩序；借《春秋》倡导尊王，以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借《周礼》以申述改革积弊的政见。经学逐渐从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两个方面求得新的发展。（三）反对佛道，吸收佛道。以石介为代表的学者，继承韩愈的传统，力辟佛老。胡瑗则吸取佛教的某些形式和方法以讲授经学，为前所未有。
以上三个方面所表现出的新变革，为理学的创立，准备了条件。
（二）经学的哲学化和理学的创立
孔丘创立儒家学派，删定六经。历代相沿，形成经学。但孔丘的原始儒学，主要内容是统治者为政的方术和修身处世之道，哲学思想是贫乏的。汉学拘泥于章句训诂，更不去探究哲理。经学从汉学转变到宋学，才逐渐哲学化，进而出现了理学。
周敦颐——朱熹等理学家推尊周敦颐为理学的创始人。道州营道县人周敦颐，字茂叔（一○一七——一○七三年），仁宗时在各地做州县官，讲授《易》学，号濂溪先生。《易》原是占卜之书，在儒家经典中，较为接近于哲学。周敦颐取《老子》和道教的学说，与《易》经相糅合，著《太极图说》，又著《通书》阐发宗旨。唐代《道藏》中原有《太极先天之图》。相传道士陈抟造《无极图》传世。周敦颐改制为《太极图》，图分五层。第一层是一个圆圈，称为“无极而太极”。第二层一圈黑白虚实相间，称为“阴静阳动”。第三层为水火木金土五气。第四层一圈，称“坤道成女，乾道成男”。第五层一圈“万物化生”。《太极图说》依据此图以解释宇宙的起源和自然界、人类社会的构成与变化。大意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原来《易·系辞》曾说：“易有大（太）极，是生两仪（天地）。两仪生四象（老阳、老阴、少阳、少阴），四象生八卦。”周敦颐采《老子》的“有生于无”说，提出天地、阴阳、五行、万物都出于太极和无极，最后又口到太极、无极。周敦颐的全部哲学著作都在说明太极（一）和无极（无）这两个基本概念。
太极是从“无”中产生的混一体，由此分为阴阳二气，再分化，才有万物。《通书》中说：“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一切，万物）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这种对自然界的说明，应用到人类社会：“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故天下之众，本在一人（皇帝）”。依据太极图的说教，天下万民都来自皇帝一人的教化，万民当然也就应该绝对服从皇帝的统治，所谓“小大有定”。周敦颐通过对自然界和社会起源的哲学说解，达到了维护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目的。
无极（无）是比太极更原始更高的境界。由太极回到无极，社会生活中的最高准则即是“无欲”。传统的儒学曾有所谓“寡欲”之说，周敦颐汲取佛教的禁欲主义，与他的无极说相结合，进而创立了“无欲”的说教。什么是“欲”？根本说来，即是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要。人们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这些需要——“欲”而进行的。倘若做到“无欲”，也就可以不必从事很多活动。所以，周敦颐说：“无欲，故静”。由此提出“主静”之说，成为他的学说的主要组成部分。周敦颐提出动静的概念，但认为有生于无，动生于静，静是根本的。没有天地以前，“无极”就是静的。因而“静”是最高境界，也是人类的最高的道德标准。人们如果“主静”，也就能做到“诚”。周敦颐又从而提出“诚”的概念，认为这是“圣人之本，性命之原，五常之本，百行之原”（《通书·诚下第二》）。他解释说“诚”即是“无为”（《通书·诚几德第三》）。“寂然不动者，诚也”（《通书·圣第四》）。很明显，按照周敦颐的这些说教，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