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志诚种”，以张君瑞中状元，“庆团圆”而结束。《西厢记》以争取婚姻自主为主题，成为六七百年来流传最广的佳作。全剧共五本二十一折（一说第五本为后人续作），实际上是由五个四折的剧本联成一个长剧，首尾条贯。这就有足够的篇幅，便于描写情节的变化和人物的思想感情，戏剧冲突也得以向多方面展开。这种长剧的体制，为杂剧发展为“传奇”，开辟了道路。
大德以后的剧作家，成就较大的是郑光祖（名德辉）。他的作品以历史剧为多，但代表作爱情剧《倩女离婚》构思新奇，富于浪漫色彩。无名氏的剧作《陈州粜米》揭露权豪势要的横行与百姓的冤苦，塑造了为民除害申冤的清官。清官戏在元代大量出现，是昏暗的现实社会中人民大众的政治理想的反映。元仁宗朝实行科举，提倡理学。此后出现的一些剧作，宣扬伦理纲常，成为理学的宣传品。但以北宋梁山泊起义为题材的剧作，也在此时陆续出现。宋江、李逵、燕青等为主角的戏剧，逐渐流行，使他们成为人所熟知的人物。
大德以后，杭州代大都而成为戏剧的胜地。北方的许多剧作家陆续迁来杭州。陈旅《送扬州张教授还汴梁》诗：“花边细马踏轻尘，柳外移舟水满津。莫向春风动归兴，杭城半是汴东人”。杂剧在杭州盛行，是以拥有北方观众为基础的。但是，成宗以后，南曲也逐渐吸取北曲而得到发展。
祝允明《猥谈》说：“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也称为“永嘉杂剧”或“戏文”。入元以后，南戏仍很流行，据记载当时有一百六十八种剧本，现存的仍有十六种左右。南戏早期的唱词据宋词和俚谣巷曲杂凑而成，结构疏散，科诨较多，艺术形式比较自由而粗糙。北方杂剧南传之后，南戏吸收了北剧的某些优点，唱词采用联套的办法，减少了科诨，以便集中刻画人物。同时出现了南北腔合调的新唱腔，沈和、范居中都能作“南北腔”。北杂剧与南曲戏文的逐渐合流，形成南北曲兼用的体制，最后导致明人“传奇”的产生。这是中国戏剧史的一大进步。
一般说来：南戏的体制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个剧本没有固定的出数，可长可短，不象北杂剧那样通例作四折（少数有五折的）。每一出中也不象北杂剧那样通押一韵，更不机械地限制使用同一宫调中的曲牌。至于登场演唱的角色，可生可旦，不必由一人唱到底，完全按剧情的需要，可以由二人互唱，甚至数人合唱。这些改进使南戏较之北杂剧有了更多的灵活性，便于表达故事和抒写感情，增强了戏剧的效果。
现存的南戏中比较著名的有《荆钗记》、《白兔记》、《杀狗记》、《拜月亭》等。北方杂剧题材广泛，为甫戏所吸收。《拜月亭》基本上是依据关汉卿《闺怨佳人拜月亭》杂剧改编而成。剧中描写蒙古侵金时期，金朝的青年男女蒋世隆与王瑞兰的悲欢离合。曲词优美动人，人物性格的描写比关剧细腻，内容也较丰满。这个剧本在南戏的发展中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
元末著名的南戏作家高明，字则诚，温州瑞安人。顺帝至正五年（一三四五年）举进士，在处州、杭州等地任过小官吏。一三五六年后隐居庆元南乡的栎社，以词曲自娱。他的名著《琵琶记》可能就是在这时候写成的。《琵琶记》写蔡伯喈和赵五娘的离合，是南宋民间广为流行的一个故事。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徐渭《南词叙录》里列举的宋元南戏剧目中，有《蔡伯喈琵琶记》和《赵贞女蔡二郎》二本，并注明“即蔡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高明把原来的不忠不孝改为“全忠全孝”，颂扬纲常节义，充满程朱理学的说教。这显然是理学长期在江南传播的产物。但《琵琶记》中人物性格刻画细致，语言丰富多采。这些都标志着南戏已发展成熟，也标志着这个剧种已达到了顶点。明王朝建立后，“南戏”传入北方、乃由杂剧和“传奇”取代了。
（五）绘画与书法
一、绘 画
宋承唐、五代之后，绘画艺术呈现新的发展。郭若虚比较宋和唐、五代的差别，说：“近方古，多不及，而过亦有之。若论佛道人物，士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近”。释道画经过了魏晋隋唐以来的发展，题材已经陈旧。理学家以反佛道相标榜，影响所及，也造成释道画的衰落。山水花鸟则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南宋以后，山水画又代替花鸟画占踞画坛，成为一时风尚。这种变化，经元代而影响到明、清。
宋朝皇帝多重视绘画，有的本人便是优秀的绘画家或鉴赏家。北宋继承西蜀和南唐的画院制度，而扩大其规模，朝廷设立翰林图画院，罗致全国的画家，优予俸值，为他们提供了较好的创作环境。当时的画家多以能进入画院为荣。徽宗时，规定画院按太学考试的办法招收画家，入院后除学习绘画外，又兼修经、律、《说文》、《尔雅》等辅助学科，分三舍考试升降。院画在风气上，“一时所尚，专以形似”，“往往以人物为先”。粉本（画稿）必须先呈皇帝审看，“少不如意，即加漫垩，别令命思”。可见画院制度虽然为画家提供了条件，但精神统治是很严厉的。讲究“形似”和“格法”成为院画的特征。这对于画家的创作活动无疑是一种束缚。于是，在院外出现了所谓墨戏的文人画，他们要求脱略“形似”的束缚，信笔草写，以抒发个人的意趣。这种风气到了元代大为盛行。
山水画——唐王维创水墨山水（破墨），发展到后梁的荆浩、失仝，已超出李思训的青绿山水一派，占居统治地位。水墨画通过皴擦的变化和墨色的渲染，描绘出苍劲挺秀的山木岩石，和蒸郁苍茫的山岚烟雨，气韵泱然，富于表现能力。李成、董源、范宽都是北宋初水墨山水画的大家。李成善于以直擦的皴法，写齐鲁地区的“平远寒林”。《宣和画谱》说：“于时凡称山水者必以成为古今第一”。董源以平淡天真之笔，状写江南秀丽的景色。《画鉴》说他的画“得山之神气，足为百代师法”。他们都是由五代而入宋的画家。
稍后的范宽，初学李成，进而认识到“前人之法，未尝不近取诸物。吾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诸物也。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他旅居终南、太华，“览其云烟惨淡，风月阴雾难状之景，默与神遇，一寄于笔端之间”。《图画见闻志》把他与李成、关金并列，认为“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峙，百代标程”。熙宁年间的郭熙，不仅是独步一时的优秀山水画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绘画理论家。他所著的山水画论（见《林泉高致集》），大部分是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经验总结。米芾、米友仁父子创水墨淋漓的所谓米点山水，世评小米的画，“点滴云烟，不失天真”。
南宋初年，青绿派山水又一度盛行，其代表作家有李唐、刘松年、赵伯驹等。以后，著名的画家马远、夏珪，师法李唐，他们在格局上脱胎于青绿，而参用水墨，调和两派，笔法苍劲，水墨淋漓，具有独特的风格。
花鸟画——北宋的花鸟画承五代黄筌、徐熙两派之后，黄筌的儿子居睬，徐熙的孙子崇嗣、崇矩，仍然各树门户。郭若虚在论黄、徐同异说：所谓“黄家富贵”、“徐熙野逸”这两种不同风格的形成，是由于他们的环境和地位所决定的。黄氏父子一直给事宫中，多写宫苑所有珍禽瑞鸟，奇花怪石，富丽精致是必然的。徐熙是江南处士，多状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鸟渊鱼，不华不墨是其本色。由此而发展成为黄居睬的钩勒填彩，被奉为院体的标准；徐崇嗣以丹铅叠色渍染（没骨法），为在野派的领袖。但后来在发展中两派日趋融合。神宗时，赵昌、崔白都以写生擅长，风格一变。此后的著名画家是宋徽宗赵佶。徽宗是北宋亡国之君，昏于政事，却寄情书画，用力甚勤。他的作品在工整之中，神形兼备。所画的鸟，多用黑漆点睛，隐然豆许，高出于缣素，晶莹欲动。
他对花鸟的习性，也观察入微。南宋的花鸟画，仍然沿袭工整细润的画院风气，不过，简淡纤细的趣向也日渐明显了。
风俗画——以广大社会生活为题材的风俗画的出现，是宋代画史上一个有意义的创举。北宋未年张择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图》是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在长达五百余公分的画卷里，作家以墨骨淡彩设色，运用朴实的写实手法，生动地描绘了开封都城汴河两岸繁忙的都市生活。市面上鳞次栉比的商店，街道上车马负贩的人流，以及运河上穿梭往来的船只，都再现在卷上。它不单是艺术的珍品，同时也是研究宋代城市的宝贵资料。
诗余墨戏的文人画——北宋由于文同、苏轼、米芾等人的提倡，文人士大夫在诗酒之余，以游戏的态度，纯任天真，率意作画。画面是由简笔水墨写成的林木窠石、梅兰竹菊，以及简笔的山水人物。于是形成一种词人墨客，在“文章翰墨，形容所不逮”时遣兴寄意的墨戏画。苏轼所写的竹子，从根到梢，一笔而出。其兴之所至，完全不受“形似”、“格法”的限制，和院画的工整细润之风正好相反，开后世写意派的先声。
元代绘画——元代文人处在蒙古贵族统治之下，往往以笔墨发抒胸中的郁结。这就使宋以来的文人写意画益趋兴盛。所谓“元人尚意”，求意趣而不重形似，是元代画风的特点。元朝著名的画家是赵孟。他自称刻意学唐人，提倡复古，对人物、山水、花鸟、鞍马和竹石，无不精工。作品以妩媚、工整和细润著称。他是院画“形似”、“格法”的集大成者，又是追求意趣的文人画的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