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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各族人民起义——在叶宗留、邓茂七起义的同时，广东发生了黄萧养领导的各族人民起义。广东沿海和山区人民不时起来反抗地主的压榨，官府把他们概称为“山海盗”。广州府南海县冲鹤堡农民黄萧养与数百名“山海盗”一起被官府以“盗贼”的罪名关押在广州狱中。黄萧养等贿赂狱吏得与狱外的同伴相联络，把刀斧等武器偷偷运进监狱。一四四八年九月，黄萧养持械越狱，攻入兵械局夺得兵器，举行起义。当地各族人民纷纷前来参加，一月之间起义群众就发展到一万多人。次年六月，起义军分水陆两路进攻广州城：水路，在珠江上列舟数百艘进攻广州的南门；陆路则从城西方向进攻广州，制云梯、吕公车冲城。明朝镇守广东的安乡伯张安率领水军前来镇压，起义军迎击于贼船澳，官军败退至沙角尾，起义军紧迫不放，大败明军，安乡伯张安落水死。都指挥王清自高州率舟师赴援，至广州沙角尾，水浅胶舟。起义军装扮成逃难的平民，乘着小舟，载着柴薪及鱼盐等物，迎面划去。王清问他们萧养所在，伏兵出薪中，跳上王清的坐船，尽杀明军，活捉王清。广州城里明军不敢出战，据说登城见起义军“刃矢森发”，“相顾涕泣而已”（《羊城古钞》卷四）。起义军迅速发展至十余万人。黄萧养自称东阳王，据五羊驿为行宫，起义军中授官百余人。
起义军发展如此迅速，不是偶然的。广东富饶，而地处边远，地方官员多贪污勒索，人民不堪其扰。沿海的地主豪民敲剥农民，也无所不用其极。失去土地的农民往往被迫去开垦滨海地区冲积而成的浮生土地沙田，以规避租税。豪强地主雇用“巨猾”（大流氓）为“沙头”，去强占农民已经垦熟的沙田，称为“占沙”（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顺德、香山、新会等地的豪强，还在沙田的农民收割时，统率打手，执兵器，驾大船前往抢夺，称为“抢割”。广大沿海农民遭受欺压，走投无路，黄萧养发动起义后，便纷纷前来参加起义。
广东水乡的疍（但）族居民也纷纷参加了起义。被明人称为疍家或疍民的疍族是一个古老的水上民族。居民终年住在船上以捕鱼采珠为生。明朝视他们为“贱民”。课以重税，多方压迫。黄萧养起义后，疍族渔民驾船参加起义，进攻广州城。在黄萧养起义军中形成一支强劲的水军。
居住在山区的苗、瑶等族人民也参加了黄萧养发动的起义。一四四八年十二月，瑶族人赵音旺自称“天贤将军”率领民众张旗鸣鼓，进攻泷水、电白等县。与汉民吴大甑等在高要聚众万余人，响应黄萧养。一四五○年初，明廷任命右佥都御史杨信民巡抚广东。杨信民到广州后，打开城门，收纳逃亡地主，又开仓赈济贫民，派人到农民军中去招降。又在各地散发押印公据数万张，“有此据者悉免罪，愿入城者听”（《羊城古钞》卷四）。起义军被分化，不少人散归家乡。连黄萧养自己也已动摇了，准备接受招抚。与此同时，明朝政府又派都督同知董兴率江西、两广军至广州镇压起义。大洲一战，黄萧养中箭死，起义军被屠杀万余人。起义军余部屯聚三山及大良堡等处，三山尚有战船六百余艘，大良还有起义军万余人，船八百余艘，依山濒海，立栅拒守，也先后被董兴所率的明军镇压。明军镇压起义后，在南海及新会起义发动地区设置顺德县，以加强统治。
广西大藤峡瑶僮族人民起义——广西桂平县西北六十里，峡中大藤如斗，延亘两岸，称为大藤峡。明代泛称的大藤峡地区包括温州、柳州两府之间及武宣、象州、平南、桂平、贵县、藤县等周围几百里的山区。浔江流经其间，夹江诸山，悬崖绝壁，形势十分险要。瑶族和僮（壮）族人民聚居山岭中，官府向他们加倍征收钱粮，官吏也时来勒索，遭受着沉重的压迫。明朝初年以来，即不断起而反抗。英宗至宪宗时期，又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早在明成祖永乐三年（一四○五年），浔州、桂州、柳州三府瑶民曾举行起义，被明征南将军韩观率军镇压。宣宗宣德时，浔、柳、平乐、桂林、宜山、思恩等地瑶、僮人民不断起义，明总兵官山云前往镇压，先后屠杀瑶、僮族人民一万二千二百六十人，在大藤峡地区筑城堡十三，铺舍五百，加强统治。
明廷又在广西增设卫所和土司衙门，并派军队包围瑶族、壮族人民的聚居地区。还利用田州士兵于近山屯种，分界耕守，把瑶族、壮族人民分割围困在荒山之中。
一四五六年，大藤峡瑶人首领侯大苟率领瑶、僮族人民万余人起义，修仁、荔浦、力山、平乐等地的各族贫民纷起响应。攻打郡县，出没山谷。到英宗天顺年间，起义势力发展到广东高、廉、雷诸州。一四六三年，大藤峡起义军七百余人，乘夜攻入梧州城，明总兵官泰宁侯陈径率兵数千人驻城中，不敢出兵。起义军劫库放囚，活捉巡按副使周，杀死致仕布政使宋钦。次日黎明，起义军声言，官军若动，则杀周副使。英宗得报，大怒，命兵部将总兵官议处。
宪宗初即位，即面对着大藤峡各族人民的起义。成化元年（一四六五年）急派右金都御史韩雍率军十六万，前往广西镇压。明军至修仁、力山，残杀起义人民七千余人。继而又分两路进军，一路从北面象州、武宣方向分五道进攻，另一路从南面桂平、平南分八道进攻。明军对瑶、僮族人民进行血腥的屠杀，抓到起义群众，立即全部处死。十二月，韩雍率军断诸山口，围攻大藤峡起义军山寨，起义军三千二百余人战死，侯大苟等七百八十余人被俘。韩雍斩断峡藤，改名大藤峡为“断藤峡”，刻石记功还军。明廷设武靖州，属浔州府。
韩雍还军，大藤峡瑶、僮人民再次起义。一四六六年，大藤峡起义军七百余人，在侯郑昂率领下乘夜攻人浔州府城及洛容、北流两县。明廷又命韩雍继续镇压。思恩、浸州、柳州、宾州等地人民起而响应，四处袭击明军，并发展到广东的钦州和化州。起义一直延续到一四七二年，才遭到镇压而失败。
荆襄地区流民起义——湖广行省荆州府、襄阳府地区，聚集着众多的流民。宪宗成化元年（一四六五年）荆襄地区的流民举行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明初对户口的管理，极为严格。无路引私渡关津，要从严治罪。但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和赋税的繁重，无地少食的农民被迫逃流外乡，寻求生路，被称为“流民”或“逃户”。英宗时，流民已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正统时，“山东、陕西流民就食河南者二十余万”（《明史·于谦传》）。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八年（一四四三年）监察御史彭，勗在凤阳、颖川一带，见逃民，“动以万计，扶老携幼，风栖露宿，询其所自，皆真定、保定、山东诸处之民”。山西代州繁峙县编民二千一百六十六户，正统三年逃亡者二分之一。南直隶池州府所属六县，“自宣德以来，户口止存三之一”。浙江金华府七县，台州四县，“自宣德迄今（正统）户口，金华已耗五之二，台州止存三之一”。正统十年（一四四五年）陕西高陵，渭南、富平等县居民俱闭门塞户，逃窜趁食。
为了加强对流民的管理，英宗正统元年（一四三六年）曾令各地编造“逃户周知册”，登记逃民乡里、姓名、男妇口数，以及逃民遗下税粮有无着落等项，送报巡抚，督令流民回籍复业，或在当地耕种土地纳税服役。次年又发布“挨勘流民令”，登记流民男妇大小丁口，门墙刷上标记，十家编为一甲，互相识保，由所在里长带管。如果不服招抚者，正犯处死，户下编发边卫充军。正统四年（一四三九年），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布政司所属并顺天等府州，添设抚治流民之官。景泰二年（一四五一年）又申“隐丁换户之禁”，令原来隐瞒丁口及改换户籍者自首改正入籍。这些管理和限制流民的法令，都并不能阻止各地流民的继续繁衍。
荆襄一带是流民聚集最多的地区。成化时，这里的流民已达一百五十万人以上。郧阳地区，在湖广、河南、陕西、四川四省交界处，延蔓数千里，山深地广，有大量空闲荒地，外地流民多来这里屯聚开垦，官府难以禁止。成化元年（一四六五年）荆襄流民在刘通（又名刘千斤）、石龙（又名石和尚）领导下举行起义，以反抗明朝的统治。刘通，河南西华人，正统中流亡到湖广郧阳府房县，与石龙、冯子龙等人在房县大石厂立黄旗聚众，据梅溪寺，称汉王，年号德胜，任命将军、元帅等官职。附近流民纷纷参加起义，众至四万人。刘通在房县、豆沙河诸处万山之中，分作七屯，且耕且战。明廷派工部尚书白圭、湖广总兵李震前去镇压。在梅溪附近，起义军大败李震所部湖广军，杀都指挥以下军官三十八人。白圭所率明军从南漳、远安、房县、毅城四路向梅溪进逼。刘通转至寿阳，于古口山与明军血战二日，与起义军将领苗龙等四十余人被俘，解至京师处死。明军残酷地杀害起义群众及家属，多至万余人。石龙一路起义军转至四川，攻下巫山、大昌，杀夔州通判王祯。石龙部下刘长子叛变，缚石龙投降明军，石龙不屈被杀。刘长子也被明廷处死。
刘通、石龙所领导的流民起义失败后，流民仍源源不断地进入荆襄山区。成化六年（一四七○年）又在李原和小王洪领导下举起反抗的大旗。李原，又称李胡子，河南新郑人，与小王洪原来都是刘通的部下。李原起义后，称太平王，活动于湖广南漳、河南内乡、陕西渭南交界地区，随从起义的流民达百万人。明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与湖广总兵官李震前往镇压。项忠到襄阳后，又增调永顺、保靖士兵，合共二十五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