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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附和杨议，力斥张璁。
蒋后入京时，世宗姑且同意称兴献帝、后，而不称皇，本是一时的妥协之计。十一月间，又称奉太后懿旨，加“皇”字，称兴献皇帝与兴献皇后。杨廷和封还世宗手诏，拒不发布。朝臣也附和上疏，力争不可。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年）正月，礼部右给事中熊浃则上言：“兴献王宜尊以帝称，别立一庙。”“母妃则尊为太后，徽号如慈寿之例”。（《世宗实录》卷十）熊浃是大学士费宏的同乡。不久之后，费宏即调熊浃出朝，任按察司佥事，以免得罪杨廷和，牵连自己。礼部毛澄乘清宁宫后之小宫发生火灾，上疏说是“变不虚生，宜应之以买”，又说御执父母又各加一皇字，不可以告天下。给事中安磐上疏，说“兴”是藩国不可加于帝之上，“献”是谥号不可加于生存之母。世宗迫于众议，改为皇太后、皇后加上尊号，慈寿皇太后（孝宗后）加上尊号为昭圣慈寿皇太后。皇嫂皇后（武宗后）加号庄肃皇后，本生母兴献后加号兴国太后，祖母邵氏皇太后（宪宗妃）加号寿安皇太后。三月间正式行礼，奉上尊号。生父仍号兴献帝，不加皇字。世宗此举，显然是不得已的退让。杨廷和至此已先后四次封还世宗的御批，执奏近三十疏，并多次以去就力争。十一月，世宗祖母寿安皇太后病死。杨廷和奏称：上为孝宗后，不宜为孝宗之庶母持祖母承重服。世宗不采其议，自定宫中服丧二十七日。十二月，原兵科给事中史道升任山西佥事，上疏说是杨廷和察觉他的弹劾奏章，因而调出外任，并说“先帝（武宗）自称威武大将军，廷和未尝力争。今于兴献帝一皇字考字，乃欲以去就争之，实力欺罔”。杨廷和上疏自辩，并请致仕。世宗下诏抚慰，说他“及国势危疑之际，又能计擒逆彬，俟朕从容嗣统，功在社稷。”（《世宗实录》卷二十一）杨廷和奉诏留任，但与世宗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了。
巡抚湖广都御史席书曾草拟奏疏，附和张璁、霍韬之议，称兴献帝宜定号“皇考兴献帝。”疏成未能奏上，吏部员外郎方献夫上疏，也提出继统不继嗣之论，请宣示朝臣改议“称孝宗曰皇伯，称兴献帝曰皇考，别立庙祀之”。十二月，南京十三道御史方凤等上疏，说“吏部员外郎方献夫与张璁、霍韬议礼非是”。一年之后，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又上疏议礼，并将席、方二疏附上，请世宗速发明诏“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兴国太后曰圣母，武宗曰皇兄。”嘉靖三年（一五二四年）正月，世宗交付文武群臣集议。杨廷和见世宗有意变更前议，又因谏言罢遣内宦提督苏杭织造，未被采纳，遂又上疏请求致仕。此时世宗的统治已渐稳固，并已厌于杨廷和的跋扈难制，遂诏允杨廷和致仕归里。言官交章请留，世宗不听。
杨廷和致仕，自是当时震动朝野的一件大事，也是新帝旧臣之争的一个转折。礼部尚书毛澄于嘉靖二年二月因老病致仕，死于归乡途中。八月，吏部侍郎汪俊继任礼部尚书。次年二月，杨廷和离京，汪俊联络朝官上疏，仍持原议，说“宜考孝宗”，并说，诸章奏，只有张璁、霍韬、熊浃与桂萼议同，其他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都同臣议。世宗将奏疏交付有司，敕召席书、桂萼、张璁等来京集议。
张璁、桂萼等在南京闻讯，随即上疏，说：“今之加称，不在皇与不皇，实在考与不考”。三月，世宗颁诏：本生父兴献帝、本生母兴国太后，今加称为“本生父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母章圣皇太后。”又称：“朕本生父已有尊称，仍于奉先殿侧别立一室，尽朕追慕之情。”这时，张璁、桂萼已行至凤阳，从邸报上看到新诏，又上奏疏，说：“臣知‘本生’二字，决非皇上之心所自裁定，特出礼官之阴术。”六月，张璁、桂萼至京师，被摆任翰林学士。方献夫为侍讲学士。此前，礼部尚书汪俊因再次上疏，遭世宗斥责，致仕。席书继任礼部尚书，到任前，由侍郎代管。七月，世宗采张璁、桂萼等议，派司礼监太监谕内阁去掉“尊称”中的“本生”二字。内阁自杨廷和去后，蒋冕继为首辅，仅两月即疏请致仕。毛纪代为首辅，力言不可，世宗斥责说：“你们无君，也要让我无父么？”毛纪等惶惧而退。世宗正式诏谕礼部：“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更定尊号曰‘圣母章圣皇太后’。于七月十六日恭上册文，遣官祭告天地宗庙社稷。”（《世宗实录》卷四一）礼部奉诏拟定仪注奏止。世宗制准。
世宗去“本生”二字的敕下，又引起一场风波。朝臣纷起上疏谏阻。首辅毛纪与新入阁的大学士、原吏部尚书石珤（宝）也上疏谏止。疏俱留中。七月十五日，朝会方罢，吏部左侍郎何孟春对百官说：“宪宗朝，百官哭文华门，争慈懿皇太后葬礼，宪宗从之，此国朝故事也。”杨廷和之子、翰林修撰杨慎说：“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种等遂摭留百官于金水桥南，声言今日不参加力争者，必共击之。于是九卿自尚书、侍郎至员外郎、主事、司务等二百二十人跪伏于左顺门候旨。世宗命司礼监太监传旨劝令退去，群臣必求偷旨。再次传谕姑退，群臣仍跪伏喧呼，企图迫使世宗屈服。
世宗在位三年，于朝政逐渐熟悉。杨廷和去后，对于抗旨臣下，渐趋严厉，屡加斥责。面对左顺门的严峻形势，世宗行使皇权，采取镇压措施。先将为首者翰林学士丰熙、给事中张翀等八人逮捕，又逮五品以下官员一百三十四人下狱，命四品以上八十六人待罪。锦衣卫奉诏拷讯丰熙等八人，编伍谪戍。其余四品以上者夺俸，五品以下杖责。被杖致死者十六人。
七月十六日，世宗率文武群臣奉册宝，上生母蒋后尊号为章圣慈仁皇太后。十八日，奉安生父神主，上尊号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均不再有“本生”二字。九月间，经席书、张璁、桂萼等与群臣集议，世宗正式颁诏定大礼；“称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圣怀惠慈圣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献皇帝曰皇考，章圣皇太后曰圣母。”（《世宗实录》卷四三）次年，在太庙旁建世庙（后改称献皇帝庙）奉祀献帝。大礼之议，世宗终于战胜朝臣，取得全面的胜利。
世宗初即位，与杨廷和等阁臣协力清除弊政，曾博得朝野的赞誉。大礼议起，杨廷和等执意胁迫世宗以生父为叔父，顺从内阁，一五二八年（嘉靖七年）六月，世宗在事过之后敕定议礼诸臣之罪时说：“杨廷和为罪之魁，怀贪天之功，制胁君父，定策国老以自居，门生天子而视朕。”（《世宗实录》卷八九）这里，说出了世宗郁结已久的衷言，也大体上接近于实际。但事情的另一面是，世宗以年轻的世子即帝位，对武宗朝的旧臣也多所防范，绝不甘于受人操纵。君臣之间的暗斗明争，到左顺门事件而发展到了顶点。谈迁《国榷》引支大纶《永昭二陵编年信史》论大礼之议说：“大礼之议，肇于永嘉（张璁）……伦序昭然，名义甚正，自无可疑”。“（杨廷和）力主濮议，诸卿佐复畏廷和之排击，附和雷同，莫敢牴牾。”“以附廷和者为守正，以附永嘉者为干进，互相标榜，毒盈缙绅。”支大纶不拘于标榜“守正”的偏见，所论较为客观。他又论左顺门事说：“然以冲龄之主，而举朝元老卿辅至二百余人，皆喧呼恸哭，卒不少动”，“神武独断，万古一君而已”。说世宗是“万古一君”显是称颂过分。但世宗作为不满二十岁的新君，面对元老群臣的胁迫，临乱不惧，力挽狂澜，终于使大局底定，确是显示出他独具的胆略与才能。不过，杖责臣下十余人致死，不免失于严酷。对于才有可用、过有可原的阁部诸臣斥逐过多，也削弱了朝廷的力量。世宗初即位，锐意革故鼎新，由于朝臣连年陷于大礼之争，影响了新政的继续实施。此后起用新人，重整阁部，明朝政局又出现了新的局面。
三、新政的继续
左顺门事件，内阁首辅毛纪即引咎致仕。费宏成为首辅。吏部侍郎贾咏入阁。礼部尚书席书于八月间自南京来京师到任，推荐起用武宗时致仕的大学士杨一清。张璁也向世宗荐引。嘉靖三年（一五二四年）十二月，世宗任杨一清为兵部尚书，总制三边。次年又召入内阁，参预机务。一五二六年加太子太师，谨身殿大学士。杨一清在大礼议中未参与争议，持论较为公允，私下则赞同张璁之议。张璁奉命修成《大礼集议》，一五二五年进为詹事兼翰林学士。一五二六年为兵部侍郎，仍兼原官。方献夫、霍韬俱为少詹事。一五二七年二月，费宏、石珤致仕。张璁早在两年前（一五二五年），即推荐武宗时的致仕大学士谢迁，说他“虽垂老之年，实台辅之器”。费宏致仕后，杨一清荐引谢迁入阁。八月，贾咏致仕。十月，张璁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并兼署都察院事。桂萼为吏部尚书、方献夫为礼部尚书。礼议之争中，杨廷和等阁部诸臣坚执己见，自诩为“守正”，诋张璁等为“新进”。大礼议后，新旧朝臣之间，仍不免明争暗斗，时有纷争。影响较大的是以下两事。
郭勋、张寅案——郭勋是明初名将武定侯郭英的后裔。世宗时袭封武定侯爵，掌领团营。大礼之议，曾赞助张璁。山西太原卫指挥张寅得识郭勋。张寅仇家薛良揭发他原名李福达，是山西代州人，曾随从叔父李钺参加过弥勒教的反乱，李钺被杀，福达逃走，改换姓名。张寅自动到官置对。代州知州坐实其罪。巡抚毕昭则认为是仇家诬陷。一五二六年秋，御史马录巡视山西，重新查问此案。郭勋写信给马录，托请免于追究。马录将来信上奏，并弹劾郭勋庇奸乱法。世宗交付都察院审理。大理寺评事杜鸾说席书助郭勋偏袒张寅，上书请先将郭、席二人正法，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