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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年大旱不雨，受灾地区的农民被迫流亡。保守派以此为借口，纷纷指责变法触动了天怒。王安石反驳说：“水旱是常事，尧、汤所不免。应当更修人事，以应付天灾。”但是王安石的这一“天变不足惧”的论点，却遭到神宗的驳斥，说“这不是小事，所以这样恐惧，正是为人事未修。”光州司法参军、监安上门（东京城门）郑侠在冯京支持下，绘流民图送呈神宗，并上疏说：“去年大蝗，秋冬大旱，今春不雨，都是大臣辅佐不以道所致。”他建议将“有司掊克不道之政”（指新法）一切罢去，如果再有十天不雨，他情愿斩首。知青州膝甫上书说：只要陛下下一手诏，宣布“熙宁二年以来所行新法，有不便悉罢”，就会“民气和，天意解”。一时之间，自宫廷至朝野形成了对新法的围攻。
形势变化，变法派内部也开始分裂。三月间，三司使曾布见神宗对王安石有所责问，变法动摇，竟联合市易的倡议人魏继宗反对市易法，攻击推行免行法的市易务和吕嘉问。曾布甚至对神宗说，他“召问行人，往往涕咽”，陛下“垂意于此，足以致雨”。神宗命曾布与吕惠卿根究（彻底检查）市易务不便事。吕惠卿坚持新法，与曾布议不合，曾布又向神宗攻击吕惠卿。曾布、魏继宗从变法派内部反对变法，王安石更为被动了。
后族大力攻击新法，神宗动摇，保守派反攻，变法派分裂，王安石陷于空前困难的境地。四月初，中书改定新法。在京免行钱，在贫下行人名下，特减一万贯。免在京市例钱二十以下者。在京诸门小贩税钱不满三十者，暂免交税。开封府界及诸路受旱灾到五分者，暂停催交欠负官物。又“劝诱积蓄之家赊贷钱谷”，有利息，由官府督交。流民给钱粮兴工役。诸条中，减免小贩税钱，是一个改进，但减免行钱是“依旧支应”，鼓励地主乘灾荒放债收息，更显然是对大地主的退让。与此同时，神宗又下诏受灾诸路编排保甲、方田造簿，都暂时停止。宫廷中后族继续进攻。曹后要神宗罢青苗、助役，令王安石出朝廷。曹后与高后又流涕对神宗指斥新法不便，说“王安石变乱天下”。王安石在围攻中无法继续执政，上章求去。四月中，神宗下诏：王安石出知江宁府，“安心休息”。王安石罢相，变法遭到严重挫折！
王安石罢相前，向神宗推荐吕惠卿。神宗以韩绛代王安石，以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保守派讽刺说，韩绛是“传法沙门”，吕惠卿是“护法善神”，新法仍继续推行。王安石去后，风浪暂平。章惇、曾孝宽受命继续根究市易司事，查对市易务及曾布奏文。八月间结案，曾布以“不觉察吏人教令行户添饰词理，不应奏而奏”，及“奏事诈不实”罪，免职出知饶州。魏继宗追官停职。都提举市易司吕嘉问也以“不觉察杂买务多纳月息钱”罪免职，出知常州。御史张琥（音虎hǔ）弹劾韩维、孙永查究免行钱事不当。韩维落端明殿学士职，孙永罢知开封府官。郑侠上书攻击，“惠卿朋党奸邪”，“请黜惠卿，用（冯）京为相”。神宗大怒，免郑侠官，编管汀州。吕惠卿进而追究郑侠攻击免行钱事。张琥与知制诰邓润甫受命办案，查出郑侠幕后的支持者冯京和王安国（安石弟，反对变法）等人。熙宁八年（一○七五年）正月，御史中丞邓绾与邓润甫上疏，定郑侠等罪。郑侠编管英州。冯京罢参知政事。王安国免官，放归田里。免行钱案定结，韩绛请求神宗召王安石复相。二月间，神宗派使臣持诏书去江宁府，召王安石回京师，恢复了相位。
免行钱案，变法派终于获胜，但保守派仍据育强大势力。王安石再度入相，朝廷上依然是密布阴云。四月间，神宗因辽朝求割地，向旧臣问对策。久已罢相在外的韩琦，指责置将练兵、编保甲，是“所以致契丹之疑”，青苗、免役、市易是使“邦本困摇，众心离怨”。保守派又攻击说，河北、河东上户保下户借钱谷，下户缺食逃散，上户怕赔偿也一律逃避。对王安石最大的诬陷是赵世居狱。秀州团练使宗室赵世居被告发谋反，宋朝兴起大狱，牵连多人。与王安石相识的术士李士宁曾在十七八年前赠诗给赵世居母。查究此案的知谏查案的御史徐禧上疏，说士宁赠诗，不能定罪；揭露范百禄意在陷害王安石。五月间，神宗命曾孝宽、张琥查究徐、范曲直。原来李士宁所赠诗只是抄录了仁宗赐给大臣的两句挽词。李士宁得免死，以杖罪送湖南编管，范百禄也因此得罪。王安石渡过了这一险流，但仍困处在保守派的明枪暗箭之中。
在保守派的围攻中，王安石对神宗慨叹说：“天下事象煮汤，下一把火，又接着泼一勺水，哪还有熟的时候啊？”在王安石复相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变法派仍然处境艰苦，难以继续前进。
修订三经新义——王安石改革科举、整顿学校后，设置经义局，与吕惠卿、吕升卿（惠卿弟）、安石子王雱（音乓pāng）及诸门人撰述经义，作为学校的读本。王安石复相后，重又主持此事。六月间，撰成《诗义》、《书义》、《周礼义》进呈神宗，颁于学官。科举考试，以此为准。《诗义》、《书义》多出于王雱和吕氏兄弟。《周礼义》全由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序》说，“以所观乎今，考所学乎古”，“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撰《周礼义》，显然是想系统地说明变法的依据。撰三经新义是想“使学者归一”（神宗语）。王安石在《书洪范传后》中曾慨叹学者“蔽于传注之学”，既不能提问又不会思索。新义打破“先儒传注”，依托儒家经典来宣传变法革新的思想，一时号为“新学”。新学包含着变法思想的内容，但依然根据儒 家经典讲述礼法名分，维护伦常。这又说明王安石并未能超越儒家思想的樊篱。 ①
变法派分裂——王安石复相前，韩绛与吕惠卿遇事多不合。王安石因任用提举市易司官员等事，又与韩异议。韩绛坚请辞相，八月间出知许州。吕嘉问在免行钱案查结后，又被任用。王安石荐吕嘉问重领市易司事。吕惠卿对吕嘉问多有不满。王安石不循资历进用新人，也与吕惠卿时有不合。三经新义颁行后，王安石因《诗义》经吕惠卿兄弟修改，不合己意。九月间，将新旧本一起进呈神宗。上疏说明，当时没有坚持己见，颁行后学者认为多有不妥，请将《诗序》用吕升卿的解释，《诗义》仍用旧本。吕惠卿上疏自辩，说所有修改处都曾送给王安石详定，安石何至忘记？新本已刊印千本，现在安石又请用旧本，不知何意。吕惠卿以为中间必有人故意离间，请求夺官。王、吕之间，日益破裂。御史中丞邓绾，据王雱意，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钱置田，由县吏收租，“交结贪浊”。吕惠卿上章自辩，并罗列与王安石议论不合诸事，然后罢政。十月，出知陈州。邓绾又奏三司使章惇与吕惠卿“协力为奸”，章惇出知湖州。王安石复相后，变法派反而陷入了更深的分裂！
对辽割地——一○七四年，辽道宗派萧禧使宋，要求割地划界。宋辽往来交涉，迁延不决。一○七五年 三月，萧禧又来索取河东黄嵬山地，要求重新划界。韩琦等保守派借此攻击新法招致辽疑。王安石对神宗说：不应满足萧禧的要求，“示弱太甚，召兵之道”。吕惠卿也说：“让萧禧得地受赏，以后辽人谁还不想再来侵侮。”六月，神宗派沈括出使辽朝，沈括依据旧日文书查明原议疆地书是以古长城为界，黄嵬山相去三十余里，不应允辽议。沈括出使，沿途绘图记事，回朝报命。七月间，萧禧又来索地。神宗说：“看来不能和他争，虽然更不讲理，也还得应付。”王安石提出异议，神宗不理。神宗派韩缜使辽，接受以黄嵬山为界，割去河东地东西七百里。在对辽交涉中，神宗和王安石也有了分歧。
新法逆转——王安石复相之初，四月间，曾对神宗说：“近来京师大姓多停开质库，市易打击兼并的效果，似已可见到。应当再修法制，驱使平理。”神宗说，“均无贫固然好，但此事很难啊！”王安石得不到神宗的支持，市易法无法再向前推进。免役法甚至出现倒退。八月间，因司农寺议，官户所输助役钱，减免一半。九月间又补充规定，官户产钱占全县十分之一者，只减役钱一分，但仍是对官僚们的妥协。司农寺又在八月间修订保甲法，诸路主客户五家相近者为一小保，五小保为一大保，对农民的统治更加严密。开封府界五路，客户被排除，只选主户有二丁者入正保。原来一保有至数十家，距离甚远，也改为按诸路办法编排。对大商人的 限制不能再进一步，对官僚地主妥协，对农民群众加强镇压，新法逐渐逆转了。
变法派退让，保守派加紧进攻。十月间，天空出现彗星，又成为攻击新法的一个借口。曹后和高后又出来反对，神宗也下诏说，天变不敢不惧，要群臣直言朝政缺失。王安石申辩说：“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不止，上下傅会，岂能没有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王安石的这个申辩，继承荀子《天论》、柳宗元《天说》的论点，从根本上否定了天变和人事的关系，“不足信”是“不足惧”说的一个发展。神宗诏下，旧相富弼和前御史吕公著、张方平等相继上疏，说“法既未协，事须必改”，“如救焚溺，势不可缓”。要神宗立即改变新法，说否则将有更大的“天变”。王安石向神宗力争，主张对不附新法者治罪，说“不然，法不行”。但王安石的这个积极的主张，却遭到神宗的拒绝。神宗回答说：“听说民间也颇苦新法。”王安石说：“如天寒下雨，还有人埋怨，这岂足恤！”神宗说：“如果连这些埋怨都没有，岂不更好！”王安石的主张无法贯彻，只得称病家居，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