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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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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季北略》卷二十)山西人民纷纷支持大顺军。
  大顺军兵分两路,攻取北京。李自成亲自统率主力军取道忻州、代州、大同、宣化,由北路经居庸关取北京。偏师由刘芳亮率领,东出固关,经真定(正定)、保定自南道北上进攻北京,与李自成会师。
  李自成农民军到忻州,州民开门迎降。进至代州,明总兵周遇吉退守宁武关。农民军经过激战,擒斩周遇吉。大同总兵姜瓖、宣化总兵王承胤相继投降,巡抚朱之冯自杀。农民军经过阳和、柳沟,到达居庸关。居庸关守将总兵唐通、监军太监杜之秩开门迎降。
  刘芳亮率领的偏师出固关后,真定知府邱茂华、游击谢素福出降,内阁大学士李建泰也在保定投降。三月十七日,南北两路大军先后到达北京城外,包围北京。
  明朝守卫京城的三大营溃散。大顺军缴获明巨炮轰城。城内防守力量薄弱,士气不振。大顺军猛攻西直门、平则门(阜成门)、彰义门(广安门)等处。守城明军在城上避而不战,迁延时日。
  十八日,农民军与城外的百姓填平壕沟,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明守军士兵拒不与农民军作战,只向城外放空炮,或挥手让农民军避开再行射击。
  大顺军命令少年组成的“孩儿军”攻城。砍倒杨树作云梯,手持短刀爬城。守城明军狼狈奔逃,或脱下军服,丢弃武器投降。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孩儿军师孩儿兵,孩儿攻战管教赢;只消出个孩儿阵,孩儿夺取北京城。”(《明季北略》卷二十三)
  农民军首先攻下彰义门,占领外城,继续向内城发动猛攻。崇祯皇帝见末日来临,逼死皇后,亲手杀死几个嫔妃,砍伤自己的女儿,然后换上太监衣帽,企图与太监王承恩一同出逃。走到崇文门不能出城,又到朝阳门,声称太监奉命出城。城上守军疑为“奸细”,张弓下射。崇祯帝又走到安定门,也不得出去。只得返回宫中,换上皇帝袍服,敲钟召集百官议事。这时,官员们都已脱下官服,换上贫民服装四处躲藏,无一人再来上朝。崇祯帝见大势已去,同王承恩登上万岁山(煤山,即景山),在一棵槐树下自缢而死。(南明溢思宗,后改毅宗。清谥怀宗,后改庄烈帝)明朝自太祖即位,凡二百七十六年,至此宣告了它的灭亡。
  三月十九日上午,大顺军攻开内城各城门。李自成命令大军整队入城,不得杀掠。刘宗敏首先率领大军从宣武门进入内城,队伍整齐,军纪肃然。老百姓张灯结彩,摆设香案,张贴“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永昌元年,顺天王万万岁!”等标语,热烈迎接农民军的到来。
  李自成依然保持农民军的本色,头戴毡笠,身穿青布衣,骑着杂色黑马,在数百名骑兵护卫下,和大顺的官员们进入北京城,经承天门进驻皇宫。
  大顺农民军攻占北京,推翻明朗,是巨大的胜利。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史上,也是一个辉煌的成就。农民军自陕西进军,所到之处,明朝官员开城出降,取得胜利是迅速的。但是,大顺军顺利攻占北京,显然缺少取代明朝、建立全国统治的足够的政治准备和必要的军事部署。农民军继承自发起义的朴素传统,对内和对外都缺乏有效的措施,自身的弱点也很快地暴露了。
  内部措施�;�;李自成进驻北京后,随即采取了如下的一些措施:(一)废除亡明的政治制度,实行大顺的官制,六政府尚书分别管理政务。权将军刘宗敏统一节制文武官员。国中大事由李自成与刘宗敏、李过等议定。(二)限令明朝文武官员一概报名汇察。不愿仕者听其自便。愿仕者照前擢用。违抗不出者,处死。明朝兵部尚书候恂因与农民军作战失败被明朝下狱。大顺释放侯恂,任为尚书。四品以下官员任用者百余人。外任州县的五十余人。(三)礼政府开科考试举人,吏政府录用五十人,以安人心。(四)由刘宗敏、李过等主持向官员富户“追赃助饷”。明朗官员除彼录用者外,均交刘宗敏发落,勒令献出金银。勋戚大臣献银不足,即加拷掠追逼。被夹者多至数百人。明外戚周奎(周皇后之父)献银五十万两,仍被夹死。巨商大贾以至当铺、饭馆,均被搜掠。徽商被拷掠者多至千人。被捆绑追索的人,不绝于道,京城一片恐怖。
  大顺军录用明朝官员、考试举人,多少起到争取敌人的作用。“追赃助饷”又抵销了这些作用。农民军起义时,怀着朴素的阶级仇恨,自发地夺取官员富户的财富,是可以理解的。李自成在行军过程中,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不征赋税以争取人民的支持,“追赃助饷”以济军用,也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但是,推翻明朝后继续发展这些措施,而不及时制定政策,显然不利于大顺政权的巩固。农民军无休止地追索钱财,也造成了军纪的败坏。李自成曾企图禁止,将士们对他说:“皇帝让你做,金银妇女还不止我们么!”据说,大顺军在北京追得助饷银七千万两。自将军至战士也各有私囊。《明季南略》卷五记载说:“腰缠多者千余金,少者亦不下三百、四百金,人人有富足还乡之心,无勇往赴战之气。”农民军进北京一月有余,竞相夺取私财,战斗力大为削弱了。
  大顺又派出州县官员到占领区的畿内和河南、山东各州县任职,推行“均田免粮”和“追赃助饷”。据山东诸城的一个地主丁耀亢记载,大顺所行均田,即将地主霸占的农民田地,退还给农民。田产不论久近,农民认为祖产即可占有(《出劫纪略》)。另据《顺冶史书》记载,诸城和日照的地主,明副总兵厉宁在两县所有田产四十余顷,当大顺官员到来后,也为农民所占有。农民夺回地主占据的田地,是完全正当的措施。农民群众也由此得到实际利益。但各地拷掠官绅,“追赃助饷”的资财,则全为农民军所得。山东等地的地主不断举行反扑。德州地主贡生马元等借口农民军“征比饷银酷急”,纠结当地地主杀死大顺派遣的官员。附近四十余州县也相继杀逐大顺官员。临清明地方官得商人资助,募兵三千杀大顺防御使,占领临清、济宁。山东、河北以至河南的地主纷纷组织武装,与大顺军为敌。大顺所属各州县面对地主阶级的反攻,面临着艰巨的斗争任务。
  外部形势�;�;大顺军进驻北京时,已经占领了北起长城,南抵江淮,西至甘肃,东至山东沿海的广大地区。但在这个地区的周围,也还存在着与大顺并立和对立的几大势力。(一)张献忠的大西军占有四川,雄踞西南,构成农民起义军的又一支巨大的力量。但李自成与张献忠素不相容。大顺推翻明朝后,并没有去联合大西,壮大农民军以对付内外的敌人。(二)山海关是明清交界的要冲,明宁远总兵吴三桂在此镇守。李自成逮捕在北京的吴襄(三桂父),要他写信招三桂来降。并派降将唐通去与吴三桂联络。吴三桂行至滦州,听说家室被掳,愤而降清。并发布檄文,声讨李自成。(三)辽东的清国,正处在发展的时期,军力强盛,久已蓄谋灭明,占领中原。农民军占领北京后,清军正在准备入关。(四)江南地区仍为明室势力所统治。明总兵左良玉驻守武昌。总兵高杰及刘泽清驻守江淮下游。李自成以大顺国王名义招降左、高、刘等,不成。四月初一日,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等官员,在南京誓告天地,议立新君,复辟明朝。
  大顺军攻占北京后,取代明朗而处于四面受敌的被动地位。特别是北面的清国和江南的明室残余,构成了夹击大顺的严重形势。但大顺军的领导者们却没有足够的警惕,骄躁轻敌,甚至认为山海关是弹丸之地,“不足当京师一角,用脚尖踢倒耳”(《谀闻续笔》卷一);江南地区,不需重兵,即可“传檄而下”(《平寇志》卷十)。北京城内的大顺礼政府正忙于筹备李自成做皇帝的登极大典,军士们则竞相“追赃”积财,准备还乡。大顺强敌压境,而军心涣散,失败不可免了。 
第五节 清军对农民军的攻战与人民的抗清斗争
(一)清朝对农民军的镇压与明王朝的重建
一、顺治帝即位,清军攻占北京
  李自成大顺军推翻明朝占领北京之前,清国确立了小皇帝福临(清世祖)的统治,政权操纵在贵族多尔衮等人的手里。
  一六四三年(崇德八年)八月九日,皇太极病死。满洲贵族曾为争夺皇位而发生了争议。掌管两红旗的礼亲王代善推戴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继帝位,得到掌管镶蓝旗的济尔哈朗的支持。原属皇太极统领的两黄旗的一些大臣,也坚持拥立皇太极之子。豪格因固山厄真谭泰、护军统领图赖、启心郎索尼等统率两黄旗的将领们依附睿亲王多尔衮而辞不受位。多尔衮拥有两白旗,实力最强。硕讬(代善子)、阿达礼(代善孙)和多尔衮的同母兄弟阿济格、多铎等拥戴多尔衮继帝位。多尔衮只获得部分贵族的支持,亦无力统御八旗。多尔衮提出立幼辅政的建策,说:“当立帝之第九(原误作三)子(福临),而年岁幼稚,八高(固)山军兵,吾与右真王(济尔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沈阳状启》)这样,拥多尔衮派贵族控制了朝政实权,拥豪格派的贵族也因皇太极之子继位,得到部分权利。贵族之间取得妥协而结束了皇位之争。
  一六四三年八月十四日,年仅六岁的福临(世祖)即位,改明年为顺治元年。经诸王贝勒公议,济尔哈朗与多尔衮辅理国政,誓告天地。
  大清建国前后,就已把消灭明朝作为目标。一六三五年,汉臣张文衡曾向皇太极建策说,中原之地,唯有此时可取。因为明朝“文武大小官员,俱是钱买的。文的无谋,武的无勇。管军马者克军钱,造器械者减官钱。军马日不聊生,器械不堪实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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