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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垦荒 清朝自一六四四年（顺治元年），即已制定招徕流民开垦荒田的条例。州县卫所荒地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有主荒地原主开垦，官给牛种，三年起科（科税）。一六四九年又规定各地方招徕各处流民，不论原籍本籍，编入保甲，开垦荒田，给以印信执照，永准为业（《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但顺治时长期作战，人民流移有加无已，荒地的开垦收效甚微。康熙帝亲政后，御史徐旭龄在一六六八年奏报说，垦荒行之二十余年而无效。康熙帝继续采取措施，奖励垦荒。鼓励无地少地的农民开垦荒田，也鼓励地主对荒地的经营和占有。一六七一年，“准贡监生员民人垦地二十顷以上，试其文义通顺者以县丞用”，“一百顷以上，文义通顺者以知县用”（《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一六七六年又规定，延长垦荒收税的年限，“水田六年，旱田十年起科”。但是，垦荒收到实效，还是在“三藩”战争之后的年代。长期战乱后，全国呈现相对稳定的局面，流移的人民逐渐恢复正常的生产。荒田的开垦也随之日渐形成高潮。四川地区自明末以来，经历多年的战争，人民逃移甚众。一六八五年，巡抚姚缔虞请敕令流离外省的富户乡绅返回四川，说“若召回乡宦一家，可抵百姓数户。绅宦既归，百姓亦不召而自至。”（《清史稿》卷二十四）但此后四川的农业生产逐渐恢复，湖广、江西、广东、广西等地的流民相继来四川垦荒就业。一六九○年，朝廷议准：流离四川民户，情愿居住垦荒者，将地亩永给为业。自各地来四川垦荒者更多。二十年后，到一七○九年时，康熙帝曾诏谕四川巡抚年羹尧说：“比年湖广百姓，多往四川开垦居住，地方渐以殷实”，“尔须使百姓相安”（《圣祖实录》卷二三九）。四川在康熙时期是人口和田亩增长最为显著的省分。其他荒地较多的省区，如直隶、山东、山西、河南诸省，垦荒也日渐扩展。据《清朝文献通考·田赋考》的记录，一六八五年各省的田亩数均较康熙初年有显著的增长。农民垦荒，虽可延期纳税，但不免要遭受官府的多方敲剥，甚至荒地垦熟又被地主强占而去。但在奖励垦荒的政策下，无地少地的农民有地可耕，多少促进了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依据清朝征收田赋的统计，一六六一年康熙帝即位时，共有田五百四十九万二千五百七十七顷。一六八五年，即已增加到六百零七万八千四百二十九顷。此后，增长更快。不纳税的新垦田和隐瞒的田亩，不在田赋统计之内。实际的垦田当远远超过田赋的记录。
减免赋税 康熙帝曾自称，“朕惟帝王致治，裕民为先，免赋蠲（捐）租实为要务。”（《清圣祖圣训》卷二○六）四大臣辅政时，各地遇有灾荒或战事，赋税难于征收，不得不实行捐免。康熙帝亲政后，则把减免赋税作为他的执政方针。三藩战后，更加推行这一方针，每年都留下了捐免地丁钱粮的记录。一省数省或数县因水旱灾荒，或多年积欠，无法完纳，赋税可以捐免。朝廷庆典或康熙帝出巡所经之地，也可以作为特恩减免赋税，称为“恩蠲”。捐免包括丁银、田赋和积欠的赋税。一七○九年十一月，户部张鹏翮奏报说：“臣查户部册籍，自康熙元年起，以至于今，所免钱银共万万两有余，是诚亘古所无也。”（《圣祖实录》卷二四○）康熙帝要将康熙五十年的地丁钱粮全部捐免。户部会议，自五十年起，视各省之大小，三年内轮流捐免一年赋税，称为“普免”。据见于记载的各省、县局部减免赋税的记录，自康熙元年至五十年共有四百余次。江南巡抚汤斌曾在奏诸减免钱粮的奏疏中说：钱粮“原非可完之数，与其赦免于追呼既穷之后，何若酌减于征比未加之先。”（《江南通志》卷六十八）钱粮的减免，无疑能收到减少反抗，安定社会的作用。减免丁银，地主与农民均可受益。减免田赋，受益者主要是地主和有地的农民，无地的佃户并无利益。一七一○年（康熙四十九年）又规定：“嗣后凡遇蠲免钱粮，合计分数，业主蠲免七分，佃户蠲免三分。永著为例。”（《圣祖实录》卷二四四）这所谓佃户捐免三分，即免纳约当三分田赋的地租。地主剥削农民，多方巧取，佃户未必即能依制受益。但有此规定，佃户总还可以有所依据，多少减轻些负担。三藩战后，康熙帝实行减免赋税的方针三十余年，他自称“蠲租之诏屡下，垦荒之令时举”（《圣祖实录》卷一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统治秩序的稳定。
滋生人丁免赋 据《清圣祖实录》所载历年人口田亩和钱粮赋税的记录，自康熙二十一年到五十年的三十年间，有了显著的增长。一六八一年（康熙二十年），人丁一千七百二十三万五千余，田地（包括山荡畦地）五百三十一万五千余顷，征银二千二百一十八万余两，粮（米、豆、麦）六百二十七万一千余石。一七一一年（康熙五十年），人丁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余，田地（包括山荡畦地）六百九十三万余顷，征银二千九百九十万四千余两，粮（米、豆、麦）六百九十一万二千余石。由于田地开辟和人口增殖，虽然清王朝多次减免赋税，国家的钱粮征收仍有很大的增长。征银增加七百多万两，粮增加六十多万石。但多年来居民大批流移，各地人民为逃避赋税，人丁与田亩的实际数字均有很多隐瞒。康熙帝说他亲自巡幸的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纳钱粮”。国家赋税增加后，国用已无不足。康熙帝称“朕故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征钱粮”。在普免钱粮一年之后，康熙帝又在一七一三年（康熙五十二年）二月诏谕大学士等：“朕览各省督抚奏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今海内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见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见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圣祖实录》卷二四九）康熙帝的这一讯谕，是对人丁税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即将人丁税额固定在康熙五十一年的额数，以后新增人丁，只报实数，不纳钱粮，被称为“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人民丁税负担多少有所减轻，也使隐瞒的现象大为减少。据《圣祖实录》所载，一七一三年各地另行奏报的滋生人丁有六万四百五十五人。实际滋生人丁当不只此数。这可能是由于新制初行，尚未取信于民，因而仍不免隐瞒。次年奏报的滋生人丁数即增至十一万九千余，一七一五年增至十七万三千余，一七一六年增至十九万九千余，此后历年滋生丁数均有增长。一七二一年增至四十六万七千余。所谓“滋生人丁”，依清制当是指年满十六岁的男丁，并不包括妇孺在内。雍正十年（一七三二年）时，滋生人丁超过九十万，他们出生时正是康熙帝实行不加赋之后的年代。“滋主人丁，永不加赋”制的实行，逐渐减除了人口的隐瞒现象，相对地接近于实数。客观上则促使人口迅速增长。但此制实行既久，原来定额的人丁死亡或年满六十岁而被除名，定额数交由本户或亲戚的人丁抵补，这又不免产生种种流弊。
整饬吏治 康熙帝所制定的垦荒减赋等措施，都必须通过地方官吏来实行。因而，整饬吏治又成为恢复生产和巩固统治的必要措施。一六六七年，康熙帝初亲政时，熊赐履即上疏指出，“蠲赋则吏收其实而民受其名，赈济则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圣祖实录》卷二十二）一六七九年，京师地震。康熙帝告谕群臣，官吏的六项“弊政”是“召灾之由”。一是民生困苦已极，地方官吏谄媚上官，科派百姓；二是大臣朋比徇私；三是用兵地方，诸王将军大臣多掠小民子女；四是蠲免钱粮分数及给发银米赈济，地方官吏苟且侵渔，以致百姓不沾实惠；五是大小问刑官员枉坐人罪，恐吓索诈；六是包衣下人及诸王贝勒大臣家人侵占小民生理。康熙帝指令九卿详议，由吏部立法严禁，务期尽除积弊。康熙帝不时出巡各地，察访官员优劣，对清廉执法的官员予以褒奖，对贪酷官员严予惩办。直隶巡抚于成龙，原任知县，以廉明著闻，擢升至巡抚。康熙帝称赞他“凡亲戚交游相托者，概行峻拒。所属人员并戚友间有馈遗，一介不取”。“历官廉洁，家计凉薄”（《圣祖实录》卷九十四）。其后又擢任江南总督。于成龙前后居官二十余年，死后家无积蓄，据说室中只存绨袍一袭。被称为“天下第一廉吏”。直隶巡抚满人格尔古德执法严明，反对大学士明珠圈占民地，被称为“铁面”，也受到康熙帝的褒奖。满族贵族山西巡抚穆尔赛，在任内科派百姓，每两税银加征“火耗”至三、四钱，多方勒索贪污。康熙帝交九卿议罪。满汉大臣因穆尔赛势大，欲从平易归结。康熙帝大怒说，穆尔赛身为大吏，贪酷已极。九卿会议，并未详明议罪。真有弥天手段。又说：“朕不行立断，谁肯执法？”将穆尔赛判绞刑处死。云南布政使张霖、浙江布政使黄明等，也都因贪污罪处死。康熙帝对满汉官员，奖励廉能，惩治贪污，无所回护，对整饬吏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顺治初年，曾有官员“三载考绩”的制度，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