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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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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宴,规模盛大。皇太后与乾隆帝先祭谒永陵(景祖觉昌安、显祖塔克世陵。原称东京陵,顺治十六年尊称永陵),然后祭福陵(太祖陵)及昭陵(太宗陵)。三陵祭仪,均依康熙时定例。祭后又盛宴诸王及文武大臣,庆贺礼成。乾隆帝受贺并亲制《盛京延宴世德舞辞》,以汉高帝过沛而歌大风自比。随即以礼成颁诏全国,赏赐文武大臣及奉天旗民。乾隆帝此次东巡谒陵,朝廷耗费了大批的赏赐,盛京及所经各地为接送帝后,更耗费了无数的人力与财力。
  一七四五年(乾隆十九年)七月,乾隆帝再次奉皇太后谒陵。八月,途经吉林,驻跸,渡松花江,游龙潭。因“途次迎銮者,踊跃趋事”,奖谕吉林将军、副都统以下各级执事官员、兵丁,赏给缎正、银两。抵盛京谒陵礼成,又依例颁赏盛京官兵,较一七四三年(乾隆八年)更为丰厚。盛京礼部侍郎世臣,因备办祭典“并不竭尽诚敬,草草办理”,被革职发往黑龙江。乾隆帝赏罚分明,更加助长了地方官员迎銮的靡侈。
  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二月,乾隆帝奉皇太后去曲阜谒孔子陵庙,游泰山,是为东巡。沿途迎銮竞尚侈丽,过于盛京谒陵。乾隆帝在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的一个诏书中说:“自十三年东巡,该抚等于省会城市,稍从观美,后乃踵事增华。虽谓巷舞衢歌,舆情共乐,而以旬日经营,仅供逐次一览,实觉过于劳费。且耳目之娱,徒增喧聒,朕心深所不取”。事过之后,乾隆帝以“深所不取”为言,以求限止。当年的奢费,不难想见。
  西巡五台 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乾隆帝又奉皇太后往易州谒祭泰陵,然后西游五台山,号为西巡。自顺治帝定都北京后,顺治、康熙两帝都葬在遵化。雍正帝生前,即把自己的葬地定在易州泰宁山下,并修建了陵园。一七三七年(乾隆二年),葬雍正帝于此,称为泰陵。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九月,乾隆帝与皇太后到泰陵行祭礼,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员随行。谒泰陵后,自易州去山西五台游赏。乾隆帝下谕说,他“临幸五台,观风问俗”,是为了“周知闾阎疾苦”。事实上,主要是巡游览胜。去五台前,借口山西巡抚阿里袞患病,特命兵部尚书班第署理山西巡抚,即日前往,办理巡幸五台之事。帝后抵五台后,赐宴随从王大臣。因“安营除道,未免有资民力”,免五台县明年额赋十分之三。乾隆帝在五台行围。留驻五日后启程。十月,经滹沱河,驻正定府,查阅堤工。经石家庄,驻保定府,游莲池书院,在太平庄行围,由涿州回京。
  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乾隆帝再次奉皇太后西巡。二月自京师出发,由王公大臣扈从,经涿州、保定府至五台,在菩萨顶驻跸三日后,循原道回銮。临行,在五台下谕说:“朕巡幸五台,所有各处道路,该抚多已预备。其中朕所未到之处,向例不准开销。……赏银一万两,交该抚阿里袞通融办理,以补前项诸费之用。”(《高宗实录》卷二五八)山西境内,乾隆帝未到之处,赏银一万两补用,实际筹办费用,当不止此数。直隶境内及山西已到各处,虚耗费用,当然还要超出数倍至数十倍。据说,一九○○年慈禧太后逃到太原,见到乾隆帝巡幸五台时所供用的物品,叹为宫中所未有。其豪侈奢靡,可想而知。
  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秋八月,乾隆帝又奉皇太后巡幸中岳嵩山。一切供顿,俱由正项开销。依西巡之例,也与赏银一万两交督抚通融筹酌。八月初七日自京启程,先向京东遵化祭谒孝陵、景陵,然后西行去易州谒泰陵。经正定府、彰德府、孟县、洛阳县,十月初至嵩山。祭中岳庙,赐扈从王公大臣及河南巡抚等官宴,在嵩山两日回銮。经中牟县至开封府,留住四日,赐宴阅兵。经卫辉府北返,十一月初回京。下谕将河南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以前积欠钱粮三十五万两捐免。
  南巡江南 乾隆帝连年奉皇太后东西巡游,王公大臣随从,转辗各地,贡献赏赐,耗费是巨大的。但最大的靡费还是南巡江南。江浙一带历来是生产最为发展的地区,也是景物繁盛,商业贸易最为发达的地区。康熙帝曾六次南巡,以巩固对汉地的统治,乾隆帝自称效法皇祖,也先后六次到江南巡游。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乾隆帝奉皇太后还京。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正月,又奉皇太后启銮初次南巡。大学士博恒等王公大臣随行,规模浩大。启程一年前,经行各地即已在忙于准备御舟,修筑道路,布设行营行宫,筹备迎驾。乾隆帝出发前下谕说:“朕巡行江浙,问俗省方,广沛恩膏,聿昭庆典”,将江苏自乾隆元年至十三年(一七三六至一七四八年)积欠地丁银二百二十八万余两、安徽积欠三十万五千余两捐免。浙江无积欠,将来年应征地丁钱粮三十万两捐免。随从人等各有帮银路费傣饷,但因沿途诸物昂贵,另加恩赏,傅恒赏银六百两,以次各有赏银。二月间,经山东泰安入江苏,渡黄河至直隶厂,阅洪泽湖高家堰堤工。过淮安,经扬州乎山党高旻寺渡江至金山寺,经镇江府,由水路至苏州府驻跸二日。三月初,经嘉兴至杭州。月中自杭州回苏州驻跸。往江宁府,祭明太祖陵。四月,经泰安府,游泰山。五月初回京(《高宗实录》,参《南巡盛典·程途》)。
  乾隆帝奉皇太后驻跸的城邑,对当地各级官员以致兵丁,屡有赏赐。二月初,在途中下谕说:“朕问俗观风,南巡江浙,清跸所至,广沛恩膏。更念三吴两浙为人文所萃,皇祖圣祖仁皇帝屡经巡幸,素悉膠庠,试额频加,覃敷教泽。朕法祖省方,銮舆所莅,式循式典,用示渥恩。”(《高宗实录》卷三八二)江苏、安徽、浙江三省,本年岁试文童,府学及州县大学增取五名,中学增取四名,小学增取三名。乾隆帝到杭州后,又颁赐江浙各书院新刊武英殿版十三经、二十二史各一部,又召试呈献诗诸生,谢墉、陈鸿宝、王又曾等三人特赐举人。在江宁,也准此例,特赐蒋雍植、钱大昕等五人举人。
  乾隆帝巡游之地,当地设备接送,竞尚豪华。据说每处供设,所费不只二、三十万两,超过康熙帝南巡时十倍。帝后的大量赏赐和地方的豪华供设,耗费巨大。所谓“动用正项”和减免额赋,自然远不足用。乾隆帝在山西和山东巡游时,曾准当地商人捐输。游嵩山时,河南巡抚鄂容安奏称:“恭遇驾幸河南,通省绅民咸沐皇仁,无由仰报,情愿捐输,共输银五十八万七千余两,以充公用。”(《高宗实录》卷三七四)乾隆帝饬令给还绅民。南巡江南时,因费用浩大,深虑“办理拮据”,明谕嘉奖“两淮商人,踊跃急公,捐输报效。地方官一应公务,于此取给。”(同上,卷三八二)两淮商人中,以盐商为最富。乾隆帝将两淮纲盐、食盐于定额外,每引赏加十斤,“不在原定成束之内,俾得永远沾受实惠。”(同上)乾隆帝用赏加盐引的办法,换取盐商捐输,以供巡游。盐商自炫富有,官员互竞豪华,侈靡之习,愈演愈烈。袁枚记扬州情形说:“自辛未岁(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大子南巡,官吏因商民子来之意,赋工属役,增荣饰观,奢而张之。水则洋洋然回渊九折矣,山则峨峨然隥约横斜矣,树则焚槎发等,桃梅铺纷矣,苑落则鳞罗布列、閛然阴闭而霅然阳开矣。”(《扬州画舫录·序》)乾隆帝游苏州时,曾说这里“纷华靡丽之意多,而朴茂之风,转有未逮”,“凡兹士庶,更宜力敦本业,力戒浮华。”(《高宗实录》卷三八三)游杭州后也说:“闾阎趋尚,较吴稍朴。但浮竞之习,举所不免。”(同上,卷三八四)乾隆帝指苏、杭二府趋尚浮华,其实他的南巡,就正是在倡导浮华的风气。
  康熙帝南巡时,视察黄河河工是主要目的之一。乾隆帝后来自称:“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而辛未(一七五一年)、丁丑(一七五七年)两度,不过敕河臣慎守修防,无多指示。”(《南巡记》)乾隆帝初次南巡,本不以视察河工为目的,“无多指示”是必然的。不过,他经淮南时,曾往视高家堰。自江宁往祭禹陵途中,也至蒋家坝阅视堤工。并曾诏谕河臣尽心修治洪泽湖水坝,对黄河的治理,也还多少有所推动。乾隆帝在巡游各地时,仍在各地批阅奏章,处理军国大政,与荒废政事的单纯的游玩,也还有所不同。不过,南巡的目的,既在于“观风问俗”,游赏胜景,沿途的靡费,不仅耗费了前代积聚的大量资财,也助长了地方官员竞尚华侈,贪贿敲索的颓风,影响是巨大的。 
二、宫廷的侈靡
  乾隆帝即位日久,宫廷生活也日益侈靡,任情挥霍。典型的事例,是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冬,为孝圣皇太后举行六十寿辰的庆典。康熙帝曾为孝惠皇太后祝贺六十寿辰,贡献各色珍贵礼物,备极豪侈。但孝惠太后仍令停止筵宴,以为限止。乾隆帝效法乃祖,也为生母皇太后祝寿,但其豪华远远超过康熙时的庆典。
  京师城西有圆明园,原为雍正帝即位前藩邸赐园。圆明园之南,有畅春园。康熙时,以明人别墅改建。乾隆时,孝圣太后常居此园。十一月二十五日为皇太后生日。十九日,皇太后自畅春园去万寿山游幸。次日,自畅春园启銮,入城,入居皇城的寿康富(在慈宁宫西,后改名寿安宫)受贺。
  皇太后的庆寿活动虽在京师举行,但成为全国各省都要鼎力筹办的大事。早在本年春初,即由在京王大臣奏准,于万寿山至京一路,“分段预备,公祝圣寿。”乾隆帝诏谕各省督抚,先期遣人进京,按分派地段,预备经坛、戏台之类,“以展臣子祝嘏之诚,而玉辂经过,亦可仰承圣母欢心。”(《高宗实录》卷三八四)各省督抚自然竞相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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