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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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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四、五万人,包围清军。明瑞命诸将在夜间带兵突围,自领亲兵数百名断后。两军激战,清领队大臣扎拉丰阿阵亡,领队大臣观音保自刎,明瑞身负重伤,在军中自缢死。清军损失惨重。
  乾隆帝任命大学士傅恒为经略,阿桂、阿里衰为副将军,增调索伦、吉林兵四千人,健锐、火器营兵一千人,荆州、成都驻防八旗兵五千人,以及各省绿旗兵数万人去云南,又在云南赶造船只枪炮,准备再次进军。一七六九年(乾隆三十四年),清军分三路进兵:傅恒率主力部队渡戞鸠江(又名槟榔江,即大盈江)西行,经孟拱、孟养土司地方,由陆路攻阿瓦;阿桂率兵万人出虎踞关,进取孟密,到阿瓦会师;提督哈国兴率兵三千及湖广造船工匠,出铜壁关,在蛮莫造船,编成水师,作为策应。十月,清军合为一路,在依洛瓦底江口打败缅军主力,进而攻打老官屯。缅军防守严密,清军用炮击,用火攻,埋火药轰,都不能攻破。
  十一月,阿里衰死于军中。傅恒患病,退居铜壁关。奏报老官屯久不下,本年瘴疠过甚,领队大臣也多患病。乾隆帝得报,谕令傅恒撤兵。傅恒派提督哈国兴去缅甸军营,与缅甸将领眇旺模议和。商定:缅匈交还侵占的云南土司地,双方交还俘虏。十二月,清军焚毁舟船大炮,退出缅甸。傅恒奉旨回京,不久病死。
  清廷自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发动对缅战争,前后将近五年。调兵数万人,损失总督以下将领多人,耗费饷银一千三百万两。此次战争原来只是由于边界土司的纠纷而引起,乾隆帝以所谓“张国威”为名,连年兴兵。清军两度侵入缅甸, 最后仍不得不撤回,实际上是以失败而告终。此后,两国之间不再有战事。英国殖民势力日益侵入缅甸。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缅甸国王孟云(雍籍牙子)遣使与清朝通商,并交还俘虏杨重英(杨应琚子)。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遣使为乾隆帝祝寿。乾隆帝敕封他为缅甸国王,每十年入贡一次。
(三)巡游的继续与皇家园囿的修建
  自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来的三十年间,乾隆帝在频繁发动战争,消耗国力的同时,仍然连年去各地巡游,玩赏山水,并在京师和承德等地不断扩建国体,以供帝后游赏消闲。朝廷有限的财赋,日益虚溃。  
一、巡游的继续
  乾隆帝在连年的战争中,从未亲临战场,却依然每年去各地游玩。其中耗费最大的,是几次“南巡”。
  乾隆帝自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奉皇太后去江南巡游,耽乐于苏杭山水。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又连续三次奉皇太后南巡。所谓南巡,只是在苏州、杭州和江宁府一带留连观赏,并未远涉南方的广大地区。一七七七年(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孝圣皇太后崩。一六八○年(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年届七十,又举行第五次南巡。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最后一次即第六次南巡。为观赏江南春色,孝圣后与乾隆帝的每次南巡,大都于正月间自京师出发,四、五月间返回。南巡之年,前后约有五个月的时间在外地游玩,兼理公务。
  帝后南巡途中,曾视察高家堰堤工和海宁石塘的改筑,并曾在江宁阅兵,但这些都只是便道举行,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主要目的还在于游赏春景。沿途官商接驾,布置繁盛即得到奖掖,接驾不周,便受到惩处。各地争奇斗巧,以博取帝后的欢心。巡游的规模和耗费越来越大。沿途所经之地,一处供设即耗银二、三十万两,超过康熙帝南巡时的十倍。苏州、杭州、江宁和扬州等地是游赏的胜地,陈设更为侈靡。帝后所到之处,必先铺修道路,码头铺棕毯,御道用文砖,水路特制龙舟,彩绘雕镂,陆路两旁结彩棚,搭戏台,布列花石,陈设文玩。帝后所居的行营营帐,备设各种豪侈的家具用品。游览的寺观,也即为修饰,以供瞻仰。沿途官民商贾还要供献各种珍宝、器物、文玩、字画等等,不一而足。乾隆帝有《驻晔姑苏》诗云:“牙樯春日驻姑苏,为问民风岂自娱?艳歌新舞翻觉闹,老扶幼挚喜相趋。周谘岁计云秋有,旋察官方通弊无。入耳信疑还各半,可诚万众庆恬愉。”(《南巡盛典》卷八)乾隆帝幼居深宫,南巡经行各地,得与官民接触,自可略知世情。但六次南巡,均在苏杭山水之间,“为问民风”显然不足以为“自娱”作辩解。他所体察的民情,也只是“有秋无弊”一类的谀词。乾隆帝为粉饰的升平而陶醉,而自炫,直到晚年退位后才多少有所醒悟,说他在位六十年,“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清史稿·吴熊光传》)为“南巡”作出了恰当的评语。
  江南赋税是清朝廷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乾隆帝先后六次南巡,都不得不减免江浙以及经行的山东等地的赋税,以至逋赋。这种减免使朝廷的收入大为减少,江南百姓的负担却并未因而减轻。相反,每次南巡都使沿途人民增加了繁重的劳役和各种额外加派的负担。各地铺治道路、搬运花石、修建行宫殿字以及一切供设,均征用大批民夫眼役。朝廷使臣报道说:“治道则编茅筛土、转硝磨坚,数百里内工夫裹粮赴役,最为民弊。”又说,南巡时“供亿浩繁,州县调弊,农民举未息肩,商船或不通津。虽值丰登,无异歉荒。”(朝鲜《李朝正宗实录》一)朝鲜使臣的客观报道,比起那些为迎合乾隆帝夸耀的心理而极力讴歌“盛典”的记述,当更为接近实际。南巡中的大量耗费,均由地方官员承办。各级官府又向民间征索。乾隆帝初次南巡,已要各地盐商供给需费。此后五次南巡,也多取自盐商。盐商不足,又向其他商人富户征取。正赋以外,于是又添出多种名目的“加派”(参见下节)。加之官吏从中侵渔中泡,以迎驾为名多方敲榨勒索。巨大的耗费,最后都还是落到了广大民众的肩上。六次南巡,为江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多方面的损害。
  南巡而外,乾隆帝还曾先后五次游幸五台山,四次东巡谒陵。至于热河避暑、木兰行围,更是每年的常例。乾隆帝在位之年,几乎每年都有数月时间在外游幸,可称为历史上最能游乐的皇帝。隋炀帝以游乐而致亡国,乾隆帝在连年欢庆“盛典”的一片颂声中,使清朝的国力日益虚耗了。  
二、皇家园囿的修建
  乾隆帝几次南巡,对江南的楼阁园林,爱羡不止。经行之处,赋诗刻石,以志其盛。巡游不足,又在避暑山庄和京城内外,广建园囿。南巡时所见苏杭等地的楼台景物,依样重建于园中,以便及时游赏。乾隆帝有诗云:“因教规写阊城趣,为便寻常御苑临。”自乾隆帝初次南巡以来,京城内外园圃的修建,连年不断。其规模之大与持续时间之久,为历史上所罕见。乾隆帝是历史上最善游乐的皇帝,也是修建园圃最多最频的一位皇帝。把江南景观移建于北方,自然有助于园林建筑艺术的交流,但也和南巡一样,不能不严重地“劳民伤财”。
  避署山庄的扩建 历史上的北方民族,如契丹、女真、蒙古等族,在建立国家后,为保持骑射的传统,皇帝和大臣例于不同季节,在不同地点从事骑射渔猎等活动,并在当地处理政事。驻地称为纳缽(参见本书第五册)。清康熙帝于夏秋间去木兰行围,在热河驻夏,处理政务,正是继承了北方民族的这一传统。一七○三年(康熙四十二年)在热河驻地,依仿汉族建筑,营造宫室,一七○九年(康熙四十八年)称热河行宫。一七一一年(康熙五十年),改名为避暑山庄,使传统的满汉文化得到白然的融合。乾隆帝即位,历年奉皇太后在避暑山庄驻夏、木兰行围。又依仿江南园林山水,对山庄多次扩建,形成为一座瑰丽的行宫离苑。
  一七四三年(乾隆八年),在湖中造大型御舟青花舫。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修筑了松鹤斋,接着又翻修了正宫,新建了东宫。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后,乾隆帝连年南巡,又在避暑山庄的平原区修建春好轩;湖区建筑烟雨楼、文园、文津阁、戒得堂、继德堂;在山区增建绿云楼等十三处景区。这些建筑和园林,多依仿江浙景观。如金山岛仿镇江的金山寺,千尺雪和笠云亭仿苏州寒山寺的千尺雪与笠云亭,文园狮子林和沧浪屿仿苏州狮子林和沧浪亭,一片云仿杭州万松岭上的一片云,文津阁仿宁波范氏天一阁,烟雨楼仿嘉兴南湖鸳鸯岛上的烟雨楼,永佑寺舍利塔仿杭州六和塔与江宁报恩寺塔。此外,广元宫仿泰山碧霞元君柯,清音阁仿北京皇宫内的畅音阁。避暑山庄经过历年的陆续扩建,到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六年)才最后完工。山庄占地八千四百余亩,宫墙周长近二十华里。墙内由宫殿区与苑景区两大区域组成。苑景区山水园林辉映,构成七十二景,各有名目(康熙时有三十六景)。满族传统的骑射理政的纳钵行宫布满了江南风貌的楼阁园林,显示着满族皇帝已是多么沉溺于汉族的文明。
  乾隆帝在避暑山庄驻夏理政,也在这里接见蒙古和西藏的官员。蒙古杜尔伯特部策凌、辉特部阿睦尔撒纳、准噶尔部达瓦齐、土尔扈特部渥巴锡和喀尔喀蒙占喇嘛教领袖哲布尊丹巴三世、西藏班禅六世,都曾来这里朝觐。乾隆帝在山庄宫墙外的山林中,依仿西藏的桑鸢寺、布达拉宫和札什伦布寺,先后建造了普宁寺、音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以便蒙藏喇嘛教僧俗前来朝拜并接待来觐的贵族、首领。乾隆帝曾自认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在山庄外又依仿五台山殊象寺的摸式,建殊象寺,以暗示他在佛教中的地位的尊崇。又建普乐寺、安远庙、溥仁寺、傅善寺。称外八庙。如果说,山庄内楼阁园林的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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