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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家屏案 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乾隆帝南巡。曾任江苏布政使的河南夏邑乡绅彭家屏在迎驾时面奏，去年河南数处被灾，河南巡抚图尔炳阿匿而不报。乾隆帝查询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得知夏邑被灾甚重。二月，命图尔炳阿亲往查勘，并下谕申斥他“玩视民瘼”，“存心回护”。四月间，乾隆帝南巡回京途中，又先后有夏邑居民张钦、刘元德陈诉，被灾散赈不实。乾隆帝以为“有刁徒从中主使”，刘元德供出生员段昌绪曾商同具词。图尔炳阿命夏邑知县孙默查拿段昌绪，在段家卧室中搜出吴三桂反乱檄文一纸，“浓圈密点，加评赞赏”。乾隆帝命图尔炳阿继续搜查，并召彭家屏至京师面询。彭家屏奏称并未见过吴檄，只是家中藏明末野史，未尝检阅。乾隆帝命侍卫三泰去夏邑彭家，搜出记载李自成事的刻本《豫变纪略》一书（彭家屏有序）。图尔炳阿又奏称彭氏族谱题署“大彭统纪”，“甚属狂妄”，查取进呈。乾隆帝指责彭氏族谱称彭氏得姓本于黄帝，是“自居帝王苗裔”。又指责谱中万历年号“历”字不避讳缺笔（乾隆帝名弘历），“足见目无君上，为人类中所不容。”（俱见《高宗实录》卷五三七至五四二）赐彭家屏自尽，将段昌绪斩决，彭家屏子传笏斩监候，没收家产入官。图尔炳阿和孙默查办此案“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俱免革职，仍留原任。此案源起于河南百姓被灾，满官匿而不报，经查核属实。乾隆帝虽然不得不下谕斥责，却又以文字之罪转而严惩了揭发此事的乡绅和文士。讳言疾患，粉饰升平，乃是乾隆朝习见的现象。但乡民控告封疆大吏，却被乾隆帝认为是“此风不可长”。乾隆帝亲自处置此案，意在回护满洲大员，镇压汉人士民的反抗，目的十分清楚。
蔡显案 江苏华亭举人蔡显，字景真，号闲渔，乎生所作诗文，自编为《闲渔闲闲录》，刊印行世。书中对邑绅及知府、御史等官员，多有指责。乡绅因而嫉恨，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指书中引古人咏紫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是对清朝“怨望讪谤”，向松江府检举。蔡显已七十一岁，自信无罪，向松江府出首。松江知府钟光豫呈报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检阅《闲渔闲闲录》及蔡显的其它著述，指为“语含诽谤，意多悖逆”，逐条粘签标出，进呈乾隆帝。乾隆帝亲自查阅蔡书，指书中称“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钱名世以年案得罪”及“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等诗句，是“甘与恶逆之人为伍，实为该犯罪案所系。”乾隆帝并且严厉斥责督抚于此等处“转不签出”，“签出各条，多属侘傺无聊”，所拟有关案犯治罪等节，是“意存姑息”，“苟且完事”。（《高宗实录》卷七八六）传谕严加惩处。蔡显斩决，十七岁的儿子蔡必照发往黑龙江为奴。为《闲渔闲闲录》作序的闻人倬及蔡显门人刘朝栋等二十四人被株连，遣戍伊犁等处。
蔡显所称戴、钱得罪事，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只是因为隐含同情语气，便被指为“甘与恶逆之人为伍”，铸成此狱，罪及家属门生，在江南文士中引起极大的震动。
齐周华案 浙江天台县生员齐周华，早在雍正帝时，曾撰拟“独抒己见疏”为吕留良案申辩，赴刑部具呈，被解押回浙江，永远监禁。乾隆帝即位，遇赦出狱，游历各省，卒居湖广武当山道观。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其子齐式听接他回籍。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浙江巡抚熊学鹏至天台巡查，齐周华将已刊及未刊的历年所撰文稿《名山藏初集》等书奉呈，请求熊学鹏作序，并将当年的“独抒己见疏”稿附呈。熊学鹏将齐周华押解至杭州，与闽浙总督苏昌会同审讯，随即向乾隆帝奏报说，书中《祭吕留良》一文，“将逆贼吕留良极力推崇，……希图煽惑人心，其存心党逆，牢不可破”。“其已刻、未刻诸书，牢骚狂悖之言，不一而足；庙讳御名，公然不避。”（《清代文字狱档》）经乾隆帝钦准，将齐周华依大逆律，凌迟处死。子孙四人从宽斩监候，秋后处决。齐周华堂兄齐召南，原任礼部侍郎，为当代名儒。齐周华书中《天台山游记》一文，有齐召南跋。熊学鹏召齐召南至省讯问，供称雍正二年曾“为跋数语”，“今所刻者，系齐周华自行添改。”乾隆帝命召齐召南进京候审。军机大臣会同刑部拟处杖流。乾隆帝谕令宽免，递回原籍，传谕他“闭户安分”。浙江巡抚觉罗永德将齐召南交原籍地方官，向乾隆帝奏报说：“奴才仍随时查察，如再不知感恩警惕，稍有掉弄笔头怨诽情事，即行严参，从重治罪。”（同上书）齐召南四月回籍，五月间即病死。此案因涉及名士齐召南而轰动士林。
王锡侯案 江西新昌人王锡侯，三十八岁才考中举人，会试落第，仕途无望，便在家编书，刻印发卖谋利。所编书如《国朝试帖详解》、《唐人试帖详解》等，都只是供考试举子参阅，并没有什么政治见解可言。另编有《字贯》一书，是就《康熙字典》摘编，使散字联贯，以便检索。一七七七年（乾隆四十二年），他的仇家王泷南乘文字狱迭起的时机，告发他删改《康熙字典》，“与叛逆无异”。江西巡抚海成（满人）亲理此案，查阅《字贯》序中有议论《康熙字典》“穿贯之难”，“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等语，指为“虽无悖逆之词，隐寓轩轾之意，实力狂妄不法”，请旨革去举人，并将《字贯》粘签进呈。乾隆帝亲阅《字贯》，在书前凡例中发现康熙、雍正及乾隆三帝的名字，开列不讳，大为震怒。说：“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高宗实录》卷一○四三）并严厉申斥海成“茫然不见”，“漫不经意”，命海成亲往王锡侯家继续搜查并将王锡侯领押来京。十一月，海成查出王锡侯编纂书十种进呈，并奏称“检阅各书，俱有悖谬不法之处。”乾隆帝又申斥海成“身为巡抚，乃于初次条奏王锡侯《字贯》时，并不将伊书内大逆不法之处据实核出，转称尚无悖逆之词。实属昧尽天良，罔知大义，不可不重加惩处。”（同上书，卷一○四四）随将海成革职，交刑部治罪。命两江总督高晋前往，暂管巡抚事，继续收缴江宁等地流传的《字贯》等书。王锡侯斩决，子、孙五人斩监候，所著书概行销毁。
王锡侯原是科场失意、编书求活的乡曲文士，在政治上、学术上并无建树，对清廷也未必有谤言。乾隆帝由此兴起大狱，株连甚广。《字贯》另本前有工部待郎李友棠题诗一首，乾隆帝斥责李友棠“身为卿贰，乃见此等悖逆之书，尚敢作诗赞美，实属天良已昧。”李友棠即著革职。江西布政使赣南道周克开、按察使冯廷丞因未能检出《字贯》“悖逆重情”，俱被革职，交刑部治罪。大学士管两江总督高晋以“失察妄著书籍”，降一级留任。江西吉安、南昌二处历仟知县、知府，从宽免于治罪，交部分别议处。乾隆帝严惩王锡侯，旨在表明不准许汉人文士对满族皇帝有任何不忠不敬；严惩地方官员，则在激励所属，加强统治。他传谕说：“各省地方官当共加感惕，务须时刻留心查察，倘所属内或有不法书籍刊布流传，即行禀报督抚，严拿重治”，倘若“漫不知儆”，“嗣后别经发觉，必当从重办理。”（《高宗实录》卷一○四九）此案之后，各省先后设立“书局”，专门负责查缴不法违碍书籍，对诗文著述的控制，大为加强了。
徐述夔案 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春，江苏东台县民徐食田与蔡嘉树发生田亩纠纷。东台县出示收缴违碍书籍，蔡嘉树即指控徐食田祖父徐述夔（已故）所著《一柱楼诗》中多有违碍。徐食田将已刻书及书板向知县涂跃龙呈交。涂跃龙将田亩纠纷事结案，见徐述夔所著书中有引吕留良语句，送呈江宁书局查处。书局局员因原书未粘签指出违碍，退还东台县。蔡嘉树又径赴江宁布政使衙门控告，并将《一柱楼诗》中“明朝期振融，一举去清都”每句粘签摘出。布政使陶易命幕友陆炎批交扬州府，批语中有“若有违碍，俱应收解奏缴；若只字句失检，将举首之人以所诬反坐”等语。扬州知府谢启昆签出“悖逆”诗句，送呈督抚。署两江总督萨载、江苏巡抚杨魁将书稿及有关案卷解京。这时，江苏学政刘墉也得到民间告发，将《一柱楼诗》及原礼部侍郎沈德潜（已故）所撰《徐述夔传》呈送乾隆帝。徐述筵先世世代为官。一七三八年（乾隆三年）考中举人。进京会试时，勘磨官指他试卷中有“不敬”字句，停止考试，永不叙用。徐述夔家居吟诗，不无怨望。一七六三年（乾隆二十八年）病死；一七六八年（乾隆三十三年），子徐怀祖将其遗作《一柱楼诗》、《和陶诗》等诗集刻板流传。一七七七年（乾隆四十二年），徐怀祖病死。乾隆帝审阅送呈诗集，传谕说：“《一柱楼诗》各种妄肆诋讥，狂诞悖逆。”“伊子徐怀祖并敢将伊父逆词公然刊刻，均属罪大恶极。”“沈德潜敢为逆犯徐述夔作传，……实为丧尽天良，负恩无耻。”（《高宗实录》卷一○六八）将此案交军机大臣等议处。军机大臣阿桂等遵谕锁拿徐食田等人，会同刑部严加审讯，奏称徐述夔引据逆犯吕留良邪说，是“悖逆不法”；《一柱楼诗》“犴肆谬妄”；“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是“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用上、到等字而用去清都，显寓欲复兴明朝之意，大逆不道至此已极。”徐怀祖刊刻流传，是“父子相继为逆”，“照大逆凌迟律剉碎其尸，枭首示众。”（《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