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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合共七旗。七旗各有自己的名称，左翼前旗称准噶尔旗，左翼中旗称郡王旗，左翼后旗称达拉特旗，左翼前末旗又名札萨克旗，右翼前旗为乌审旗，右翼中旗为鄂托克旗，右翼后旗为杭锦旗。东四盟与西二盟合为内札萨克蒙古六盟。康熙时，清廷在归化城屯兵驻防。乾隆时又扩建绥远城，设绥远将军统管内蒙古军务。
漠西蒙古旗 漠西阿拉善厄鲁特部，出于四卫拉特之一的和硕特部。康熙时，因遭准噶尔部噶尔丹压迫，固始汗后裔和罗理率部投清，命在贺兰山地区游牧，建阿拉善札萨克旗，又称阿拉善和硕特。乾隆时，礼萨克由贝勒晋为和硕亲王。不设盟。阿拉善旗之西额济纳河地带，设额济纳旗。为旧土尔扈特部阿玉奇后裔牧地，雍正时内徙定牧，设札萨克旗，不设盟。青海蒙古诸部在雍正、乾隆时，陆续建旗。和硕特部二十一旗、绰罗斯部二旗、辉特部一旗、土尔扈特部四旗、青海喀尔喀部一旗，二十九旗会盟，但不设盟长，由清廷任命的西宁办事大臣统辖。
外札萨克旗 康熙时，漠北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礼萨克图汗和车臣汗部在准噶尔噶尔丹败亡后，分别编旗，仍沿袭汗号。土谢图汗部贵族策棱率部众投依清朝，受封为定边左副将军、和硕亲王，称喀尔喀大札萨克。雍正时，所部自土谢图汗部分出，自为一部。因其曾祖图蒙肯曾被达赖喇嘛授予赛因诺颜（蒙古语，好官）称号，故名其部为赛因诺颜部，无汗号。此后，喀尔喀蒙占即有四部并立。乾隆时，土谢图汗部二十旗，盟于汗阿林。车臣汗部二十三旗，盟于克鲁伦巴尔河。赛因诺颜部二十二旗，附厄鲁特二旗，盟于齐齐尔里克。札萨克图汗十八旗，附厄鲁特一旗，盟于札克毕赖色钦。四部各设正、副盟长。清廷任命定边左副将军一人，驻在赛因诺颜部辖境的乌里雅苏台，另有参赞大臣二人，统管四部军政。四部各设领兵副将军一人、参赞一人，受乌里雅苏台将军节制。乾隆时，还在土谢图汗部辖境的库伦，设库伦办事大臣一人、帮办大臣一人，管理商民事务及对俄通商事宜。
科布多诸旗 乾隆时，在外札萨克蒙古以西的科布多城设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各一人，管辖西至哈屯河（卡通河）流域放牧的蒙古各旗。四卫拉特之一的杜尔伯特部在乾隆时背准噶尔降清，编为十六旗，分左、右两翼，各设副将军一人。左翼十一旗；右翼二旗，附辉特部二旗。杜尔伯特部以西有阿勒但乌梁海部。乌梁海即元、明史籍中之兀良哈，游牧于阿勒坦山（阿尔泰山）。乾隆时降清，编为七旗，左翼四旗，右翼三旗。再西，阿勒但泊附近的阿勒坦淖尔（泊）乌梁海，编为二旗。科布多城以北有明阿特旗、额鲁特旗，城南有札哈沁旗、新和硕特旗，均各自编旗，不设盟。阿勒但山以南布尔干河附近之新土尔扈特部编为二旗，称为青色特启勒图盟。
唐努乌梁海 外札萨克及科布多诸旗以北唐努山至雍正时划定的俄国边界地带，称唐努乌梁海，原为准噶尔统辖。乾隆时编为五旗。不设札萨克，管旗官员为总管。一七六○年（乾隆二十五年），清廷颁给各旗总管印。各旗军务由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统领。
上述各部斜，分散在各地称为“游牧内属”的蒙古族，就地编旗，与内外札萨克旗务，统由理藩院统管。康熙时曾将清太宗以来有关蒙古事务的法令、制度汇编成书。乾隆、嘉庆时先后两次增订，题为《理藩院则例》，以满、蒙、汉三种文字刊行。清朝对蒙古的统治制度逐渐完备。康熙帝曾说：“柔远能迩之道，汉人全不理会。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圣祖实录》卷二六五）清廷经康、雍、乾三朝，建立起对蒙古族广大地区的统治，在清朝统治集团中，蒙古贵族的地位仅次于满洲贵族。
二、社会经济概况
内外札萨克和漠西蒙古贵族，由清廷封授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爵位。据乾隆《大清会典》统计，内蒙古共有王公八十四人、台吉四人；外蒙古汗三人、王公五十一人、台吉三十九人；漠西青海等地王公二十八人、台吉二十二人。蒙古王公依照清朝定制，在本旗建立王府，府属官制各依满族王、贝勒等级，设长史、司仪长、典仪、护卫等官。他们的仪从以及顶戴、服色、坐褥，都与满族王公大体相同。亲王年俸银二千两、缎二十五疋，（科尔沁三亲王各二千五百两，缎四十疋），递减至掌管旗务台吉银百两、缎四疋。分班朝见皇帝时，赏赉也各有定例。
清代沿袭蒙古领主土地所有制。蒙古旗地名义上属于皇帝，实际上各部贵族的领地，清廷划定旗界，或依山川，或设鄂博（封堆），不准越界放牧。如有违犯，便被视为侵犯他人利益，王公罚马七至十匹，庶人罚牛一头。
盟长和旗札萨克由蒙古贵族充当，管旗章京、副章京、参领、佐领等旗官，从台吉或贡民（阿勒巴图）选任。旗官凭借特权，使用优良牧场，放牧牲畜，勒索属下。并按规定各有一名以上的随丁（哈木济勒噶）服役。
西藏的黄教传入蒙古后，在蒙古族聚居区内，建有很多喇嘛寺庙。驻西宁塔尔寺的察罕诺们罕在青海势力最大；驻多伦诺尔汇宗寺的章嘉胡图克图和驻库伦庆宁寺的哲卜尊丹巴是内外蒙古喇嘛的首领，都设有商卓特巴管理属下喇嘛。一七二九年（雍正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哲卜尊丹巴二世举行坐床典礼，有二万五千喇嘛和十万牧民参加。喇嘛寺院都有自己的牧场、牲畜，主持寺院的大喇嘛役使下级喇嘛和庙丁（沙比那尔），并从蒙古人众中取得大量牲畜财富。大喇嘛按照清朝规定行使宗教管理权。内蒙古的锡啞伎饴自死铮ΧΦ恼懿纷鸬ぐ秃伎送肌⒍疃履岚嗟诤伎送肌⒃腊嗟诖锖伎送肌⑶嗨罩榭送寂得呛薄⒛锹嘲囔伎送迹嗪５牟旌迸得呛钡攘斓兀⑵吒隼锲欤惺谷缤髌煸说闹叭āＧ宄构娑ǎ裁晒藕伎送纪街诔税倜略涸谒羝煳灏倮镆酝獾模⒏⌒牛惺拐稳ΑＵ庑┑胤降乃旅泶罄铮钦毯弦坏耐持握摺�
蒙古平民（阿拉特）和王公贵族属下的贡民（箭丁）、随丁，寺院的庙丁是蒙古族的被统治阶级。
蒙古平民在各旗王公贵族的剥削下，极为艰苦，往往被迫逃离本旗，流亡四方。早在一六九一年（康熙三十年），清廷派遣官员分五路清查蒙古各旗穷人，即曾发现逃散人口甚多。一六九八年（康熙三十六年），康熙帝指出：蒙古王公，“俱各承袭父职，年在童稚，率皆不能教养所属，安辑民人，兼之族类性贪，见所属有马牛、器带诸物，亦必索取，遂至困苦难存，四散糊口，不能禁止，亦不能收集。”（《圣祖实录》卷一四一）一七一二年（康熙五十一年），清廷得知，鄂尔多斯部多将人口卖与内蒙各旗和喀尔喀各部；一七一八年（康熙五十七年），杜尔伯特部兵民逃亡黑龙江、郭尔罗斯等处，典身者六千余人；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延绥镇将弁和边民买得蒙古女子二千四百余口；一七三九年（乾隆四年），延安、榆林、鄜州、绥德四府州县，赎回鄂尔多斯部典卖的子女大小二一六一名。清廷严惩蒙古逃人、禁止将蒙古人卖于内地旗民人等，但事实上并不能制止。清廷不得不实行救济，以保障蒙古兵源。从一六八一年（康熙二十年）至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共赈济蒙古七十余次。一七一五年（康熙五十四年）苏尼特旗遇到灾荒，接受赈给的无牲畜的壮丁达六万四千九百人之多。但这种赈济往往不免被富户侵吞。雍正帝曾指出，“向者给产业买牲汽之事，皆委富户。富户苟且塞责，所给蒙古之物，浮报数倍，蒙古等并不得实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九一）
蒙古、各旗属下的贡民或箭丁（阿勒巴图）人数众多，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也是赋税、纳贡、兵役及各种差役的负担者，凡在六十岁以下、十八岁以上的人，都编入丁册。三年编审一次，如有隐匿壮丁，管旗的蒙古官员要受到处罚。逃人鞭一百，窝藏逃人者罚交牲畜十九。蒙古旗制：每佐领一百五十人，三丁出兵一人，共五十人为常备兵。战时出征，平时防守边地卡伦，负担内外蒙古境内二十二个驿站的差使。他们对主人的人身依附关系，比明代有所削弱，但主人仍然占有他们的劳动成果。《理藩院则例》规定：“蒙古王公台吉等，每年征收所属有五牛以上及有羊二十只者，并取一羊；羊四十只者，取二羊。虽有余畜，不得增取。有二羊者取米六锅，有一羊者取米三锅。其进贡、会盟、游牧、嫁娶等事，视所属至百户以上者，准于什长处取一牛一马之车；有三乳牛以上者，取乳油一腔；有五乳牛以上者，取乳酒一瓶；有百羊以上者，增取毯一条。”（《理藩院则例》卷十二）盟、旗衙门的开支、差役，无一不落在贡民身上。《理藩院则例》还规定，贡民不能离开封建主的领地，只有他们的主人犯罪时，出首人才准归附别旗。贡民诽谤主人，罚牲畜十九至三十九头。主人杀死属下人或家奴，只罚三十九至四十头；牧民、家奴杀死主人，则被凌迟处死。
蒙古工公贵族，自一六五六年（顺治十四年）起，可从所属贡民中拨出少数人作为他们的随丁（哈木济勒嘎），亲王六十人，递减至台吉四人。王公台吉的随丁，终身服役，世代相承，被称为“随人箭丁”。康熙时又规定，管旗章京、参领、佐领等官，在本旗或本佐领内，选一至四名壮丁作为随丁，到离职时退还，被称为“随缺箭丁”。随丁都不眼兵役，不应公差，只在主人家服役，或是放牧牲畜。主人可以随意支配壮丁，出卖或赠送别人。随丁比贡民的地位更为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