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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的庙丁（沙比那尔）是大寺院属下的属民或牧奴。他们或是作为奴仆被世俗贵族“布施”给寺院，或因天灾人祸被迫到寺院投依。在寺院里担当生产劳动和其他杂役，在身分上及生活境遇上，大体与随丁相似。
在蒙古族社会中，还有一些黑人（哈喇昆）。他们多是罪犯和俘虏以及他们的子女，不列入丁册，世世代代为主人服役，处境极为悲惨。随公主或格格（宗室之女）陪嫁而来的人户，包括庄丁、陵丁和侍女，专为王府和公主府服役。侍女的地位与家仆、家奴相同，所生子女，也世代为奴。
蒙古族社会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仍是畜牧业。蒙古人民生活必需的奶制品、肉食以及毛毡、皮革制品等，都由畜牧业提供。马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但畜牧业多是自然放牧，打井、修圈、保护草场等工作都依靠手工劳作，抵抗天灾的能力非常薄弱。少数地区兼营农业生产，但极其粗放。山西、直隶等地无地少地的汉族农民陆续进入蒙古地区耕垦，从事农业生产的蒙古人也随之逐渐增加。嘉庆时，西起鄂尔多斯，东至郭尔罗斯前旗的狭长地带，基本上已成为农业或半农半牧的经济区，并还在不断扩展。蒙、汉人民一起提高了耕作技术，种植各种庄稼和蔬菜。但由此也使一些牧场遭到破坏，妨碍了牧业的发展。农田与牧场争地的矛盾，日益激化，成为难以解决的严重问题。
手工业是家庭副业和领主的手工作坊，主要经营畜牧业的加工生产，如制革、制毯、制车、制鞍和盐碱加工、伐木等项。玉公贵族进京时，常带着牲畜、皮毛、药材、木材等上特产品在京师出售，买回京师的杂货、布正、绸缎、砖茶、纸张、瓷器、铁锅等物品。北京御河西岸之南设有里馆，安定门外设有外馆，专供蒙古人居住。山西和北京的汉族商人，也到蒙古地区贸易，收购畜产品和原料，贩卖日用品，进而在蒙古地区开设商店和手工业作坊。蒙古的市镇日益兴盛，如内蒙古的归化城、多伦诺尔、赤峰、经棚、小库伦、科尔沁左翼旗的郑家屯、外蒙古的库伦等地，都已发展成为著名的商业城镇。驼马运输业空前发达。张家口是内地和蒙古地区间货物的集散地和贸易要地，康熙初年只有商号店铺十家，到一八二○年（嘉庆二十五年），已发展为二百三十家。大寺庙和兵营周围，也往往成为集市中心。如内蒙古的甘珠尔庙（在呼伦贝尔）、大板上（在巴林右旗），外蒙古的王呼勒、额尔德尼召等地，都有贸易额很大的定期集市。还有汉族大商人在蒙古地区放高利贷，盘剥蒙古人民。蒙古王公、台吉进京时，也向汉商借贷，利息三分，三年本利加倍。议定以牲畜和土地作抵押，到期不偿，辗转增息。王公、台吉无力偿还债务时，勒令属下牧民代还，由商人代替札萨克直接向他们征收赋税，并勾结清朝官吏严刑逼债，因而激化了蒙、汉民族间的矛盾。
三、学术文化的发展
清代蒙古族学术文化的发展，有两个明显的特色。一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加强。元朝亡后，蒙古族处于大漠南北，与明朝对峙，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不能不受到阻遏。清朝建立后，蒙古贵族济于统治集团的行列，各族人民间也增多了来往。蒙古族汲取满、汉、藏等族的文化精华，而发展了自己民族的学术文化，对中华各民族作出了贡献。第二是文化领域的扩展。自喇嘛教传入后，蒙古族的学术文化依附于宗教的传播而得到发展。随着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加强，清代蒙古族的文化日益突破了宗教的樊篱而扩展了领域。历史学以至自然科学都取得显著的成就。反映现实生活的民间文学也得到了发展。下面叙述的只是几项有代表性的成就。
语文与翻译 明代蒙古族不再使用元朝八思巴喇嘛创制的方体的蒙古国字。被元人称为蒙古畏兀字的字体，经过修改，而在大漠南北广泛通行，成为通行至今的蒙占字。清初漠西卫拉特蒙古依据自己的方言，对蒙古字体有所修改，称为托忒蒙古文，只在西部地区行用。
清代蒙古语文的研究，取得显著的成绩。这是因为：（一）分布在内外蒙广大地区的蒙古族形成多种方言，语音、词汇与语法都不尽一致。他们同处于清朝统治之下，迫切需要有共同的书面语和正字法，以利于文化的发展。（二）随着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加强，蒙古族文士需要学习满、汉、藏等族的语文。满、汉、藏等族也需要学习蒙古语文。相互学习的需要促进了语文研究和词典编纂学的发展。
雍正时，拉布金巴·丹赞达格巴编成《蒙文启蒙诠释》一书，全面探讨了蒙古语音、词类、语法结构和文字源流，是蒙古语言文字学的重要著作。乾隆时，敬斋公编纂的《三合便览》，收集满、蒙、汉三种文字的词一万九千余，并对蒙文的正字法和语法有所编列，是供满、汉文士学习蒙古语文的词典。清廷集合满、蒙、汉、藏、维等族学者编纂《五体清文鉴》，以满文为主，五种文字对照互释，分类编纂，收词一万八千余，是一部综合辞典。它确立了蒙文正字的规范，也便利了蒙古族与兄弟民族相互学习语文。乾、嘉以来，编修字典、辞典成为风气，多种蒙文字书相继问世，翻译之学也随之兴起。早在元代，即已出现了蒙文翻译的《论语》、《孝经》、《资治通鉴》节要等汉文经史著作。清代以蒙文翻译的汉籍，已不再限于经史，而扩展到民间文学。明代以来广泛流行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名著，相继被译为蒙文，在蒙古族民间传播。蒙古文字的普及和文化交流加强，也促使蒙古族的民间文学趋向繁荣。原来以说书形式流行的许多美好的民间故事，以规范的蒙文记录成篇，在文学史上放出异彩。
历史学著作 清代蒙古族学者编纂了两部重要的蒙古史著作，《黄金史纲》和《蒙古源流》。
约在明清之际，蒙古族学者罗卜藏丹津依据前人所著《黄金史纲》（作者不详）加以修补扩充，编成此书，因而又被称为《大黄金史》。作者对蒙古古史的叙作，参据了《元朝秘史》，并糅进了藏族喇嘛教中关于蒙古起源的传说。这使本书蒙上了宗教色彩，却也把藏族文化介绍给了蒙古读者。关于明代蒙古的记述，则保留了许多可信的史实，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与本书约略同时编写的《蒙古源流》，为鄂尔多斯部贵族萨囊（一作萨冈）彻辰所撰。乾隆时，喀尔喀部亲王成衮札布将本书抄本进呈，被收入《四库全书》史部。近世学者陈寅恪考订，本书的基本观念与编撰体裁，均取之于元代土蕃喇嘛八思巴所著《彰所知论》，自成系统。本书因而也融入了藏族佛教传说，但于明代蒙古史事记载详确，是研究明代蒙古史的重要著作。本书进呈后，曾由蒙文译为满文，又由满文译为汉文。
天文历算 清初设钦天监，以汤若望领监务。钦天监招收满洲、蒙古天文生，从而培养了一批兼通历算的蒙古天文学者，天文学、数学、历法等科学知识，逐渐在蒙古族中传播，打破了宗教观念的束缚。出身于天文生的蒙古正白旗人明安图，精干天文历算及测绘之学，乾隆时为钦天监时宪科的五官正（官名），掌译布蒙文宪书，并参与测算历日、编制时宪书等事。著有《历象考成》一书。晚年精研数学，论证求圆周率公式，著割圆密率捷法，死后由其子明新续编成书，在数学史上作出了贡献。明安图父子是清代蒙古族杰出的科学家。
（二）东北诸族
在东北地区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山林中，居住着一些人数不多的从事狩猎的民族。早在清朝建国前，即被满洲所征服。他们生活在边疆地区，各有自己的特点，也是清朝军队中的一支突击力量，占有特殊的位置。
锡伯族 居住在松花江、嫩江流域的锡伯族，从事狩猎，是清初泛称为打牲部落的诸族之一。明朝末年，为蒙古科尔沁部所统治，向科尔沁部纳贡服役。科尔沁部降清后，康熙帝给予赏赐，将锡伯人作为奴隶“赎出”，由清廷直接统治，编为牛录，分别安置在齐齐哈尔、伯都讷（扶余）和吉林乌拉等地。锡伯人长于骑射，康熙帝视为劲兵，命他们披甲效力。一六九九年（康熙三十八年），吉林乌拉地方的锡伯人二十牛录，被调迁到京师，分编到满洲八旗和蒙古八旗服役。此后三年间，又陆续将齐齐哈尔和伯都油的锡伯人调迁到盛京，分别派赴盛京附近各地披甲服役。乾隆帝削平准噶尔部和卓木战乱后，一七六四年（乾隆二十九年）四月，经军机大臣议准，于盛京锡伯官兵内，挑选一千名，携眷发往塔尔巴哈台驻防，“于伊犁满洲大员内拣派协领二员分翼管理。”（《高宗实录》卷七○九）每二百户，设一佐领，共设六佐领。以后，户口日增，又增设二佐领，在伊犁河南屯田自给。这一部分人在此长期驻防，即在当地生息繁衍。驻在盛京地区的锡伯兵，遇有战事，常被调遣作战，成为清兵中的一支善战的劲旅。锡伯语与满语属于同一语族。清代锡伯人多习满语、满文。
达斡尔族 清初文献中，又有打虎儿、打呼儿、达呼儿、达瑚里等译名。原来生活于黑龙江中、上游地带，以射猎为业，部分居民兼营农耕。清初习用索伦部一名。此名大抵是这一地带射猎部落的泛称，而并非专用的部名或族名。因而又有索伦达呼尔或达呼尔索伦等称谓，以区别于从事农耕的达斡尔人。早在清太宗时，索伦达斡尔部首领即向满洲进贡貂皮求保护。一六四三年（崇德八年），达斡尔居民曾击退自俄罗斯来犯的哥萨克骑兵。一六五○年（顺治七年），俄国哥萨克兵侵占务农达斡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