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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随着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清代的农业中，也像在手工业中一样，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某些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经济作物比较集中的地区，出现了雇工经营规模较大的租地富农。前述四川、广东甘蔗产区，山东、广西产烟区和安徽、福建产茶区的农业雇佣，基本上属于这一类型。其中如福建茶山的租种者，大多是外来的商人，他们“既出山租，又费资本”（《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一），一家的资本达二、三十万两，雇工多至百余人，其地位和租地农场主颇相类似。乾隆时期，在粮食作物的土地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景。乾隆中期以降，皖南徽州地区在新引进的包谷的种植上，就出现雇工租地的富农经营。其中有的雇工达十余人，有的预租一二十年，交租银数百两。（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安徽巡抚萨载题，明清档案馆藏刑科题本；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道宪杨懋怡查禁棚民案稿》）。有些租地经营者还兼具手工业主的身份。如广东合浦就出现过租佃土地雇工种植甘蔗，同时又设置糖坊，熬糖发卖的租地经营者。（乾隆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刑部尚书阿克敦题，明清档案馆藏刑科题本）在这些经营中，可以察觉到资本主义萌芽的破土。但在整个农业中，它所占的比重还是微不足道的。
第二节 赋税与财政
明末农民起义对封建王朝进行了猛烈的冲击。清王朝建立以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经济上和财政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济上的措施主要是扩大耕地，恢复生产（见上节）。财政上的措施则是所谓“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清王朝的额定财政收入，在开国初期每年为一千四百余万两，与明朝万历以前的岁入，约略相当。顺治后期，增加到近两千万两。其后逐步增加，康熙时期已超过三千万两，到乾隆时期则突破四千万两，较顺治时已增加一倍以上。而实际的开支，则远远超过这些数字。顺治后期，额赋收入还不到二千万两，兵饷支出已增至二千四百万两，全部收入支付军费，尚不足四百万两。康熙平定三藩之后，军饷支出仍达一千四百万两。乾隆一朝的经常军费支出，每年多的达一千八百多万两，少的也在一千五百万两以上。（经济研究所抄档，俸饷（十七）（一）一九七）临时的军事开支，则又倍蓰于此。包括多次不义战争在内的所谓乾隆“十全武功”，每次耗费都是盈千累万。嘉庆一朝，镇压农民起义的军费支出，就达到两亿一千万两，为前所未有。一次战争，等于消耗了国家五年的财政收入。
这种局面的存在和继续，必然使赋税正额不足以应付王朝的需要。特别是乾隆一朝，既要应付日益增加的庞大开支，又要维持国库充盈的虚假体面，于是日益乞灵于正额以外之加派。而加派手法之恶劣以及对人民负担和整个经济所造成之严重影响，都是十分突出的。
在清王朝的各项税收中，田赋（包括漕粮）收入约占四分之三，盐课、关税及其他杂税收入约占四分之一。名义上课税的主要对象是地主和商人，但在实际征收中，主要的负担，落在农民以及其他劳动者和小生产者的身上。地主和商人，特别是其中的豪绅地主和大商人，在这个政权下面，有各种途径逃避应征的课赋。
（一）清王朝的“轻徭薄赋”政策
清初的所谓“轻徭薄赋”政策，主要有以下几项措施：一、蠲免明末加派；二、新增人丁永不加赋；三、摊丁入地；四、蠲免钱粮。这四项中，前两项被认为是直接减轻人民负担的积极措施，摊丁入地是进一步使人民的财政负担趋于合理化，而普免钱粮则是在减轻人民财政负担的基础上的额外优惠。
一、关于蠲免明末加派
所谓明末加派，是指万历未至明亡二十多年间为应付辽东战争和镇压农民起义而对田赋、关税等的加征，包括所谓辽饷、剿饷和练晌的加派。摄政王多尔衮说，这是要取消“厉民最甚”的“前朝弊政”。事实是：清朝入关定都北京以后，各项税收原定按照明末数额征收，由于当时的赋役册籍，在战争中大部散失，仅存万历时期的会计簿，只好按万历旧额征收，免除明末加派。这种措施，显然不能持久。因此，清王朝的官方文告，虽然声称所有加派，要“尽行豁除”，甚至要以“杀无赦”来惩治“蒙混倍征”的官吏。但是，这种动听的言辞，并不能改变“倍征”的事实。顺治元年（一六四四）“一切加派尽行蠲免”的话音刚落，清王朝就马上改口，说什么明末加派，“原非尽派之民间”，“宜量留派征”。由“尽行蠲免”到“量留派征”，前后不过一年。而顺治元年刚刚禁革明末对各省常关加增的税额，不出三年，就在原额之外，又加上“天启、崇祯递增额数一半征收”。
在这种出尔反尔的情况下，顺治元年的规定对不少州县而言，只是一纸具文。在华北，顺治后期河南巡抚贾汉复就公开承认刊造赋役全书之时，并没有按照豁免的规定“磨对清楚”，以至河南一省所征田赋多于正额者，“每州县不下盈千累万”。在江南，康熙初期江宁巡抚汤斌还未赴任，就有人告诉他：那里承明积弊之后，田赋之重，“一如往时”。事实上，清王朝不但没有认真执行它所宣布的对明末加派的豁免，而且还不时加上新的额外征派。康熙前半期用“暂加三饷”的名义，曾经多次进行加派，一直到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当有些地方请求豁免时，户部还以“征收与各州县同，不便独蠲”为辞，拒不批准。
以上事实，至少可以说明加派的豁免，并没有普遍和彻底的执行。而且，即使认真执行，所蠲免的，也只限于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加派。事实上，明王朝的赋税加派，从嘉靖朝就已经开始，到了万历末年，也就是清王朝引以为征税根据的那一年，田赋加派总数就在五百二十万两以上，相当加派以前正赋收入的三分之一。显然，这五百多万两的加派是被清王朝当作正额加以征课的。因此，即使承认加派已尽行蠲免，清王朝的赋税征课也只是比明末天启、崇祯的二十余年有所减轻，和嘉靖以前比较，人民的负担，反而增加了三分之一。
二、关于“新增人丁永不加赋”
“新增人丁永不加赋”，是从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开始实行的。它规定丁赋的征收，以康熙五十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以后新增人丁，永不加赋。这一措施曾经被说成是“有书契以来未有之旷典”。
丁税和田赋，在摊丁入地以前，是两个并列的征课项目。田赋按亩征课，丁税则计口征收。由于丁税对农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无地农民，为了拒纳丁银，往往被迫逃亡。这种因人丁逃亡而征不足额的情形，从清初至康熙五十年间，始终存在。在，“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中，康熙也承认一户有五、六人，只有一人交纳丁税，有九丁、十丁之户，也只一、二人交纳丁税。这说明，在颁布“诏令”之先，丁银之未能足额，已经是既成的事实。为了达到足额征收的目的，清王朝订了不少奖惩措施。如顺治十一年（一六五四）规定编审户口，要“逐里逐甲，审察均平”，“如有隐匿捏报，依律治罪”。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又将编审限期缩短，凡新增之丁隐匿不报者，也依律治罪。在奖的方面，顺治十四年（一六五七）规定“州县官编审户口，增丁至二千名以上，各予纪录”。康熙二年（一六六三），更扩大范围，只要有一州一县增丁二千名以上，从州县官、道府、布政司直至巡抚总督，统统准予纪录。然而，即使这样奖惩兼施，效果还是非常微小。一直到康熙颁布“新增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之前一年，各省编审人丁，仍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地方官未尝不力求足额，免于罪戾。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直隶灵寿知县陆陇其就承认：从顺治十四年（一六五七）到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这个县载在赋役全书的人丁，增加了九八七丁，而实际审定丁数，却少了五六九丁。其所以如此，是由于“编审者惟恐部驳，要求足额”，且又恐仅如旧额，犹不免于驳，“必求其稍益而后止”。这样的严攫遍索，而仍然不免于征不足额，原因是很清楚的。那些没有交纳钱粮的余丁，决不像康熙所说，是在“优游闲居”，“共享安乐”，而正像陆陇其所说，他们已经是“老幼无立锥”，“逃亡无踪迹”。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如果认真执行，当然有减轻人民负担的一面。因为新增人丁，自此不再交纳丁银。但是，它同时又有增加人民负担的一面，因为如果人丁减少，丁银却要维持常额，不能相应减少。在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户部议定的执行条例中，规定了“新增人丁补足旧缺额数”的具体办法：一户之内，如同时有新增之丁和开除之丁，即以所增抵补所除，如新增之丁不足以抵补开除之丁，即以亲族之丁多者抵补；又不足，即以同甲、同图之粮多者顶补。这种办法，就连为清王朝唱赞歌的人也加以非议，认为这是“丁倒累户，户倒累甲”，“在官谓之补，在民谓之累”。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不管有没有新增人丁，应除之丁根本不予开除。如云南省，一直到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实行摊丁入地之前，“寸椽尺土”之丁，“虽老病故绝，编审时从不除减”。
三、关于“摊丁入地”
所谓“摊丁入地”，是将原来按人丁所征之税摊入地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