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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费”在顺治末年，每石不过征银五分，转眼之间，就加至一钱乃至四、五钱不等。顺治末年，它还被看作额外苛求而加以禁革，后来不但“兑费”名目没有取消，反而私加至五六倍或七八倍不等。
载入明文的“厅仓茶果”，每石不过五厘。而不见于明文的“使费”，仅其中的“验米费”一项，就相当于“厅仓茶果”的一倍。“使费”还只限于仓场对运丁的勒索，随后在仓场之外，又有领运官、押运官，以及沿途催儹、稽查官吏和淮安漕督衙门等一系列的勒索和苛征。
漕粮加于人民的全部负担，是无法精确统计的。但是，国家“岁漕江南四百万石，而江南则岁出一千四百万石”，“民间有四石之费，国家始有一石之用”，这在当时是众口一辞的。应该说，这还是保守的估计。
其次，赋税的加派，不仅直接加重人民的负担，而且必然要影响整个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它的最终结果，不仅恶化人民生活，而且恶化整个国民经济。盐税之于流通过程，矿税之于生产过程，是典型的事例。
清王朝的盐税，绝大部分是在包卖的基础上的课税。全国有两淮、长芦、山东、河东、两浙、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十大产盐区。每一产区有一定的行销范围，各销盐口岸，有一定的销盐数额，而销盐商人，也有一定的专卖权利，彼此不得逾越侵夺。盐课按引计算，每引盐斤，随地区和时间而不同，以三百斤至四百斤为最多。全国销盐额，在乾隆、嘉庆年间，达到六百四十万引左右，估计在二十亿斤以上。额收正课五百五、六十万两，每斤正课为三厘左右，和盐的场价，大体相等。
占全国盐税三分之一的两淮盐课，到了嘉庆未道光初年，销盐一百六十八万多引，应征额课一百八十万两，叫做“正款”。它只是“正课”中的一项。除了“正款”以外，还有报解织造、铜斤、河饷以及其它杂款，共三十七万两，也属于“正课”之列。这样，“正课”就扩大为二百一十七万两。在“额定正课”之外，还有所谓“额定杂课”。其中多数是由陋规改成的正项，它包括内务府充公的节省银、各衙门充公的盐规以及办贡、办公俸饷、缉私水脚等项，合计达三百六十四万两，再加上陈欠带征九十万两，共计四百五十四万两，已两倍于“额定正课”。
额定正课、额定杂课以及陈欠带征，都是额课以内的款项，是属于所谓国家应征的“科则”。根据上面的统计，它一共是六百七十一万两。在此之外，还有大量的不属于应征科则的浮费和课税以外的所谓“窝价”，这是无法精确计算的。
在不属于应征科则的浮费中，有所谓扬州的公费和汉口的岸费。前者是维持扬州盐务衙门的各项浮支，额定摊派七十万两，实际上多至八九十万乃至百余万两。后者是维持汉口分销淮盐当事各衙门的浮费，原定每引带征六钱，实际上递加至八钱乃至一两四钱不等，总数也达到一百数十万两。
至于盐引的窝价，指的是领取包卖凭证的费用。商人请引行盐，必以窝单为凭，从而盐商除了按引纳税以外，还得花钱领窝。窝价名义上每引纳银一两，实际上每引值银自二两递加至三两不等，因此，“一单之价，倍于正课”。即令按每引一两计算，两淮行盐年达一百六十八万多引，窝价一项也就在一百六十八万两以上。
以上三项，只是主要的额外征摊，至于零星的浮费，是不胜枚举的。嘉庆十一年（一八○六）编纂的《两淮盐法志》中，正纲课目以外的各种加丁、加斤、养廉、饭食等杂项浮费，竟达九十二种之多。
不论是额定正课、额定杂课或者额外浮费，所有这些开支，最后全部转嫁到食盐消费者的身上。广大的消费者是怎样承受这一负担的，可以从淮盐的三种不同的价格进行一些窥测。
第一种盐价是盐场灶户卖给盐场场商的价格。嘉庆时，淮盐场价，每斤制钱一、二文至三、四文。按引计算，道光初期，每引约值银九钱至一两，至多一两四、五钱。
第二种盐价是场商在水运码头卖给运商的价格。这个价格在乾隆后期每引是二两六、七钱，至道光初期增至三两至四两左右。
第三种盐价是运商在销盐口岸所得的价格，这个价格，在乾隆后期，每引是十三、四两，至道光初期至少在十四两以上。
可以看出，从盐场到销盐口岸，盐价增加了十倍乃至十四、五倍。由盐场至运盐码头，路程不过数百里，而盐价陡增二至三倍；由运盐码头到销盐口岸，水程不过一两千里，而盐价又陡增三至四倍。这其中应当考虑到高昂的运输成本，但是赋税加派对流通过程产生的严重影响，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至于赋税加派对生产过程的影响，可以矿业中历史较长、规模较大的云南铜矿为例。清王朝对云南铜矿的课税，最初采取“听民开采，官收其税”的政策。办法是指定矿山，招民煎采，所得厂铜，官收百分之二十的矿税，其余听民自由买卖。这个办法开始于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四十四年（一七○五）起，改行所谓“放本收铜”的政策。矿民入山，官厅发给铜本，所得厂铜，除抽税百分之二十以外，其余全部归官厅收买，从中扣还铜本。这个办法实行的时间最长，除了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和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三三）作过短期的变动以外，一直维持到道光时期。
在实行“放本收铜”以前，尽管课税高达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但是由于下余的部分，矿民得自由出卖，基本上能维持生产的正常运行。因此，在开头的二十多年中，滇铜经历了一个相当繁荣的阶段，年产量由二十万斤上升到四百万斤以上。
实行“放本收铜”以后，滇铜生产，从两方面受到打击。一方面官府收铜之时，加长秤头，任意克扣，矿民领百斤铜本，出铜以后，除了还铜本百斤、纳税二十斤以外，还要白交秤头加长三十斤。也就是矿民要交纳一百五十斤的厂铜，才能领到一百斤的官定铜本。另一方面，官府收铜之时，又尽量压低铜价。官铜店收铜价格，每斤不过五分，而一转手，即以九分二厘出卖。这实际上是变相的加派剥削。
由于这两方面的打击，云南铜矿在实行“放本收铜”以后，生产一落千丈。到康熙未，产量由四百万斤直线下降到不足一百万斤。康熙四十四年（一七○五）全省矿厂共有十七处，而在其后十八年中报开的新厂，只有一处。原有各厂，名义上虽未封闭，实际上有许多确是“荆棘丛生，阗然不见一人”的。
面对这种形势，清王朝不得不对收铜的办法作一些改变。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将官买全部余铜改为部分购买，除“本省鼓铸外，有余悉听民自卖不禁”；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又准许矿民固定出售余铜的百分之十。这两次改变实行的时间都不长，但多少给矿民以活跃生产的刺激。此外，在雍正五年（一七二七）、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十九年（一七五四）、二十一年（一七五六）、二十七年（一七六二）、三十三年（一七六八），对收铜官价先后作了六次调整，每斤价格由最初的五分提高至七分。这样，云南铜矿才又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铜的产量，在雍正初年为一百多万斤，乾隆中期上升到一千四百万斤的新纪录。
但是，这个新纪录，也不足以说明真正的繁荣。在生产上升的同时，矿民对官府的所谓“厂欠”，也在迅速增长。原因是：官收铜价虽然多次提高，却仍远远落在产铜工本的后面。根据当时熟悉滇铜的人计算，即使以最高官价抵算工本，厂民每纳铜百斤，还要亏本一两五、六钱，乃至一两八、九钱不等。完全依靠官本进行生产的厂民，在官价不付工本的情况下，只有将官本转为积欠，才能维持生产。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一），在不断加价声中，通省厂欠竟达十三万七千余两。三十三年（一七六八）再一次进行加价。可是不过三年，清王朝刚把加价取消，厂欠就又堆积到十三万九千余两。
这种虚假的繁荣，也没有维持多久。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以后，采铜工本和官定铜价的差距，越来越大，以最高给价抵最低成本，纳铜百斤，还要亏本一两五、六钱。此后，云南铜矿产量，再也没有达到一千四百万斤的纪录，嘉庆年间，甚至降低到九百万斤的水平。
（三）清王朝的财政政策对各阶级的影响
在封建社会中，地主和商人是剥削阶级的代表，被剥削阶级的主体是广大的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清王朝的财政政策不能不影响着各个阶级、集团在财政赋税体系中的地位。
一、地主和农民
地主和农民是封建社会中两个直接对立的阶级。在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拥有各种特权。这种特权在赋税方面的表现，如优免赋税、包揽钱粮等等，是十分突出的。对于这种特权，清王朝建立统治以后，表面上似乎在逐步加以限制。早在顺治五年（一六四八），还承袭明朝旧制时，就颁布了优免绅衿粮役的条例。顺治十四年（一六五七）加以改变，规定“自一品官至生员吏承，止免本身丁徭，其余丁粮，仍征充饷”。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实行“顺庄法”，规定“绅衿民户，一概编入里甲，均应徭役”。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更规定绅衿户下有诡寄地亩、不应差徭及包揽他户地丁银米，从中侵蚀者，照“欺隐田亩例”处理。雍正五年（一七二七），进一步规定贡监生员等绅衿包揽钱粮，以致拖欠者，“均黜革治罪”。凡此种种，似乎表明清王朝在认真执行均赋均役，剔除豪富包揽侵占积弊的政策。但事实并非如此。
所谓均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河道总督靳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