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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哇屠杀华侨，中国福建当局即曾一度禁止私人到南洋贸易。
二、关于通商口岸的停闭和限制。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贸易，有海、陆两个方面：陆路贸易，主要是对沙俄；海上贸易，则是对沙俄以外的西方国家。
在清王朝统治初期，当中国实行禁海时，英国、荷兰就不断入侵广州和福建沿海，公开或秘密进行贸易。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开放海禁以后，清王朝正式在澳门、漳州（厦门）、宁波、云台山先后设置海关，开放对外贸易。其中宁波是传统的对日贸易港口，厦门是中国和南洋的贸易中心，云台山则是中国沿海贸易的港口，并非对外，只有澳门一口，是专为对西方国家的贸易而设。由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把澳门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排斥其他国家船只的进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海上贸易，才由澳门转移于广州。广州也因而成为中国对西方国家贸易的一个中心。
但是，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要求扩大和丝、茶产区邻近的厦门和宁波的贸易，甚至企图深入丝、茶产区，建立贸易据点。这不能不引起乾隆帝的警惕，因此在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发生洪任辉入侵定海的事件以后，清王朝便在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下令关闭广州以外各口，只许西方商人在广州贸易。从此以后，除了厦门还允许偶尔由吕宋开来的西班牙船只进口以外，广州一口贸易制度基本上维持到鸦片战争爆发，没有改变。
中俄陆路贸易的规定，见之于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和雍正五年（一七二七）中俄双方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在尼布楚条约中，规定“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根据这个原则，进一步规定：俄国商人每四年得来北京通商一次。但是，沙俄却一再违反这个规定。在康熙三十六年至五十七年（一六九七——一七一八）的二十年间，俄国商队一共来了十次，平均两年就有一次。而非法私商又倍蓰于合法商队。有些私商并没有合格证书，他们或者在西伯利亚的地方官那里弄一张通行证，或者伪造证书，偷来北京进行贸易。加上边界上经常发生私逃活动，在制止无效之时，清廷终于在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停止了北京的贸易。
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恢复了中断五年的中俄贸易。在恰克图条约中，规定了在北京互市外，又增加恰克图和尼布楚地方（后定在粗鲁海图）两处边界贸易，其中恰克图的贸易日益增长，很快就成为中俄贸易的一个中心。十年以后，中国方面打算停止北京互市，所有在北京的贸易，都移到恰克图进行。但是，沙俄不仅置中国意见于不顾，继续派商队前来北京，而且违背条约，在恰克图边界私征税收，戕害卡官，越界游牧盗窃，私释窃犯。因此，清廷在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停止北京互市，在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和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先后三次停止恰克图贸易，进行制裁。其中第一次停了四年，第二次停了一年，第三次则停达八年之久。
三、关于出口商品的禁止和限制。
清王朝对出口商品的限禁，首先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火炮、军器是绝对禁止出口的，制造火炮、军器的原料，如硫磺、铜、铁，也禁止出口。而在“尺铁不许出洋”的禁令下，甚至铁锅也不许出口。显然，从军火到铁锅的限禁，都不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同样，粮食在有清一代也是禁止出口的，这里当然有经济上的考虑，即“保障民食”，但政治上的原因，仍然居着首位，即防止所谓“接济奸匪”。出口商品的限禁，在对付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入侵活动中，也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大黄出口的禁止，就是一例。大黄一向是对俄国的一项重要出口商品，沙俄对大黄的贸易，特别重视。在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以前，一直由沙皇直接掌握，私商根本无从染指。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恰克图第三次停市以后，清廷禁止所有通商口岸的大黄输出，连广州也不许出口，以免辗转输入俄国。这样严格的限禁，对遏制沙俄的违法行为，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恰克图贸易重新恢复以后，中俄边境维持了一段比较长的平静时期。
总起来说，清王朝的禁海闭关，着眼于国防的安全，防止外国的侵略。而其所以可能，则是由于中国当时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乾隆五十七年恰克图重新开市以后，在当年签订的恰克图市约中，开头就说：“恰克图互市于中国初无利益”。一年以后，乾隆帝在给英国国王的信中也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夕，道光帝仍然说：“天朝天丰财阜，国课充盈，本不藉各国夷船区区货物以资赋税”。这一点，西方侵略者也知道，他们承认，他们之所以打不开中国市场，是“因为中国人发现能够依靠自己的产品生活”，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度以内，能够保证足够的“内部安全和繁荣”。因此，西方侵略者要打开中国大门，单纯凭商品是不够的，还得在商品之外，再加上大炮。中国要抵御外国的侵略，单靠禁海闭关，也是不行的，还得在此以外，也加上大炮。清王朝固然有禁海闭关的手段，却缺乏抵御外国大炮的力量，它纵能禁拒于一时，终究不能摒侵略者于国门以外。
二、对外国易的管理
清王朝在对外贸易的管理上，也体现了禁海闭关政策中的限制原则。
首先表现在对外国商队、商船和商人的管理上。
在中俄陆路贸易中，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就规定：俄国商队每四年才能来北京通商一次，每次人数不得超过二百，在北京停留至多八十天，不许超过。
在广州的海上贸易中，规定更加严格。那里的外国船只，最初只许停泊澳门，不许进入广州。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始准停泊距广州四十里外之黄埔。澳门的船只，则限定在二十五只以内，不许增添。所有外商船只，必须连环保结，一人犯法，各船负连带责任。在入港之后，必须卸除船上军火炮位，方准贸易。护货兵船，只许在距广州一百六十里的虎门以外的洋面停泊，不许进入虎门要塞。外国商人在销货、办货完毕以后，必须依限回国，不许滞留广州。间有因事滞留，亦应离开广州去澳门居住，事毕回国。其在广州居住期间，必须寓歇行商馆内，受行商管理稽查，不得自由行动。
其次，表现在中外商人相互关系的规定上。
在这些规定中，有以下三个比较重要的方面。
一、外国商人只能和中国官方指定的商人进行贸易。
在恰克图的陆路贸易中，所有参加贸易的中国商人，必须先向理藩院领票，凭票经商，“无票者即属私商，查出照例治罪”。商集分设八行，选殷实者为行首，与众商会同估定货价。各商按到集先后，以次交易。
在广州、宁波、厦门，也有专门经营对外贸易的行商组织。中国出口大宗的丝茶，完全由行商包揽，禁止行外散商插手。外商进口货物，也只能卖给行商，不能卖给行商以外的任何商人。
广州经营对外贸易的行商，更具有官商的性质。在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行商成立之初，广东地方当局就规定外国商人必须“各自照货，分别投行”。行商对海关承担义务，代理外商赴官纳税。乾隆元年（一六三六），行商开始对外国商船实行担保。十年（一七四五），粤海关监督正式设立保商，由各行商选充，定为制度。在承揽贸易之外，还代理外商缴纳船钞、货税及其他承保事务。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行商成立公行组织。从此，行商不仅承揽贸易、钞税，而且成为外商一切活动的实际管理人。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广州海关监督将从前行商得选举行总的办法定为制度，设立总商名目，在各行商中选一、二人“总理洋行事务，率领各商与夷人交易”。通过总商，更便于对外国商人的控制。
二、外国商人不得和中国内地商人进行任何联系。
这方面的控制，更加严格。外国商人不仅严禁进入中国内地，而且根本不许与内地商人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两广总督的管理外商条例中，有一条就是禁止外国商人雇佣中国人进入内地购买货物，探听货价。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广东巡抚又进一步禁止行商代运外国货物到内地发卖。这就是说，外国商人的买卖活动，只能限于广州，既不许托人到内地收购货物，也不许托人到内地推销货物。
三、外国商人不得和中国商人发生资金上的借贷关系。
中外商人之间发生借贷活动，在十八世纪初期，就已经引起清王朝的注意，而为了禁止这种活动，清王朝也采取了相当严厉的措施。在中俄贸易中，中国商人和俄国商人之间，在十八世纪初就曾因债务问题而发生纠纷。为了制止这种事件的再度发生，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清廷下令把欠债的中国商人加以拘禁，并不许两国商人彼此赊卖。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又再次禁止中国商人和俄国商人发生借贷关系。在广州，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两广总督的管理外商条例，也透露了同样的事实而加以查禁。以后在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六十年（一七九五）、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和道光十一年（一八二一），又不断重申同样的禁令。许多行商由于不能清偿欠款，陷于破产，以致充军边远或瘐死狱中。外商借款之所以发生，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贸易上的赊买、赊卖以及中国市场的利率大大高于西方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