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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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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诉冤,请诛阉竖。明亡后,曾在浙东随军抗清。清初,拒不应召,在家乡著述讲学,成为浙东学派的一代宗师。他力反王学末流的空疏,主张“学者必先穷经”。他的经学思想的主要特征是:(一)“经术所以经世”;(二)治经必兼读史。这同时也成为他所创始的浙东学派的学风。
  黄宗羲亲历明朝亡国之祸,痛感宋儒把“君臣之义”视为天理的伦常观,助成君主专制,误国害民。他著《明夷待访录》,在《原君》、《原臣》等篇,依托“民贵君轻”的经义,对君权作了犀利的剖析。他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一个君主为了争夺皇位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得位之后,又“敲剥天下之骨髓”,以图自己享乐。所以“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黄宗羲这些思想的形成,显然受到明末农民战争的深刻的启示,不过,他还并不主张废除君权,而主张通过学校士人的议政和提高相权,来限制君权。尽管如此,他对君权的抨击之论,仍足以震动于当时,并推动了后世民主启蒙思想的兴起。
  黄宗羲治经学兼通经史,并研治天文历算、音律,著述有《易学象数论》、《眷秋日食历》、《大统法辨》、《律吕新义》等多种。又以史学方法评述明代儒学,成《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后又续成《宋儒学案》、《元儒学案》,三书合为宋以来儒学发展史的巨编。
  顾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年),原名绛,字宁人,人称亭林先生,江南昆山人。少时参加复社,依从南明进行抗清斗争,改名炎武。失败后,游历山、陕、鲁、豫,从事著述,是学识渊博、涉猎极广的一代大师。
  顾炎武认为:经学即理学,离开经学的所谓“理学”,实是禅学,“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他所反对的不是程朱,而是王阳明的心学。他指出性与天道,是孔子所不讲的。儒家的治学经世之道,主要是“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所谓“学”,“自一身,以致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亭林文集》卷三);所谓“文”,“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卷四),“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道人之善也”(《日知录》卷七);所谓“耻”,“自于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亭林文集》卷三)。可见他的基本思想是:治学应当博览广识,目的则在经世修身。明末士风败坏,清初多降顺求荣。顾炎武揭出“行己有耻”,当是有所为而发。
  顾炎武在学术上力倡实学。明末,撰《天下郡国利病书》,明亡后成书,前后历二十年,凡一百二十卷。继承陈第研治经书古韵,成《诗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又撰《唐韵正》、《古音表》、《韵补正》,合为《音学五书》,是清代音韵学的开山巨著。他的主要著作《日知录》三十二卷,是三十余年治学札记的汇编,包括经义、政事、礼制以及历史、地理、天象等广泛的内容,考覈精详,以古筹今,对清代学术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顾炎武弟子相传,号为浙西学派,与黄宗羲的浙东学派同负盛名。
  王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年),字而农,号薑斋,衡阳人。张献忠军至其乡,他自伤不应征,仕南明永历朝为行人。晚年在石船山隐居,学者称他为船山先生。著述一百多种,四万多卷,八百多万字,主要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尚书引义》、《思问录》、《读通鉴论》、《噩梦》。后人编为《船山遗书》、《船山全书》。
  王夫之广泛研究经学和史学,在哲学上发展张载、王廷相的“气一元论”,反对程朱的“理一无论”和陆王的“心一元论”。在“道”和“器”的关系上,认为“道者器之通,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周易外传》卷五)。“据器而道生,离器而道毁”(《周易外传》卷二)。“道”是“器”中产生的,是“器”的规律,这表明他在哲学上反对“理在气先”的唯心论观点,而接近于唯物主义。
  王夫之还注意到事物的发展和运动,说:“静者静动,非不动也”。“静即含动,动不含静”(《思问录》)。即认为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说气“聚散变化,而其本体不为之损益”,“聚而成形,散而归于太虚,气犹是气也”(《张子正蒙注·太和篇》)。即认为物质形态有变化,而物质没有消灭,运动是有“常”的,如水是一种物质,遇寒结为冰,遇热化为汤(汽),从“(水)于冰、汤之异,足知水之常体”(《张子正蒙注·太和篇》)。
  王夫之以发展观来对待历史,对传统的史观,如“五德终始说”、“正统论”、“三代圣世论”(“复古论”)多所批评,认为人类社会由上古的野蛮变为后世的文明,是历史的趋势,也是历史的规律。他说,三皇五帝之世,“是非无恒,取舍无据,所谓饥则呴呴,饱则弃余者,亦植立之兽而已矣”(《思问录·外篇》)。于历史上制度的变革,如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他认为郡县制比封建制进步,因为郡县制的官僚“残民”,可以“黜陟”,不象封建制下不能变更,所以比较起来郡县制下“生民之祸亦轻矣”。王氏进而认为:“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历史发展是基于客观的“势”(趋势)和理(规律)。王氏拘守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始终不与清朝合作,但承认“异族”进化,统治汉族,也是合理的。
  唐甄(一六三○——一七○四年),原名大陶,四川达州人。一度任山西长子县令,后客居苏州,著有《潜书》、《春秋述传》。唐氏对儒学采取辨识而不迷信的态度,说:“圣人之言,因时而变,所以救其失也;不模古而行,所以致其真也。”(《潜书·辨儒》)圣人之言也不是绝对正确,随着时代的变化,有的就不适宜了,不补正就不行。他反对理学,认为它无济于事。唐氏有平均、平等的思想,说:“天地之道故乎,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可是现实社会中,王公家一餐之费,是上农一岁之获,还说没有好吃的。受苦人家吃上掺有稻杆粉的粥,就认为已经很好了。因此,唐氏愤愤不平他说:“人之生也,无不同也,今若此,不乎甚矣”(《潜书·大命》)。唐氏最激烈的思想是对帝王的指责,在《潜书》中抒发了“抑君”的观点:首先,皇帝是人,不应是神的地位,故说:“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抑尊篇》);其次,皇帝不能滥施威福,要畏惧百姓,所谓“位在天下之上者,如处天下之下”;再次,唐氏山和黄宗羲一样,要求提高臣下的地位,以降低皇帝地位,说:“古者君拜臣:臣拜,君答拜;师保之尊,自称小子;德位不相掩也。”(《内伦篇》)皇帝地位虽崇,但有道之君应当懂得尊敬臣下。唐氏大胆地把秦朝以来的帝王指斥为盗贼,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室语篇》)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杀一个人,抢一匹布、一斗粟就是盗贼,杀天下而据有天下财宝的帝王当然是贼了!他与黄宗羲一样不满于君主的霸占社会财富,对君主专制制度加以抨击。
  傅山(一六○七——一六八四年),字青主,山西阳曲(太原)人。明末秀才,入清隐居行医,拒绝博学鸿儒征聘,以诗文、书法、经学、医学著称于世,著有《霜红龛集》、《苟子评注》、《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等书。
  傅氏对君主的看法,与黄、唐有接近处。他把皇帝看作“常人”(《霜红龛集》卷三十六),赞扬对皇帝表现出做骨的人;反对愚忠,主张社稷重于君主,为国家的安危可以更换帝王;认为社稷比帝王更重要,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霜红龛集》卷三十 二)。傅氏的这些观点,是对理学君臣伦常观的根本否定,反映着人们从明朝亡国之痛中得到的启示,是当时士大夫中流行的一种思潮。
  陈确(一六○四——一六七七年),浙江海宁人,著《大学辨》、《葬书》、《性解》。陈氏在《葬书》中,阐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无神论思想,反对世俗迷信,说人的祸福要靠自身的努力,与天无涉,与地无关,世上没有龙脉之地,人死腐化,不会因葬地祸福子孙。陈氏认为天理和人欲是一致的,没有人欲,就没有天理,而且人欲中显示出天理,说:“盖天理皆从人欲中见,人欲正当处,即是理,无欲又何理乎?”(《陈确集·与刘伯绳书》)由此批评了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基本论点。
  方以智(一六一一——一六七一年),安徽桐城人,明翰林院检讨,入清后出家为僧,研究天文、物理、医学、生物及文史地理,著《物理小识》、《东西均》、《通雅》、《浮山文集》。他认为“气”充满世界,所谓“一切物皆气为也,空皆气所实也”,“盈天地间皆物也”(《物理小识》),以这种唯物观点反对理学唯心论。他充分利用自然科学的知识,主张通过科学实验认识世界。他还提出“合二而一”的命题,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六、心学与理学的调和
  王阳明的心学上承南宋与程朱对立的陆九渊学派,一度作为新创的学说,广为流行。王学流于空疏,渐为明末学人所不满。明朝的亡国之痛,更使一些爱国志士对空谈心性,力加责斥。明清之际另一些思想家,则力图将本来对立的陆王与程朱之学,调和融合,实际上是显示了重尊程朱的趋向。最为著名的人物,是河北孙奇逢与陕西李颙(避嘉庆帝讳,或作李容)。孙、李与江南的黄宗羲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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