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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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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震(一七二三——一七七七年),字东原,早年就学于安徽婺源的学者江永(一六八一——一七六二年)。江永研治三礼,精于典章制度,并兼通音韵文字之学和天文历算。戴震全面继承了江永的学术。以历算之学考释古历,纠正了汉以来的许多误解。以音韵文字之学,研治经书的训诂,开辟了一条由训诂治经义的新路。他曾说讲义理必须求之于古经,求古经必先求之古训,“古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圣人、贤人之义理明”。他认为治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皖派学人或讥吴派只是淹博而无识见。戴震本人则在淹博的基础上,着力于识断和精审,代表作是《盂子字义疏证》三卷。他痛斥“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圣贤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戴东原集》卷九,《与某书》)《疏证》一书从审订字义人手,从哲理上批驳理学。“灭人欲,存天理”是程朱理学的中心经韵楼刊本《戴东原集》思想。《疏证》指出:“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人的欲、情、知,都是自然现象。“凡事物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儒家所谓仁,就是顺乎人们的情欲。“古圣贤所谓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孔于所说“克己复礼为仁”,克己是克私,宋儒解释为“克欲”,完全背离了本意。孟子说人无不善,程子说人无不恶,是“离人而空论乎理”。他指责程朱否定人欲是象佛教一样否定人生,又提出与人欲不并立的“理”,所谓“理欲之辨”,成了杀人害人的工具。《疏证》中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之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疏证》中的这段名言,不仅从哲学上对理学家的“理”加以批驳,并且揭露了伦常尊卑统治的残酷无理,触及了理学家的要害。戴震从哲学上反驳理学的论说,还见于《原善》等其他著作,涉及认识论、历史观和自然观等许多方面。吴派汉学以考据学纠正理学的空疏,不谈义理,从另一方面说,则是把哲学阵地让给了程朱。戴震在训诂的基础上深究义理,力辟程朱,从哲学上战胜理学,使汉学达到了高峰。
  戴震著述甚多,对《诗》、《书》、《礼》、  《春秋》诸经均有专书考绎,尤精于典章制度源流。又著《水经注》四十卷,于古地理研究,贡献甚大。皖派汉学自成体系,“实事求是,不主一家”,成为学术界最有影响的学派。戴震的弟子段玉裁、王念孙等人于语言文字学和训诂学,卓有成就,为一代名家(见下节)。皖派经学的传人,有以下诸人。
  任大椿(一六三八——一七八九年),原籍江苏兴化,祖父陈晋为徽州府教授,流寓徽州,因与戴震同应乡试。师事戴震,专治《礼经》,著《弁服释例》、《深衣释例》,传皖派典章制度之学。任氏也研治音韵文字之学,著有《字林考逸》、《小学钩沈》传世。
  孔广森(一七五二——一七八六年),山东曲阜人,孔子后裔,是戴震的及门弟子。乾隆三十六年,年二十岁中进士,人为翰林院庶吉士。年三十五岁即病逝。孔广森原从戴震治《礼记》,有《大戴礼记补注》、《礼学卮言》等著述,也研治音韵与算学。其后专力研究《春秋公羊传》,认为《左传》详于事,《公羊传》长于义。以考据方法阐明“公羊”本义,纠正东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的传统凡例。三礼是古文经学的基本经典,《春秋公羊传》则是今文经学的基本经典。孔广森以戴震治《孟子》的方法治“公羊”,表示了不拘门限,开拓领域的趋向。
  凌廷堪(一七五七——一八○九年),字次仲,安徽歙县人。继述安徽同乡江永、戴震之学,专研三礼,著《礼经释例》,又有《校礼堂文集》,说“圣人不求诸理而求诸礼”(《校礼堂文集》卷四)。他认为圣人令人复性的办法是学习,而学习的内容就是礼。礼仪繁多,凌氏把它区分为八类,即通例、饮食、宾客、射、变、祭、器眼、杂例。告诉人们把握这个纲要,就不难明礼仪。
  焦循(一七六三——一八二○年),字里堂,江苏甘泉人。自曾祖以来,家传《易》学。著《易通释》二十卷,于《易经》多有发明。继承戴震关于《孟子》的研究,推崇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尤其是指斥理学“以理杀人”的观点(《读书三十三赞》)。据汉赵岐《孟子正义》,广征清代汉学家的考证训诂,详加注疏,自成《孟子正义》三十卷,是研究《孟子》的集大成之作。
  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年),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耀少詹事,入直南书房。嘉庆时,历任南方诸省巡抚、总督,官至大学士,是汉学家中官位最高的一人。学术上与焦循、凌廷堪等皖派学人相切磋,自称治经“雅明古训,实事求是”(《擎经室集·自序》),“文字训诂,其门径也”(《揅经室一集》卷二),基本上是戴震治学的路径。阮元曾驳论理学家的性命之说,说:“‘性’字从心,即血气心知也”:“味色香臭喜怒哀乐,皆本于性,发于情者也”;“欲生于情,在性之内”(《经室一集》卷十)。味色香臭的辨别和喜怒哀乐的感受是人的本性,人的钦望,表现出来就是情,所谓“血气心知皆无所命,人所受也”,《孟子》讲“食色性也”。要对情欲加以节制,而不是要灭绝它。阮元对“克己复礼为仁”作出新解,论证《论语》中“仁”字是讲“人”,是表示“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人偶”(《揅经室一集》卷八)。此人与彼人之间,相互尊重、对等,而不是一方强制另一方。因而,帝玉要做到“仁”,就不能有损于民,而要有益于民。阮元曾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并为诸经分别撰写校勘记,成为通用的善本。又主持编纂《经籍籑诂》一书,广泛收集汉代以来解释经文的古训,依韵编字,分别辑释,是一部详备的经籍字典。又汇刊清代学者经学著述一百八十余种,成《皇清经解》一书,凡一千四百卷。这三部综合性的经学巨著,可以说是为清代汉学做了总结。
(四)今文经学的复苏
  今文经学在汉代曾盛极一时,魏晋以后,即已衰绝。今文经多已散佚,只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等书流传。魏晋至清乾嘉,千余年间,今文经学湮没无闻,久成绝响。乾隆时又开始受到学者的注意,至嘉庆时竟然蔚为新兴的学派,对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文经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苏,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
  (一)作为古文经学流派的汉学,经过它的昌盛时期,到戴震时已经发展到了高峰。皖派擅长的音韵文字之学,名家辈出,但惭脱离经学,而以《说文解字》为中心,作为独立的学术继续发展。吴派的辨伪辑佚和考订注疏之学,虽仍有崔述《考信录》、刘文淇《左传旧注疏证》等名著相继问世,但总的来说,领域已日渐狄窄,没有多少发展前途。考据之学日益流于琐细,义理之学也难以超越戴震而另辟新途。汉学在登上高峰后,随之临近于绝境。
  (二)程朱理学在汉学昌盛的乾嘉之际,仍然作为官方学术,在社会政治领域占居统治地位。理学的伦常学说依然是清王朝的统治思想。科举取士考试经书,也仍以宋儒为依据。程朱之书成为士人入仕的必读课本,但在学术思想领域却不再有所新创。以文章名世的古文家姚鼐(一七三一——一八一五年),在学术上独尊程朱,力低戴震。《戴东原集》有《与姚姬传书》驳辩。姚鼐弟子方东澍(一六七二——一八五一年)继撰《汉学商兑》,全面攻击汉学,指汉学的考据是“屠沽记帐”。汉学的流弊,的确是在发展。但陈腐的程朱理学却也不再有可能在学术上代替汉学而重振旗鼓。
  (三)乾隆末年以来,清王朝的统治渐趋衰落,人民反抗运动兴起。社会上的诸矛盾日益暴露在人们的面前。乾隆初年,士人为逃避文字狱而避谈世事的学风为之一变。有志之士,日益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研究社会政治问题,要求抒发自己的政见。但在儒学占居绝对统治地位的年代,人们还只能在儒学范围内为抒发己见寻求依据。疏阔的宋学与烦琐的汉学显然都不能提供这种依据而需要另觅新途。
  (四)今文经学作为汉代的官学,也曾流入烦琐的歧途。但今文公羊学的“张三世”“托古改制”诸说,又是附会经文、议论朝政的依托。嘉庆时期,经学古文派的汉学渐趋衰落,议政更新之风日渐兴起,今文公羊学既可以在经学领域开辟学术研究的新境,又可以在政治生活中成为托古议政的工具。沉寂千年的今文经学于是又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得以复苏。
  戴震弟子孔广森已开始注意“公羊”,但今文经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派,它的创始人是乾隆时的江苏常州府武进县人庄存与。存与字方耕,乾隆七年进士,入为翰林院编修,后升任侍讲,入直南书房,迁少詹事,官至内阁学士、礼部恃郎。庄存与身居高位,治学不缀,领域甚广,曾研治《周礼》、《毛诗》,又治《春秋公羊传》。事实上是兼通令、古文经学,而并未树起今文旗帜,反对古文。但他的代表作《春秋正辞》,宗法《公羊传》,专究经文的微言大义,与皖派汉学之探究名物训诂,在治学方法上迥然不同。侄庄述祖,述祖外甥刘逢禄、宋翔风等传存与之学,一时称为常州学派。
  今文经学自成一派,刘逢禄(一七七六——一八二九年)是主要的传人。刘逢禄,嘉庆十九年迸士,后为礼部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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