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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经学自成一派，刘逢禄（一七七六——一八二九年）是主要的传人。刘逢禄，嘉庆十九年迸士，后为礼部主事，在礼部供职十二年。经学著述，涉及《易》、《书》、《诗》、《礼》诸经，而以《春秋》经的研究，成一家言。庄存与兼治经今、古文，至刘逢禄才公然排斥古文，力倡今文。《春秋左氏传》是古文派的基本经典，刘逢禄著《左氏春秋考证》二卷，指斥世传《左传》多夹入汉刘歆伪造的论断，并非左氏本真。又著《春秋公羊经传问氏释例》三十篇，《春秋论》上、下二篇，宏扬何体公羊学的“非常异议可怪之论”（何休语）。如“张三世”（据乱世、小康世、大同世）、通三统（夏、商、周）及孔子“受命改制”诸说。立论不在章句训诂，而在“微言大义”，阐发《春秋》公羊主旨：夏商周以来，历史是在不断变革中前进，而并非如古文家所说的近不如古。刘逢禄治今文公羊学，使山穷水尽的经学重又柳暗花明，令人耳目一新，也适应了士人中经世议政的社会思潮，一时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宋翔凤（一六六九——一八六○年），嘉庆五年举人，湖南新宁知县。曾撰《拟汉博士答刘歆书》，与刘逢禄协力攻击古文经学。又以为孔予的“微言”在于《论语》，因以公羊之义说解《论语》，著《论语说义》十卷。
刘逢禄的公羊学传给弟于龚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年）、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年），道光时，并称龚魏，名噪一时。今文公羊学经由龚自珍、魏源而成为经世致用之学，提出“变功令”、“更法”等主张。传至清末，形成变法维新运动，影响是巨大的。
第二节 学术著述
明朝强比专制统治，学术研究很不发达。明初，编纂《永乐大典》，是罕见的盛业。万历以后，明朝统治日渐衰落，文史等学术领域陆续出现一些新著。清朝为巩固其统治，不能不提倡汉文化，乾隆时编纂《四库全书》，蔚为历代著述的总汇。汉学的兴起，以训诂名物为依归，带动了历史学、地理学、金石学、语言文字学及目录学等学科的发展。乾嘉年间，学者著作如林，成为宋代以后又一个学术繁荣时期。本节介绍的只是若干领域里关系学术发展趋向的一些重要著述。
（一）类书与丛书
明清时期继承宋元官修类书的传统，又发展为编纂丛书，私家编修的丛书和类书，也层出不穷，构成这一时期学术著作编纂刊刻的显著特色。
《永乐大典》——明成祖于永乐元年（一四○三年），命翰林学士解缙聚集古籍，编辑类书。第二年，解缙以《文献大成》进呈。明成祖嫌其简陋，又命太子少师姚广孝、礼部尚书郑赐与解绪重修。因南京文渊阁藏书不足，又命郑赐到各地收购图书，以备应用。姚广孝、解缙等集中二千余名文士编辑、校订，于永乐六年誊录竣工，共计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合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约有三亿七千万字，明成祖亲自作序，定名《永乐大典》。大典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医卜、释道、戏曲、平话、工艺、农艺共约七、八千种古文献中辑录的资料，编辑方法是“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永乐大典·几例》），按照《洪武正韵》韵目字序排列事目。如天文志即载在天字下，地理志即载在地字下。诸书所载有关纪录，均收入本目之内，以期“因字以求事，开卷而古今之事，一览可见”（《大典·凡例》）。此书卷帙浩繁，未能刻印，成书后只有誊录清本，后世称作“永乐钞本”，到嘉靖年间又过录一部，称“嘉靖钞本”。永乐本大约毁于明清之际，嘉靖本清朝修辑《四库全书》时曾予利用，但已有一千多册的缺失，后由于管理不善和近代外国侵略军的焚烧、掠夺，嘉靖本散失迨尽。现存于国内外各地的残卷，仅有八百一十卷，约为原书的百分之三、四。《永乐大典》是古代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后人曾从中辑录佚书五百九十种。现存《东观汉纪》、《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重要史籍，都自《大典》中辑出。
《古今图书集成》——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年），原翰林院编修，因涉及耿精忠案而贬戍辽东的陈梦雷，被赦还京，侍皇三子允祉，为王府词臣。奉命类纂古今图书，至康熙四十五年编成三千六百卷，名《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帝嗣位，复命户部尚书蒋廷锡主持重编，至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告成，全书共一万卷。武英殿修书处以铜活字印刷六十四部，每部五千零二十册。本书从古代文献选辑资料，分类编录，全书分六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每部所录资料，依文献时间顺序，逐条著录，注明出处。起自上古，止于康熙朝。本书以类相从，较之《永乐大典》的依字韵编排，更便于检索。古今图书，收罗详备，是现存最大的类书，也可说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大百科全书。
《四库全书》——乾隆帝广泛征求天下图书，“寓禁于征”（见前），征得的图书，不再因袭旧例，分类编纂。乾隆帝认为《古今图书集成》式的类书，限于体裁，不能将书籍原文全部载入，难免割裂。因而主张将所有图书，分别收入经、史、子、集四库，编纂成大型的丛书，定名《四库全书》。乾隆三十八年，正式开设《四库全书》馆，由郡王永瑢、大学士刘统勋、于敏中任总裁，兵部侍郎纪昀、大理寺卿陆锡熊为总纂官，主持编务，一时著名学者陆费墀、戴震、邵晋涵、王念孙、姚鼐、翁方纲、周永年、朱筠、任大椿、金简、程晋芳等都曾入馆，分任编务。先后参加编校工作的人员近四千人。至乾隆五十 二年，编辑缮写完竣。收入全书的图书来自不同的途径。各地征集者称“采进本”，私家送呈者为“进献本”，宫中所藏称“内府本”，清帝敕令编纂者称“敕撰本”，从《永乐大典》辑出者为“永乐大典本”。共收先秦至乾隆间的图籍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分装三万六千三百零四册。先后抄成七部，分藏于皇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今沈阳）故宫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和杭州圣因寺文澜阁。南方三阁的藏书可供士人阅读。现仍有四部流存，分别藏于北京、兰州、杭州（原缺者补抄）及台北。乾隆帝因编纂《四库全书》而使许多图书遭到禁毁，但收入全书的大量图书都因而得以保存和流传，仍是对学术文化的一大贡献。
明清两代，私家编纂丛书或类书，也渐成风气，为学术著述的流传，作出了贡献。明沈节甫编辑丛书《纪录汇编》，收书一百二十三种；毛晋编辑《津逮秘书》，收书一百三十九种，宋元以来掌故杂记之书，多藉以保存。清初，曹溶辑《学海类编》，后经陶樾增订，收书四百三十一种。乾嘉时期，汉学昌盛，搜集佚著、编辑丛书尤为风行。卢文弨刊《抱经堂丛书》、鲍廷博辑《知不足斋丛书》、孙星衍辑《平津馆丛书》、张海鹏辑《学津讨源》等，都搜罗宏富，有功士林。清代还出现一些别开新境的类书。如陈元龙编《格致镜原》一百卷，自古今文献，分类辑录宫室、冠服、饮食、器物，以至蔬木花果、鸟兽等有关资料，别为三十类。王初桐编《奁史》一百卷，分类辑录有关妇女及家庭生活有关资料，分为三十六门。这些类书的编纂，说明学者的眼界，已从经史扩展到社会生活及动植物等许多方面，开拓了研究领域。
（二）历史学著作
明代史学，不甚发达。但纪录当代史事的私家著述，多有佳作，形成显著的特点。清初诸帝提倡理学以加强思想统治，也提倡史学，并加强对史学观点的控制。汉学家致力于考订训诂，多兼通经史，或由经入史。历史考据学蔚为专学，影响了一代学风。明清两代，史学著述繁多，下面介绍的只是若干方面有代表性的名著。
前代史的编修明清两代继承官修前朝史的传统，先后完成了《元史》和《明史》的编修。乾隆时期，与历代纪传体史书合刊为“二十四史”，构成中国古代史完整的基本著述。编年体史书则承袭《资治通鉴》体例，编撰了《国榷》、《续资治通鉴》等书。
《元史》——明太祖即位后，在洪武元年十二月即下诏设局，编修元史。次年二月，命左丞相李善长监修，翰林学士宋濂、待制王祎为总裁，至当年八月，编成元太祖至宁宗朝一百余卷进呈。此后，又搜访顺帝时史事文献，于洪武三年二月，重新开局续修，至七月成书。全书依纪传体，分编纪、志、表、传，共二百一十卷。明太祖初即位，即下诏修史，意在宣告元朝的灭亡，瓦解北元的统治，但《元史》仓促成书，不免粗略。史局馆臣，多出浙东，不习蒙古语及诸族语，书中歧译重出，随处可见。但本纪、志、表保存了今已失传的元十三朝实录及《经世大典》的大量内容，而且大体上保持原貌，史料学的价值胜于编纂学的水平。
《国榷》——明天启间，浙江海宁人谈迁开始编撰元明间的编年史，清初，书稿一度被盗，又发愤重编，至顺治十三年完成。全书原分为一百卷，起自元文宗天历元年（一三二八年），止于南明弘光元年（一六四五年）。黄宗羲为谈迁撰墓表，说他编撰此书，“汰十五朝之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十五年之邸报，补其阙文。”本书以明代官修实录及邸报等为依据，但又广泛搜览官私著述，订正官书的隐讳失实。书名《国榷》，自撰《义例》说是“事辞道法，句榷而字衡之”，纪事经考订榷衡，文字也力求简朴，“大抵宁洁勿靡，宁塞勿猥，宁裁勿赘”（《义例》）。谈迁生平不仕，以布衣著国史，得以摆脱官方观点的束缚，较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