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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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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边防,主要在防御蒙古。陆续出现一些私家编修的研究北方边防的志书。魏焕撰《九边(长城九边镇)通考》、刘效祖撰《四镇三关志》、杨守谦撰《大宁考》、张雨纂《全陕边镇志》、詹荣著《山海关志》。东南海防的专志则有王在晋编《海防纂要》、胡宗宪《筹海图编》、谢廷杰《两浙海防类考》等书。清人编纂的海防著述,有杜臻《海防述略》、俞昌会《防海辑要》、严如煜《洋防辑要》等书。这些专门志书的编纂表明:面对外国势力的来侵,人们已日益感到加强海防的重要了。
(四)金石学
  宋代学者注意于古器物铭文的研究,始有“金石”之称。明代学术不很发达,但学者留意于石刻文字的搜集,开拓了研究领域。请代乾嘉时期为考订经史而广泛搜考金石文字,金石之学成为专学。研究领域日益扩展,收集文物的范围也日益扩大,为近代文物学与考古学的发展,奠立了基础。
  石刻文字——宋人着重于铜器铭文的研究,只有少数著作如赵明诚《金石录》,兼及石刻文字。元末潘昂宵著《金石例》十卷,最先注意到碑志文字义例。明初,陶宗仪纂《石刻丛钞》,辑录碑铭原文。《明史》举为育明一代“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为第一的杨慎,在嘉靖时撰《金石古文》十四卷,汇编汉代以前的金石文字,力求无遗漏,但不免有“真伪错杂”之讥(《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二)。陈有《吴中金石新编》八卷,收录当代碑文,不取前代,不录颂德谀墓之作。所收碑记多涉及仓储、水利等有关民生的记事,独具心裁。都穆撰《金薤琳瑯》二十卷,仿宋人洪适《隶释》例,编辑石刻文字,并加考辨,所载碑文均录全文,完整地保存了许多可贵的资料。万历间,陕西盩厔县(今周至县)人赵崡在家乡广拓碑刻,又托友人四处搜求,积存碑文二百五十三种,一一撰写跋尾,因无力全文刻印,编成《石墨鐫华》六卷,收录碑目并附跋尾。
  明清之际,顾炎武周游各地,每见铭刻,必行抄录,又得友人赠送碑文拓本,其中不见于宋人金石书者约三百余种,分别写出跋文,编成《金石文字记》六卷。又以不见著录并无拓本流传的碑文五十六种,汇为《求古录》一卷。顾氏搜罗石刻文字,旨在用以辅证经史,“阐幽表微,补阙正误”(《顾亭林文集·金石文字记序》),不同于前人的注重书体。
  毕沅也以为金石可证经史,历官所至,注意搜集金石文字。任陕抚时,与钱坫、孙星衍等辑《关中金石志》八卷;改任豫抚,编录《中州金石记》五卷;抚鲁时,又与学政阮元合编《山左金石志》二十四卷。这些金石志详载碑石广阔尺寸、字径大小,行数多少,使读者明了原石形制。诸志均著录碑铭全文,并对其碑文有所考释。
  钱大听博学多闻,尤其注意金石文字的搜罗研究。撰有《金石文字目录》八卷,又撰《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二十五卷,以金石证史,多有创获。钱氏曾认为宋以来治金石文字者凡有两途,一是“考稽史传,证事迹之异同”;一是“研讨书法,辨源流之升降”(《潜研堂文集·郭龙伯金石史序》)。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中说,钱大听等人“开乾隆已后诸儒以金石之学印证经史之一派”(卷三),所论是恰当的。
  嘉庆初,孙星衍编成《寰宇访碑录》十二卷,依时代顺序,编列秦汉以来至元末的碑目,共收七千五百余通,各碑分注书体、年月、撰人、书人及所在地点,是当时收碑最多的综合目录。乾隆时,邵晋涵在三通馆为续补《通志·金石略》,编录内廷所藏各地进呈的碑拓,以副本赠孙星衍。此后二十余年间,孙星衍历游各地,据亲见碑石,拓摹增补。又得钱大听、阮元、武亿及江苏邢澍等馈赠的碑拓,乃与邢澍共刊此书。
  乾隆时进士王昶历任各地考官,笃好金石,勤于搜访,积五十年之力,得先秦至宋,辽、金、大理时代的金石文字一千五百余通,嘉庆十年(一八○五年)编成《金石革编》一百六十卷,自序中说,金石内容广泛,研究石刻文字,“经史小学暨于山经地志丛书别集,皆当参稽”。他参稽群书,对器物及碑石形制作出说明,并加考释。书中收录碑铭全文,自信“欲论金石,取足于此,不烦他索也。”以石刻而言,本书确是当时收录碑文最多的集大成之作。王昶另收有元代碑文约八十通,未及刊入本书。近人罗振于编为《金石萃编未刻稿》刊行。
  《西清古鉴》——乾隆十四年(一七九四年),吏部尚书梁诗正等奉敕撰修《西清古鉴》,凡四十卷,另附钱录十六卷。本书汇编清宫廷所藏自商周至唐代的酒器、礼器、祭器等铜器及铜镜共一千五百二十九件,各卷图绘器物形状,摹写铭文并加说解。编者利用文献资料分析古器物,纠正了前人研究的某些误失,因而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举为“有裨于经史之学”。乾隆三十年内府刻本,印制极精,只是某些器物花纹的摹绘难免失真,铭文考释也间有错误。但作为宫廷所藏古器物的综录,是规模空前的巨著。乾隆未又续纂《西清续鉴甲编》二十卷,收录宫廷续得的唐以前古铜器九百四十四件,附唐代以后的铜器、印玺等三十一件。又成《西清续鉴乙编》二十卷,收录盛京皇宫所藏古铜器九百件。此外又编成《宁寿鉴古》十六卷,收铜器六百件,铜镜一百另一件。四书合称“西清四鉴”。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清阮元编著,凡十卷。阮元认为,三代时钟鼎彝器与土地同等贵重,编录历年收集的自商周至晋代的钟鼎等铜器铭文五百五十种,与幕友朱为弼共撰释文,补正经史,于嘉庆十年(一八○五年)自刊行世。自序称:“稽考古籍国邑大夫之名,有可补经传所未备者。偏旁传籀之字,有可补说文所未及者。”对历史学和古文字学都有所贡献,是学术价值较高的一部金文综录。本书又录有阮氏所著《商周铜器说》上、下两篇,对商周以来钟鼎彝器等各类铜器的性质、历史价值以及汉代以来古铜器出土、著录情况,加以考订、论说,为此后古器物及铭文的研究奠立了基础,并在研究方法上开辟了途径。
(五)语言文字学
  明代学者已注意音韵文字之学。清代汉学家以音韵训诂治经学,从而使音韵学、文字学及训诂学得到空前的发展,著述如林。下面介绍的,只是各时期最有影响的一些著作。
  音韵学 明太祖初即位,即命翰林侍讲学士乐韶凤与宋濂纂修《洪武正韵》十六卷,洪武八年(一三七五年)书成,颁行天下。本书归并《广韵》二百零六韵为七十六韵,是音韵学上的一大变化。但书中杂有南方方言,字义音切不全合于中原雅音,因而不便使用,实际上并未通行。
  杨慎兼通音韵、训诂、字书,著《古音丛目》、《古音借要》、《转注古音略》、《古音余》各五卷,在分韵归字上,以今韵分部,把古音相同的字隶属于一部。陈第著《毛诗古音考》四卷,开经学研究之新径,也是明人研究古韵的代表作。陈氏认为古人的读音,本不同干今音。凡称为叶韵的,原为古音,不是随意改读。他的研究方法是以经证经,排比《诗经》上的经文,作为证据,称为“本证”,又用秦汉诗作与《诗经》对照研究,以为旁证。这样依据古文献推究古韵,为音韵学研究开辟了道路。
  顾炎武著《音学五书》。其中《音论》三卷,为顾氏音韵学的纲领,论述古今音的变化及其原因。《诗本音》十卷,研究方法大体同于陈第《毛诗古音考》,以《诗经》用韵,互相考证,又以其他文献验证,以获知古音的韵读,故名“本音”。《易音》三卷,是据《周易》识别古音。顾氏又据古音指出唐韵的失误之处,录为《唐韵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将古音分为十部列出字表。顾氏自信有他的“五书”,“六经之文乃可读”(《顾亭林文集》卷二)。清人推崇他“最精韵学”(《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七),所论多为后学所遵从。
  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年),大学士李光地、王兰生(一六七九——一七三七年)等奉敕纂修《音韵阐微》,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成书。凡十八卷,首列韵谱,以今韵为目,同韵字,依声类、韵等排列。各字备载《广韵》以下诸读音的异同,对不妥者予以纠正,再以反切注明今音,便于利用。
  皖派学者江永,撰著韵书三种:《古韵标准》五卷,《四声切韵表》四卷、《音学辨微》一卷。《古音标准》继承陈第、顾炎武的成就,补正他们的失误,以《诗经》的韵律为诗韵,汉魏六朝的为补的,这样区分标准,便进一步纠正了前人以今音为古韵、以汉魏六朝音为上古音的错误。《四声切韵表》首先探讨等韵,以图表显示切韵声、韵、调系统,实际上是一部等韵图。《音学辨微》也对等韵学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戴震是江永的弟子,在音韵学方面师承江永,著《声韵考》四卷、《声类表》九卷,提出古音九类二十五部之说及阴、阳、入对转的理论,对音韵学也有所贡献。
  文字学 金石学与音韵学、训诂学,都不能不兼及文字学的研究。明人已开始编撰文字学的专书。明初赵谦曾参预编纂《洪武正韵》,自撰《六书本义》十二卷,把汉字分为三百六十个部首,在各部之下详细辨别六书字体。梅膺祚修纂《字汇》十四卷,定部首二百十四个,收录单字三万三千多个,以反切字及同音字注音,据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字义。在编排上,依地支分为十二集,各集首列部首表,附录检字表。这些编辑体例,为清代学者所沿用。
  清代学者文字学的成就,集中表现于《说文解字》的研究。代表作是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三十卷。段玉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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