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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者文字学的成就，集中表现于《说文解字》的研究。代表作是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三十卷。段玉裁（一七三五——一八一五年），字若膺，江苏金坛人，是戴震的弟子。皖派学人从音韵训诂入手，研治经学。段氏则以为究明构成文字的“六书”，才能通晓音韵训诂。曾继承江永、戴震之学，著《六书音韵表》，分古韵为十七部，被戴震誉为唐以来所未有的成就。段氏以古韵十七部为依据，考察《说文解字》形声字和“读若”字的古音，进而考察《说文》所收形声字与转注、假借字的关系，条贯六书。再据经书及前人的经注，以训访字义，考辨字形，是一部兼及形、音、义的综合性著述。嘉庆时，训沽学家王念孙为段氏的《说文解字注》作序，盛赞本书是：“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王念孙将段注与许书并重，并非有意溢美。段氏注《说文》，犹如汉学家的注经书，实际上是凭依《说文》，以申述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独立见解。许氏《说文》的研究也由此蔚为专学“许学”，成为文字学的基石。
与段氏约略同时的山东曲阜人，进士桂馥（一七三六——一八○五年），著《说文解字义证》五十卷，博引群书，以解说许书的字义，一时与段注并称。此后，朱骏声著《说文通训定声》、王筠著《说文句读》。有清一代，研究《说文》的著述，先后近二百种，使许学的研究达到了高峰。
训诂学 训诂学与音韵学、文字学息息相通，也与经学关系密切。明朱谋研治《周易》，又著《骈雅》七卷。仿《尔雅》体例，收编古籍文句，自语词文义至虫鱼鸟兽，类编为二十篇，分别作出解释。朱氏博览群书，征引文献极为广泛，并多收奇文僻字，对训诂学作出了贡献。
清代训诂学发展到极盛。汉学家注疏经书，考校以外，多是训诂。《经籍诂》则是训诂经义的总集。训诂学专著中，成就最大的当推江苏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予。王念孙（一七四四——一八三二年），字怀祖，乾隆四十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曾任陕西道御史，嘉庆初，上疏弹劾和坤，后受命督治黄河。子引之（一七六六——一八三四年），嘉庆四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各地乡试考官、实录馆副总裁。道光时，擢任吏、户、礼、工各部尚书。王念孙原来受学于戴震，治音韵文字之学，著《读书杂志》八十三卷，校正诸子及史汉误字，广征群书，以证古义，号为精审。训诂专著是《广雅疏正》二十卷。曹魏时张揖所著《广雅》，明刻本多有误字。王书详为校正，并上溯《尔雅》、《说文》，因古音以求古义，就同音之字，破假借以求本字。全书积十年之力写定，实际上，是凭依《广雅》编著的一部综合性训诂学巨著。原编为十卷，每卷又各分上下。第十卷由王引之续成。王引之又继承父学，著《经传释词》十卷，搜辑先秦至两汉经传中之语词虚字一百六十例，博引例证，究明本义及演变，多有发明。
与王念孙同时治《尔雅》者，有邵晋涵的《尔雅正义》、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邵晋涵（一七四三———七九六年），字二云，浙江余姚人。乾隆时曾入四库馆，授翰林院编修。曾从毕沅编修《续资治通鉴》，又从阮元编修《经籍诂》，所著《尔雅正义》二十卷，自诸书中汇辑汉魏以来各家注释，成为研究《尔雅》的总集。郝懿行（一七五五——一八二三年）著《尔雅义疏》二十卷，旨在弥补邵书的不足，着力于字借声转之故。其中草木虫鱼之名，多经目验而后疏释。书稿曾经王念孙点阅，奇阮元刊行。
史家杭世骏著《续方言》三卷，采集《说文》、《释名》及经疏诸书，以续补扬雄《方言》。翟灏著《通俗篇》三十八卷，采摘经史以至民间流传的方言俗语五千余条，分别探源释义。语言训诂之学，逐渐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开拓了广阔的领域。
字典 清代字典的编纂，是语言文字学的划时代的成就。
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年），康熙帝命大学士张玉书、礼部侍郎凌绍雯纂修字书，前后经历六年，于康熙五十五年告成，名为《字典》。通称《康熙字典》。“字典”一词也由此用为字书的通称。本书依仿明梅膺祚《字汇》的体例，立二百十四个部首，分十二集，收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是收字最多、应用最广的字书。所收之字，注明音切和不同的意义。释义时，举出古籍中的例证，附释词语，从而兼有词典作用。书末附录生僻字及不可施用之别字，以便检索。道光时，王引之等奉敕考证，订正误失二千五百多条，撰成《字典考正》。近世刊本，附录于字典备考。
清朝以满文为“国书”，又称“清文”。康熙帝敕修《清文鉴》二十五卷，分门别类，用满文注释满洲语义，是满文的基本字典，无汉字释义。雍正问修成《音汉清文鉴》。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年），敕纂《增订清文鉴》三十六卷、《补编》四卷，分三十五部，二百九十二个子目，释文满汉对照。由于满文书写格式是直行，由左向右，与汉文的由右向左的习惯相反，所以左书满文，右书汉文，同时在满文的左侧注上汉音，在汉文的右侧则注以满文字母。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年），又修成《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以后增补为满、汉、蒙、藏合壁的《四体清文鉴》，以及补入维文的《五体清文鉴》。
（六）目录学
宋元时代目录学渐成专学。明清两代，大规模编纂类书和丛书，目录之学遂成显学。随着清代汉学的发展，辑佚校勘及版本之学受到学者的注意，目录学也因而提高到新水平。全祖望、章学诚等人讥讽目录只供谈助，不能与校勘学相比，所论不免偏颇。乾嘉时期目录学专著之多，远超前代，为书籍的保存流传和学术信息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官修书目 明宣宗时文渊阁藏书二万余种，近百万卷，英宗正统间大学士杨士奇、学士马愉等清点藏书，编成《文渊阁书目》四卷，以《千字文》字序排次，著录图籍七千多部，因考订不足，解题不免缺漏，但仍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万历间，中书舍人张萱奉命编纂《内阁藏书目录》八卷，著录著者及各书的完缺状况，间有题解，比《文渊阁书目》更为完善。清乾隆间编成《天禄琳琅书目》十卷，著录秘府收藏的善本，分经史子集四类，各类按金元明版本时代排次，各书有解题、版本及收藏家题识印记、著者姓名、时代、籍贯、爵职，并有乾隆帝的诗文题识。清敕修《四库全书》时，乾隆帝命纪昀等编写所收书籍（存书）和存目书籍的学术性提要。纪昀认真从事，以“一生精力，备注于四库提要及目录”（《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十），纂成《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著录图书一万零二百五十四种，分类一如《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大类，类下区分为若干项，或再分子目。每项先录存书，次及存目。各书提要包括书目、卷数、收藏、著者时代、简历以及本书的优缺点等评论。每一大类和小类的前面各有小序，说明这一类图书的源流以及分类的依据。书成后有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年）武英殿印本。它是清代最重要的综合性的图籍目录，也是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书目。
私家书目 明清两代，私家藏书之风日盛，多编有书目传世。明成化初，昆山叶盛撰《竹堂书目》，著录家藏书四千六百余册，二万二千七百余卷，藏书之富为前人所不及。嘉靖时高儒撰《百川书志》，著录家藏书，于经史子集四部之外，兼收戏曲、小说，是一创举。万历时，徐燉编《红雨楼书目》收录家藏书五万三千余卷，内含元明杂剧传奇多至一百四十种。嘉靖末年，鄞县人范钦在家乡建天一阁藏书，自编书目。后人范懋注在清乾隆时正式编成《天一阁书目》十卷，著录三千四百四十八种，详载各书卷数、著者、版本并录出序跋，所藏书多有他处未见的善本。清初晁瑮《宝文堂分类书目》著录家藏书六千余种，书月分编三卷五十一目。钱谦益编《绛云楼书目》收录家藏图籍，绛云楼后毁于火，书目所载，尤足珍贵。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徐乾学《传是楼书目》，孙星衍《平津馆鉴赏书籍记》和《孙氏祠堂书目》，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等，都是清代学者的著名书目。虞山钱曾藏书繁富，有《也是园藏书目》及《述古堂书目》，又将善本题记编为《读书敏求记》传世。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详录明人著述，为《明史·艺文志》所本。
专修书目 私家书目限于私藏。学者依据所知所见，编修综合的或专科的书目，成为目录学的专书。明成化间学士钱溥纂《秘阁书目》，著录在东阁所见图书。万历间焦竑纂辑《国史经籍志》五卷，首列御制及敕修诸书，著录明人著述。其中间有沿袭旧目，未及详考。未附“纠缨”，议论《汉书·艺文志》以来目录分类之得失，可视为目录学的专论。专科目录有明万历间吕天成著《曲品》，专录明代传奇，明殷仲著《医藏书目》，编集医学书目，为前此所未有；清初朱彝尊撰《经义考》三百卷，编录历代经学及有关石刻目录。康熙时梅文鼎著《勿庵历算书目》，是所撰历算学著作的提要。书目的编撰，呈现出多种新创的体裁。目录学家或将编目考订所得，写成题记，汇为专书。著名的著作有清人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吴寿肠《解经楼藏书题跋记》，李富孙《校经厩题跋》，顾千里作《思适斋题跋》等。
第三节 文学艺术
明清时期是文学艺术史上又一个繁荣时期。明代学术研究趋于低落，小说创作却开辟了文学史的新阶段。明初创作的《三国演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