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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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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兴元府褒城县修筑光道枝渠,把以前的旱田全改成水稻田。几年以后,又修筑兴元府山河堰,溉田二十三万多亩。光宗时,淮东路农民创筑绍熙堰,数百里内田地都得到灌溉之利。泰州的捍海堰,北宋末年,被海水冲决堰堤。孝宗、宁宗朝,两次修筑,规模比前更大。
  在农民群众兴修水利的同时,官僚、地主大规模地霸占江湖开垦围田,造成了水害。孝宗说:“浙西自有围田,即有水患。”官僚、地主等“豪宗大姓”凭借权势,在蓄水处强筑塍(音呈chéng)岸,圈占田亩。遇天旱独据上流,使周围的民田无水灌溉。遇水涝只顾泄放,以民田为壑(坑谷。壑音荷hé)。宋朝虽然不断下令禁止,甚至开掘某几处围田,但总不能阻止豪族地主所造成的这个祸害。
  稻、麦的培育——水稻是南宋占第一位的粮食作物,种植更为普遍。经过农民长期的培育,南宋水稻品种繁多,仅两浙路六七个州县,就有籼稻(籼音仙xiān)
  宋《耕获图》粳稻(粳音经jīng)一百四十多种,糯稻五十多种,其中有一些是当时的优良品种。北宋时移植到中国南方的占城稻,南宋时普遍种植,成为早籼稻的主要品种。各地农民根据本地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又从占城稻原种培育出新的良种。占城稻成为广大佃客和下户常年食用的主要粮食。
  浙西路平江府适宜栽种粳稻,所产粳米“玉粒香甜,为天下之甲”。浙东、江东的农民还培育出好几种抗涝、耐寒、耐旱的水稻良种。池州的农民还栽种从高丽传来的“黄粒稻”,稻芒长,谷粒饱满,是一种少见的良种。
  成书于高宗绍兴年间的陈敷《农书》,总结了两浙路农民的耕作经验。陈敷指出,种植水稻,必须先治好秧田,在秋冬就再三深耕,使经受霜打雪冻,土壤酥碎,明年春季再耕肥。种子必须经过拣选,用鳗鲡(音蛮丽mán lí)鱼头骨熬汁浸泡。播种前,在秧田撒上石灰,以防除螟虫。陈敷还注意到各地施肥的方法,作了详细的介绍。陈敷驳斥了“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的“地力减退”论,指出,只要用肥料来治理,土壤就更加精熟肥美,地力也保持新壮。婺州、衢州的农民,家家户户收蓄粪土,堆成一座座小山,市井之间,扫拾无遗,所以土膏肥美,稻根耐旱,米粒精壮。苏州的农民用河泥作肥料,毛珝(音许xǔ) 《吴门田家十咏之一》写道:“竹罾(音曾zēng)两两夹河泥,近郭沟渠此最肥,载得满船归插种,胜如贾贩岭南归。”生动地描写了当地农民积肥的情景。
  两浙路农民在秋收后耕田,明年二月又耕,称为“耖田”(耖音绍chào)。由于深耕熟犁,土细如面。大暑时节,决塍放水,让太阳曝晒,使苗根坚固,称为“靠田”(即搁田或烤田)。苗身既固,没有倒伏的危险,再车水人田,叫做“还水”。重行灌水后,遇旱不枯。稻子长高,再耙田几遍,直到收获。
  优良品种的培育和耕作技术的讲求,促进了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高宗时,两浙路产量最高。明州亩产谷六七石,是宋朝的最高纪录。其他各路产量都要低些:京西路每亩产谷三石,江东路徽州上田亩产米二石,湖北路上田亩产谷三石,下田二石,湖南路桂阳军亩产一石。
  北宋时,南方种稻地区己开始种麦。但直到宋朝南迁以前,长江流域和沿海种麦仍然很少。高宗时,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江浙、湖湘、闽广诸路出现了“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的局面。北方人爱吃面食,因而麦价激增,拥有麦子者大获其利,倍于种稻。加上酿酒和军队的马料都需要大量麦子,官府曾三令五申地劝诱民间种麦,官府的屯田、营田也大面积种值。佃客交租只有秋课,种麦的收获全归佃客,更加促进了佃客种麦。到南宋后期,麦子的种植已经相当普遍,除两广以外,两浙、两湖、江东西、福建、四川等路,大多在水稻收割后种上麦子,有的地区还种植春小麦,正月播种,夏季收割。
  棉花的种植——北宋时,棉花种植区还局限于气候较热的两广和福建。南宋时,有关植棉的记载逐渐增多。如一一九二年,有的地方官在漳州的《劝农文》中,要求百姓更加多种吉贝(棉花)、麻苎,说“可供备衣著,免被寒冻”。南宋后期,棉花栽培区迅速扩大,越过了南岭山脉和东南丘陵,北向长江和淮河流域推进。元初王祯《农书》说,南宋后期,棉花“种艺制作之法,駸駸(音亲qīn)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南方农民初步掌握了一套植棉技术。每年农历二三月开始播下棉籽,棉苗出上后,每月锄草三次。棉有一百二十个棉铃,就算“上品”。棉花的纤维长度一般有一寸左右。成书于一二七三年的《农桑辑要》一书,记述了棉花的栽培法,是南宋后期农民种植棉花的经验总结。
二、手工业
  宋朝南迁后,手工业生产也伴随着农业继续向前发展。反映着南宋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的特点,手工业各部门的发展,呈现出很不平衡的状态。由于频繁作战的需要,应用火药制造武器,有很大的发展。水上交通和海外贸易的发达,促进了造船业的进步。海外贸易输出大量瓷器,刺激了瓷器产量的增长。纺织业中,由于棉花种植的推广,开始出现了用棉纱织布的棉织业。宋代矿产多分布在北方,南迁后矿产大为减少,矿冶业成为一个不甚发达的部门。
  兵器制造——南宋在各地兴办许多作坊,制造兵器。其中发展较快的是火器。建康府都作院,在一二五九年到一二六一年的两年多时间里,就生产火器三万八千多件。江陵府的作院,每年能生产铁火炮一二千只。一次拨交襄、郢等州的火器就以万计。这样高额产量的武器作坊的出现,表明南宋火药的应用和火器的制造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反抗金军和蒙古的战争中,还使用过新创制的霹雳炮和用竹筒装火药制作的火枪、突火枪。
  造船业——北宋末,长江有“万石船”。南宋时,大的海船,可载重几万石,深阔各几十丈,比北宋的船要大好几倍。周去非《岭外代答》说,渡南海航行的海船,舵长数丈,一船载几百人,积一年粮食,还能在船上养猪和酿酒。这种巨型的海舶在当时世界上是罕见的。远洋侮舶行驶在南海到波斯湾的广阔海面。船上继续使用指南针导航。吴自牧《梦梁录》说:海商船舶进入大洋,“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伙)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
  制瓷业——南宋瓷窑增多,各地瓷器产量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瓷窑的规模较大,近年发现的许多窑址,堆积面积都很广。如四川广元瓷窑铺窑址,堆积长二百五十米。有的窑址堆积广达二十亩,高到二十米。无蒋祁《陶记》说,景德镇窑“陶工、匣工、土木之有其局,利坯、车坯、釉坯(釉音右yòu)之有其法,印花、画花、雕花之有其技,秩然规制,各不相紊”。说明南宋后期瓷窑内部已经有一定的分工,烧制瓷器划分了几个不同的工序和工种,这显然是一种进步。
  江西的景德镇窑在南宋时有较大的发展。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的瓷窑,也都发展迅速,是重要的瓷器产地。 
  纺织业——纺织业仍然是广泛分布于城乡的重要手工业。南宋统治区只是北宋的半壁江山,但南宋通过各种赋税,每年剥夺到的丝、麻等纺织品的数量,竟然超过了北宋时期的总额,达到一千万匹以上。这种状况,不仅说明南宋赋税的加童,同时也说明,纺织品的产量确有很大增长。浙西、浙东和四川是南宋丝织业的中心,能织造多种精美的高级丝织品。广西和四川是麻织业的中心,出产的麻布,运销各地。
  南宋纺织业中一个最重要的发展,是棉织业的出现。南宋以前,纺织的原料主要是丝、麻。所谓布,也是指麻布。南宋时,随着棉花种植的发展,南方劳动人民发明了一套捍、弹、纺、织的棉纺织工具,用棉花纺纱织布。这是我国手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浙江兰溪出土宋棉毯南宋时期的一个重要成就。
  广东雷、化、廉三州棉织业最先发达。当地生产的“吉贝布”(棉布),有幅阔匹长、细密洁白的“慢吉贝”和幅窄质粗的“粗吉贝”等多种。海南岛黎族人民还能用织机生产出彩线交织成花纹的棉布,在广西一带销行。由于棉纺织业刚刚兴起,南宋还没有把棉布列入赋税剥夺的项目。棉纺织在农村的和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中得到发展。
  印刷和造纸——北宋时发展起来的印刷业,南宋时更加发达。
  宋朝用科举选拔文人执政,学校的建立和书籍的印刷流通,都成为应举得官的逍切的需要。印刷业的发达,也为学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南宋的官府、官员和民间书坊都从事雕版印刷,印本书广为流传。临安、福建和四川,是印刷业的中心。临安国子监的印本,号称“监本”,印刷技术较高。福建建阳县的麻沙、崇仁两镇印书极多,并销行到海外。现存南宋印本书籍证明,当时的印刷术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
  印刷书籍需要大量纸张。印书纸的制造,逐渐在造纸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四川广都生产楮皮纸和竹纸,专用来印刷图书、簿籍。成都和徽州、池州、平江府等地造纸业的发展,仍然集中表现在讲求纸张的精美,制造多种精致的笺纸,供文人书写。
  矿冶——宋神宗、王安石变法时,矿冶业曾发展到高峰。南迁后,淮水和汉水以北地区的大量矿藏,不再为宋所有。开采和冶炼技术虽然又有提高,但产量猛跌。这在孝宗以后,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金银矿,在高宗、孝宗时停废一半以上。铜产量,在宋神宗、王安石变法时曾达到年产一千四百多万斤,超过英宗时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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