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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地区显现出来。总的来说，在南宋统治时期，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佃客的人身束缚在不断加深。
仁宗时，颁布“皇祐法”，禁止夔州路施、黔二州的佃客逃移。一一八四年（孝宗淳熙十一年），南宋把“皇祐法”的通行范围扩大到忠、万、归等州，即扩大到整个夔州路，并规定：（一）凡在一一八一年（淳熙八年）以前逃移他乡三年以上者，承认既成事实；以后逃移及逃移不到三年者，包括家属，“一并追归旧主”。此后，严禁逃移。（二）地主不得“强般（搬）佃客”，即不准抢夺佃户。
一二○五年（宁宗开禧元年），夔州路转运判官范荪说：“本路施、黔等州界分荒远，绵亘山谷，地旷人稀，其占田多者须人耕垦”，所以“富豪之家争地客，诱说客户，或带领徒众，举室般徙。”可见地主之间招诱抢夺佃客的现象仍在发展。范荪建议对“皇祐法”再加校定，以缓和地主之间对佃客的争夺。范荪校定后的“新法”是：（一）地主只能役使佃客本人，不得强迫佃客的家属充役；（二）典卖田宅的人，不得向买主租种原有的土地充当客户。买主也不得强迫典卖田宅的人充当雇工或奴仆；（三）借贷钱物，只凭文约交还，债主不得强迫债户为地客；（四）客户身死，妻子愿意改嫁的，“听其自便”，客户的女儿也可以“自行聘嫁”。
范荪的“新法”，从条文上看，似乎是企图对地主的权力稍加限制，但也从反面说明：当时夔州路的地主，可以强迫役使佃客家属，强迫典卖田地和欠债的人作佃客，以至干预佃客麦女的婚嫁。这种对佃客的人身束缚，当是夔州路普遍存在的现实。
江南、两淮、两浙、福建、广南、荆湖等路，佃客的人身束缚也在逐步强化。
淮南路在南宋初战乱之后，劳动力缺乏，地主们激烈争夺佃客。地主利用“契券”，剥夺佃客自由移动的权利。如果佃客随意起移，封建官府认为“无故逃窜”，地主依据契券便可以“经所属自陈收捕，所在州县不得容隐”。孝宗时，朱熹还向朝廷建议：凡是外乡迁来的佃客，如果私自搬走回乡，地主可向所属州县诉理，官府追捕，判罪以后，仍发落交还。这样，不仅本乡佃客，连外乡迁来的佃客也不准再迁移了。
荆湖等路，在高宗绍兴年间，地主可以随同土地的买卖而转移让渡佃客。地主在田契上写明佃客的姓名，在买卖土地时，佃客无权退佃，作为买主的地主则可以强迫他们依旧承佃纳租。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南宋官府曾采纳庄绰（音超chāo）的建议，规定：民间典卖田地，不得私自把佃户名姓写在契约上，随契约分付；买主不得强迫原佃户耕佃。如果违反，准许上诉，定罪。这一规定在实行中，遭到荆湖等路地主的普遍反对。据说这使他们之间争夺客户的官司，打了十年还没有解决，永远查不清。
南宋末年，佃客的身分地位越来越低。如湖北峡州的地主，已不再把佃客写在田契上随同土地让渡给买主，而进一步象买卖奴隶那样，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有的地主，变换手法，将荒远的小块土地连同佃客，立两张契约，在公开的假契上说这些佃客是“随田佃客”，在私下的真契上就直接说是“佃户典卖”。
荆湖北路荆门军等地区还有一种“随主佃客”。即使地主犯罪，田地被官府没收，种田的佃客也还要随地主到别处去。随主佃客是被地主当做财产来看待的。因此，象《宋会要稿·屯田杂录》记载的，有些地主有权把佃客跟土地、耕牛、农具、船屋等生产资料一起当做礼物来送人。这种佃客和农奴差不多了。
南宋时期还出现了比佃客身分更低、遭受压榨更为严重的佃仆。北宋时已开始有佃仆的名称。到南宋时，浙东、浙西、江东、淮西和福建等路，佃仆制度逐渐盛行。
佃仆除向地主交租外，还要负担繁重的劳役。劳役是多种多样的。根据南宋的记录，地主可以在半夜三更呼集佃仆，叫他们扛抬物品；地主外出，指派佃仆随身服侍；地主还可叫佃仆为他们修房盖屋，每天上山砍柴，搬运柴禾，看守坟墓，修治河道，等等。有些地主还强迫佃仆充当抵抗“盗贼”的地主武装，有些地主强使佃仆和仇人械斗，甚至死于非命。农民一旦沦为佃仆，就要子孙世袭，永远不得逃脱。佃仆是佃客中最为低下的阶层。
北宋初，地主打死佃客，还没有特殊的法律规定。到哲宗元祐（一作神宗元丰）时，才明确规定：地主打死佃客，减罪一等，发配到邻州。一一三一年（高宗绍兴元年），南宋官府规定再减罪一等，改为发配本州。这实际上是把佃客的法律地位连续下降了。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佃客因此“人命寖轻，富人敢于专杀”。佃客连最起码的生命权利也失去了保障。一一九○年（光宗绍熙元年），南宋又规定佃客不能控告地主。这就是说，佃客只能听从地主任意宰割奴役，连控诉的权利也没有了。
南宋王朝把地主对佃客的奴役，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各地官员，在处理有关案件时，利用司法的手段，来保护地主，镇压佃客。朱熹曾主张，凡有狱讼，首先应当“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然后再“听其曲直之辞”。如果“以下犯上，以卑陵尊”，“虽直不佑”。就是说，在下者虽然“理直”，也不能保护。如果“理不直”，更要加罪。当时一些地方发生了“以妻杀夫”，“以族子杀族父”，以及“以地客杀地主”即佃客的反抗斗争。朱熹认为，这类事情关系到“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三纲之重”，必须以“经木义理裁之”，否则就是“泯灭”“天理”。南宋后期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一书，收集了地方官们处理刑狱的很多案例。凡是涉及佃客和地主的案件，无不强调“主佃名分”，以“一主一佃，名分晓然”、“主仆之分”等等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依据。例如：南宋末年，官僚吴思敬妻段氏，向官府控告佃客谢五乙兄弟“盗葬”吴家的土地，使吴家的“风水颠末，已经六年”。地方宫不问情由，便断定谢五乙兄弟是跟地主争占土地，是不顾“主佃名分”，“欺其主母孤寡”，重惩了谢五乙兄弟。官员们还认为：象这类事情，官府应该出来“主盟”，否则，不仅地主段氏“有妨安葬”，以后凡地主离田稍远，佃客都可强占，那么朝廷设官置吏又有什么用呢？
三、地租和高利贷剥削
地主把佃客紧紧束缚在土地上，佃客不得迁移，地主更可恣意压榨。地租和额外的剥削，都比北宋时更 加残酷。
南宋地租的主要形式，仍旧是分成租和定额租两种。分成租，一般情况是主客对分，地主剥削产品的五成。如果佃客借用地主的耕牛和农具等生产资料，地主还要多剥削几成。江西饶州佃客租用地主的耕牛，要向地主多交一成租，称为“牛米”，荆湖北路佃客自己有牛具种粮，地主剥削产品六成，佃客得四成；如果借用地主的牛具种粮，地主再占一成。在官府的官庄上，第一年的收成，留下来年的种子后，官收四分，客户得六分。第二年以后，官客对分。
定额租制，北宋时还不很流行，所以留下的资料较少。南宋时，有关的记载逐步增多，不过仍局限于两浙路等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其他地区仍主要实行分成租。平江府定额租的数量，按土地的肥瘠而有所不同，一般地说，上等田每亩租米一到二石，中等田每亩七到九斗，下等田每亩三到五斗。以下是一二○六年（开禧二年）《吴学续置田记二》中片断材料的摘录：“元典李校尉七三登仕等田开具下项：
一，玉字二十六号，田四亩二十三步。租户徐八，上米六硕（同石）。
一，昆字二十号，田一亩二角四十一步。租户徐八，上米二硕九斗。
一，芥字二十号，田三亩二十一步半。租户李五八，上米三硕七斗。
一，姜字一号，田一亩十八步。租户李五八，上米一硕五斗。
一，姜字九号，田一亩一角五十五步。租户李五八，上米二硕二斗五升。
一，姜字十号，田一亩。租户李五八，上米一硕五斗。”同一年《吴学续置田记一》的片断材料：
“租户陆三八名彦，租田十九亩三角四十五步，上米十一硕三斗五升。
租户戴七二，租田十九亩三角八步，上米十三顶五斗二升。
租户浦四八，租田四亩二角五十步，上米二硕二斗三升。”
根据南宋时平江府地区土地的一般产量，这些定额租的剥削率都达到百分之五十，可见定额租并没有减轻佃客的负担。地主想方设法把地租固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其数量一般不会低于好年景的分成租数额。
正额地租以外，地主对佃客，还有多种名目的剥削方法。可以说，后来封建社会中额外地租的各种名目，南宋已经大部分出现了。下面是南宋额外地租的几种主要名目：
佃客代纳二税——佃客向地主交租外，只向官府交纳丁税等几项杂税。但是，地主豪强经常拒绝向官府输纳，或者无限期地拖欠应纳的赋税，官府就将这些赋税全部均摊到佃客身上，强迫佃客交纳。据《庆元条法事类》，南宋曾明文规定，倘若地主到期违欠赋税，官府可追求佃户补偿。这一法令无异是公开鼓励地主不纳二税。所以，佃客被迫代地主纳税的现象很普遍，而且越来越严重。一二○三年《南郊赦文》说：“佃户租种田亩，而豪宗巨室逋负税赋，不肯以时供输。守令催科，纵容吏胥，追逮耕亩之人，使之代纳，农民重困。”南宋末年，土地日益集中，农村下户纷纷破产，佃客便变成了官府大部分赋税的直接负担者。
耗米——跟官府一样，地主收租也征收耗米。据《吴学粮田籍记二》记载，平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