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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赋税的直接负担者。
耗米——跟官府一样，地主收租也征收耗米。据《吴学粮田籍记二》记载，平江府的学田向佃客收租时，按照惯例每石白米约收耗米一斗，同时还要加收什么“带收钱”、“糜费钱”。
大斗收租——地主任意增大量器，用大斗收租，是对佃客的又一种额外剥削。南宋两浙路地主收租普遍使用加二斗和加三斗。方回《续古今考》记载，斛斗有百合的斗，有加一斗、加二斗、加三加四斗，“民田收租，皆加二三”。洪迈《夷坚志补》记载，湖州“乡俗”，地主收租，使用一百十二合斗，田主取一百十合，干仆取二合。又记载平江府常熟县地主张三八，私制大斗收租。
一年夏天，刮起龙卷风，他平日使用的大小不等的私斗十三种，一起被大风吹到门外，真相大白，丑态毕露。有的地区的地主，甚至使用一面五十合至一面九十合的大斗收租。
麦租——随着佃客逐步增加作物品种，提高产量，地主就将这些产品攫为己有。南宋初，官府在南方推广种麦，规定地主不收麦租，佃客种多少得多少，但没有多久，麦租的名目就出现了。理宗时，明州奉化县的“义仓”，征收麦租，又出现了“早租”的名称。
所谓“送礼”——地主逢年过节强迫佃客“送礼”，凡农副产品诸如鸡、鸭、丝、食油、鳖等都成了地主掠夺的对象。毛珝（音许xǔ）《吴门田家十咏》写道：“今年田事谢苍苍，尽有瓶罂（音英yīng）卒岁藏，只恐主家增斛面，双鸡先把献监庄。”为了使地主少增加斛面（即耗米），佃客不得不送一对鸡给地主的监庄子。这种送礼不是亲友间的往来，而是地主凭借其土地所有权对佃客单方面的勒索。这大约就是宋朝以后“佃鸡”、“佃鸭”等剥削方式的起源。
增租划佃——宋朝出现永佃权的同时，也出现了刬佃（刬音产chǎn）的现象。地主为了使地租增加到最高额，就缩短租佃期限，让佃客互相竟佃。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称，高宗时各地荒田很多，地租较轻而收入多，因而“有增租以攘之者，谓之划佃”。宁宗时，佃客租佃土地，地主乘机加租，再赶走旧佃客，把地租抬到最高限度。宫户和上户地主承佃官田，更经常进行划佃，彼此争夺得极其激烈。
南宋地主在收租的时间、地点、租米质量等方面也都有苛刻的规定。如平江府地主规定，每年十月开仓收租，佃客必须如期把租米送到地主指定的仓库。毛珝《吴门田家十咏》又说：“主家租入有常规，十月开仓不许违。”在租米质量上，不准稍湿，而且规定一定的成色。范成大《秋日田园杂兴》说：“租船满载候开仓，粒粒如珠白似霜，不惜两锤输一斛，尚赢糠壳饱儿郎。”佃客必须以两石的白米，才能折交一石上等米的租，自己剩下的只有碾下的糠壳了。
地租以外，南宋地主剥削农民的另一种重要方式是高利贷。《名公书判清明集》记，每当下户自耕农因破产而投靠地主时，地主寻方设法：“邀其假立文约领钱，以为羁縻之术”，利用借债来束缚佃客。在地主“倍称之息”的盘剥下，佃客债务丛集。春借秋还，秋借春还，旧欠新债，日积月累，永远没有还清的日子。到时候，地主就强夺佃客的房屋、农具、种子和口粮，甚至强迫佃客的妻女作奴婢。
在地主正额地租和名目繁多的额外地租以及高利贷的敲骨吸髓般的剥削之下，佃客的土地产品大部分被地主所掠夺，佃客终年辛劳，所得无几。“十月以后，场圃一空，小民所有，悉折而归大家。”叶茵《田父吟》诗说：“未晓催车水满沟，男儿鬼面妇蓬头，但求一熟偿逋债（逋音bū），留得糠粞（音西xī）便不忧。”这就是佃客在一般年景时经济生活的真实写照。为要维持生活，佃客必须全家老小终年投入各项紧张的生产活动，还要依靠副业生产来维持全家最低限度的生活。妇女昼夜纺织，男子去烧炭、制陶、捕鱼、伐薪，儿童为人牧牛，才能勉强糊口。一旦遇到凶年饥岁，无以为生，佃客被迫以农具或副业的生产工具作抵押，向地主借贷口粮，或者卖儿鬻女。最后被逼得逃荒行乞，冻饿而死。
地主的残酷剥削，使佃客无法交清地租。地主们便擅自捆缚佃客督租，严刑拷打，甚至逼迫佃客自杀，有些地主则让官府派人替他逼租。官府代地主催租，这在宋朝以前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北宋时也还少有这样的事例。南宋统治时期，官府为地主督租便开始成为常见的现象。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高宗时，“公门赋敛，私开租课”，稍有拖欠，官府就派人抓进监狱，或押在邸店，用长绳捆成一串，狱吏在后面执鞭拷打，路上行人为之落泪。到理宗以后，官府明文规定每年十月初一到明年正月三十日之间，是知县受理地主诉讼，取索佃客欠租的日子。据黄震《黄氏日抄》记载，州县的巡尉司经常直接出面，为地主追租讨债，对佃客百般迫害。平江府吴县的巡尉司，每天都要接到上司送下索取私租的许多“帖牒”，一个帖牒要追索数十家，甚至百五六十家。巡尉司就派出弓兵五七十人一群，拿着刀枪，搜捕欠租的佃客。捕到县里以后，草草审讯，就押到巡尉司，“托名监租”关禁。被捕的佃客往往“只见百人往，不见一人还”。如佃客顾四十等八人，即因欠租被顾姓地主诬为“盗”而监禁在弓兵家里。“一一饥饿垂死”。又如佃客詹西三、凌七五，因长期被禁而饿死。成批无辜的佃客就这样死于非命。得以侥幸生存的佃客，继续在这种残酷的压迫之下，过着暗无天日的奴隶式生活。
四、繁重的赋税
广大农民群众，不但遭受地主的地租和额外剥削，而且还要负担南宋的繁重的赋税。南宋王朝不断增加赋税的名目，对农民敲骨吸髓地刻剥。
北宋初，朝廷一年收入的赋税钱，是一千六百余万贯。神宗时，达到六千多万贯，是北宋最高的岁人。南宋建国之初，朝廷一年的收入，不满一千万，到了一一五七年（高宗绍兴二十七年），就猛增到六千余万。再过三十年，到一一八七年（孝宗淳熙十四年），又增加到八千万。南宋统治地区不到北宋的三分之二，朝廷的剥削收入，却已超过了北宋。经济发展的地区，赋税的增加还要严重。如两浙路，北宋时岁入钱三百三十余万，其中十分之八是盐茶酒税。但到了南宋孝宗淳熙末年，就激增到一千二百余万，盐、茶等税还不在内。史书记录的这些不完全的数字，足以说明南方经济发展后，南宋王朝展开了多么残酷的赋税掠夺！
南宋农业中的正税，即夏、秋二税，规定的税额并没有多少变动。赋税剥夺的增加，主要是靠新立收税名目和正税外的附加。
经总制钱——一一三五年，总制司使孟庚（音羽yǔ）创立“总制钱”，后来跟北宋未陈遘（同构）所创立的“经制钱”合称为“经总制钱”。“经总制钱”的征收是：凡买卖田宅、酒糟，以及一切民间钱物交易，每千文由官府征收三十文，以后又增加到五十六文。经总制钱下面还有许多繁琐的名目。董煟（音胃Wèi）《救荒活命书》记载，经总制钱全国每年定额二千万贯，实际可收到约一千多万贯。在一些地区征收的经总制钱甚至达到了正税数额的三倍。
月桩钱——南宋初，宰相朱胜非为增加军费，命令各地州县按月交纳定额的月桩钱。但地方官府往往只能交到定额的十分之二三，下月期限又到，又要向民间征敛。宁宗时，东南各路岁征三百九十多万贯，特别是江南东西两路，月桩钱的名目众多，有引钱、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两讼不胜罚钱、既胜喜欢钱等，是农民的严重负担。
版帐钱——南宋初，东南各路借口供应军用，征收一种税钱，称“版帐钱”。两浙路最重，各州每年必须搜刮一二十万贯，才能凑数。这完全是一种“率皆无名，凿空取办”的苛捐杂税。
以上三种新添的赋税，就象一座座大山压在南宋农民的头上。叶适曾说：老百姓中产之家，衣食刚足，过去可以耕织自营的，现今都辗转逃亡，去当“盗贼”（起义）或者受冻挨饿；如果经总制钱还不废除，州县破坏，百姓穷困，就没有了结。叶适的描述，多少反映了新添的杂税给广大人民带来的灾难。
南宋的二税附加也相当繁重。主要有以下一些名目：
耗米——官府在收税时，征收“耗米”，民间交米一石，官府普遍多收加耗四五斗甚至一两石。正耗以外，还有“明会耗”、“州用耗”、“土米耗”等名目。理宗时，一石的秋苗，各路往往加耗到二石一二斗，多的达二石五六斗。实际上是把正税加了一倍多。
大斗收税——在征收粮食时，地方官府还常常使用大斗，每只大斗要比朝廷规定的标准斗（省斗）大二三成到五六成。
折帛钱——高宗初年，因为物价暴涨，官府以“宽优”农村下户为名，让下户在交纳夏税绢帛时按时价交纳现钱，称“折帛钱”。但后来绢价降低，折帛钱数却照旧。民间必须以市价的二到三倍的价格来交纳拆帛钱。
和预买——南宋时官府用此名目向民间买绢，实际并不给钱，强迫民间“白纳”。后来索性改为民间光交价钱，不交实物。再后又按田亩均摊，跟夏税一起交纳，变成了一种新的析帛钱。南宋初，浙东一路预买绢就有九十七万多匹，其中越州一州达二十万多匹。理宗时，李鸣复说，和买绢已名存实亡，官府不偿价值，凭空科取，不再有所谓“买”；交纳稍迟，就要鞭打，不再有 所谓“和”。
预借——官府经常预借民间各种赋税，实际上是提前征收。预借的项目有二税、免役钱、坊场课利钱和卖田宅契税钱等。高宗时，还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