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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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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三枪等起义
  一二二八年,赣州农民在陈三枪和张魔王率领下举行起义。据刘克庄记载,起义军以松梓山为根据地(一说以信丰山为基地),在江西、福建和广东三路边境建寨六十,进行起义活动。起义军所到之处,镇压官吏和地主,并多次杀死宋朝派来诱降的官吏。三路的农民纷纷“截发刺字”,起来响应。江西、广东起义农民都拥护陈三枪作领袖。南宋王朝为了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处分了当地的几名贪官,以欺骗农民,同时从三路调兵,堵截起义军的粮道。一二三四年,官军占领松梓山,张魔王自焚牺牲,陈三枪受伤被俘,在隆兴府英勇就义。陈三枪起义,坚持七年之久。失败后,起义军另一领袖小张魔王又继续坚持斗争。起义军领导人号称“魔王”,可能也是利用了摩尼教。
  以上记述的农民起义,只是见于记载的影响较大的几次,远不是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全貌。但这些斗争事迹已足以表明,不能忍受黑暗统治的农民大众多么英勇地展开了反复的斗争。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分散各地的起义群众虽然获得了不少振奋人心的胜利,终不免遭到镇压而失败。他们前仆后继,斗争,失败,再斗争,有如大海的怒涛,一浪又一浪地冲击着南宋王朝的黑暗统治。
第九节 宋朝的灭亡
  农民群众的英勇起义,不断打击着南宋的黑暗统治。金朝亡后,新建的蒙古汗国(元朝)又在不断南侵。南宋王朝终于在腐朽势力统治下,走向灭亡。
  从一二三五年蒙古大举南侵,到一二七六年元兵入临安,宋朝的逐步灭亡经历了四十年的过程。由于人民群众和抗战将士的坚决抵抗,也由于蒙古贵族内部的纷争,垂死的宋王朝得以延续了它的最后岁月。但由于在这些年月里,宋王朝在政治上更加腐朽,经济上日益崩溃,终不免于被元朝所消灭。
  宋朝灭亡以前和以后,各地人民群众和抗战将士不屈不挠,英勇斗争,为宋代的历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最后一页。
(一)蒙古南侵和四川的备战
  一二三五年初,蒙古窝阔台汗结集蒙古军、亡金的汉军和各族军队,大举南侵宋朝。蒙古大军一路由窝阔台次子阔端等率领入侵四川;另一路由窝阔台第三子阔出等率领,入侵襄汉。
  侵入四川的阔端军,到达巩昌。原守城金将汪世显投降。阔端命汪世显部随蒙古军侵宋。蒙古军一举攻下沔州,继而进围青野原。宋利州守将曹友闻出兵往援,败蒙古兵。汪世显军至大安,曹友闻又领兵迎战。宋军再次获胜。一二三六年,蒙古大军数万又侵扰大安军,曹友闻在阳平关迎战,败死。宋军覆没。蒙古军长驱入蜀。成都、利州、潼川三路的二十余州都被蒙古军攻下。阔端掳掠后,返回陕西。宋军在一二三八年,收复成都。
  进攻襄阳的阔出军,一二三五年入侵邱州,掳去人民和牛马数万后退走。宗王口温不花与察罕等攻下枣阳和光化军。次年,阔出又攻江陵,死于军中。金降将张柔领兵继续南侵,攻下郢州。蒙古军进而占领襄阳,获得大量粮食军需。襄阳自岳飞收复以来一百多年的积蓄,被劫掠而去,宋朝损失惨重。一二三七年,口温不花和察罕军攻下光州和蕲州、随州,又进攻黄州,被孟珙军击退。一二三八年,宋朝任命孟珙为荆湖制置使,收复荆襄。孟珙出兵,和蒙古军作战,连续三次得胜,相继收复了信阳、樊城、光化和襄阳。孟珙认为:“襄樊为朝廷根本,应加经理。”他招纳降人,扩编军队,派兵分驻在樊城、新野、唐、邓之间。荆襄形势又得以扭转。
  察罕军一二三八年攻下寿州和泗州等地,在真州被宋军击退。不久,又围攻庐州,想在巢湖造船,进攻江南。宋安抚使兼知庐州杜杲派舟师及精锐部队扼守 淮水要害。六合人赵时(音梗gěng)率领淮东西民兵也参加了保卫庐州的战斗。蒙古兵无法进犯,改攻滁州。出身于赵葵部下的知招信军余玠亲提精兵救滁。蒙古军又转攻招信,被余玠回军打败,死伤无数。知镇江府吴潜也组织民兵,夜渡长江,攻劫蒙军营寨,捉到投拜人(汉奸),并夺得许多马匹。侵掠江淮的蒙古军不断遭受官军和民兵的攻击,只好北还。
  这时,蒙古对南宋发动的侵掠战争,主要还是以掳掠奴隶、财物为目标,还没有全部消灭南宋的计划。蒙古兵退,派遣使臣来宋,诱说南宋投降。理宗又想以对金议和的办法对蒙求和。淮西制置使史嵩之(史弥远侄)附和议和。右司谏曹豳(音宾bīn)指责史嵩之“以和误国”。理宗派遣“蒙古通好使”,去蒙军谈和。一二四一年,蒙古又遣使来宋。这年,蒙古太宗窝阔台病死,蒙古对宋的和议停顿,战争也暂时告一段落。
  蒙古军退后,宋朝开始在四川部署防御。四川在战略上处于重要地位。经过蒙古军侵掠的地区,多已残破。一二四○年,京湖安抚制置使孟珙受命经营四川,兼知夔州。孟珙设置屯田,择险立寨。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修筑重庆城,部将甘阎在合州选择钓鱼山立寨。一二四二年,余玠受命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余玠到四川,设立招贤馆,广泛征求防守四川的建策。下令说:“集众思,广忠益,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豪杰之士,趋期立事,今其时矣!”播州人冉琎、冉璞兄弟建议,在重庆北钓鱼山等处修筑山城,积粮设防。余玠采纳此议,命冉氏兄弟到合州修筑钓鱼山城。又在嘉陵江、沱江、渠江沿岸山险修建山城十余处,把各州治所移入山城,因山筑垒,屯兵聚粮。余玠绘成“经理西蜀图”,送给理宗,说是十年之内“当手携西蜀之地(指蒙古军侵占诸州),以还朝廷”。
  余玠在四川,开屯日以备军粮,整顿财赋,申明赏罚。修筑山城和抗蒙有功将士,都得到奖掖。违法的将官,受到惩处。利州都统制王夔凶残跋扈,号称“王夜叉”,不听余玠调度,到处劫掠。余玠依军法斩王夔。经过余玠的整顿,四川驻军声蛰大振。蒙古军多次自西蜀来侵扰,都被宋军打退。
  余玠守蜀有功,一二四八年被任为兵部尚书,仍驻四川。抗战将领赵葵,一二四七年任枢密使,一二四九年又任右丞相兼枢密使。抗战派执掌军政权,垂死的南宋王朝,一时又有振作的气象。
  但是,朝廷上主和反战的官员,仍然拥有强大的力量。他们攻击赵葵不是科举出身,以所谓“宰相须用读书人”为理由,排斥赵葵任相。一二五○年,赵葵右相兼枢密使的官职,全被罢免。次年,谢方叔任左相兼枢密使。进士出身的谢方叔,是主和反战的一个代表人物。一二五二年,蒙古汪德臣(汪世显子。汪世显已死)部侵掠成都,围攻嘉定。余玠率部将力战,再次打退蒙古军。余玠抗战获胜,谢方叔却设法迫害余玠。谢方叔和参知政事徐清叟等向理宗攻击余玠掌握大权,“不知事君之礼”。一二五三年,余玠在四川被迫服毒自杀。次年,余玠部下王惟忠,也被诬告潜通蒙古,处死。
  理宗、谢方叔任命知鄂州余晦去四川驻守。蒙古兵来侵扰,余晦接连战败。四川形势危急。参知政事董槐上疏说:“蜀事孔棘,已犯临战易将之戒,此臣子见危致命之日也。”他请求出师四川,理宗不准。赵葵罢相后,居长沙,任潭州通判,见四川危急,也上疏请求效力。理宗只准他备咨访。四川又处在了蒙古军的严重威胁之下。
  南宋大敌当前,理宗、谢方叔集团却沉溺在声色享乐之中,大造寺观园林。理宗在西湖边积庆山,新建寺院,派遣吏卒到各州县搜集木材,前后三年建成,靡费无数,赐给理宗的阎妃作功德院。权左司郎中高斯得请求立罢新寺土木。谢方叔将高斯得罢职。一二五五年,理宗又命亲信宦官董宋臣修筑佑圣观,兴建梅堂、芙蓉阁、香兰亭,强占民田,招权纳贿,人们称他作“董阎罗”。监察御史洪天锡上奏说:“天下之患有三:曰宦者,日外戚,日小人。”又说:“现在上下穷苦,远近怨疾,惟独贵戚和大宦官享富贵。举天下穷且怨,陛下能和这数十人共天下么!”洪天锡弹劾董宋臣,不成,被免去监察御史。有人说洪天锡上奏原是谢方叔支持,现又被谢方叔排挤而去。董宋臣指使人上书,请杀谢方叔、洪天锡。谢方叔因而罢相。董宋臣在阎妃支持下,权势日盛。
  一二五五年,参知政事董槐任右丞相兼枢密使。董槐在年轻时,曾学习孙武、曹操的兵书,任相后对理宗说:首先应当勉励诸将,加强边防;建策提拔人才,不拘守升迁的旧法。又说:“有害政者三,一是宗室亲戚不奉法;二是执法大吏久于其官,擅作威福;三是皇城司不管理士卒,士卒骄横。”董槐还强调指出:“亲戚不奉法故法令轻,法令轻故朝廷卑”,请求除去三害。阎妃、董宋臣一党对董槐大为怨恨,专意搜罗董槐的短处。一二五六年,恃御史丁大全弹劾董槐,不等朝廷罢相令下,便带领兵士劫持董槐出朝。董槐罢相后,丁大全任签书枢密院事,丁大全的党羽马天骥同签书枢密院事,操纵军权。一二五八年,丁大全又在阎妃、董宋臣等支持下,任右相兼枢密使。有人在朝门上题字:“阎马丁当,国势将亡。”南宋王朝更加腐朽,灭亡的日子也更加临近了。
(二)蒙哥入侵四川和合州的抗战
  一二五一年,蒙古蒙哥汗(宪宗)即位。一二五八年初,蒙哥又发动三路大军侵宋。蒙哥亲自率领主力军入侵四川,皇弟忽必烈率军攻打鄂州,又命侵入云南的兀良哈台军北上攻潭州,企图在鄂州与忽必烈会师。 蒙哥准备侵入四川后,东向与诸路军会师,围攻南宋首都临安。这实际上已是一个全面灭宋的进兵计划。
  蒙哥一路的先锋军,由纽璘等率领向成都进兵。在遂宁大败宋刘整军,继而又进驻灵泉山和云顶山。四川制置使蒲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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