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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宾（罽音记jì）也产镔铁。《契丹国志》记大食等国向契丹贡献的物品中有“宾铁兵器”。辽初，大食仅“来贡”一次，《辽史》不载贡品，《国志》所记是否有据，不可知。大食的镔铁可能对辽有所影响，但显然不起决定的作用。沙俄的布勒士奈得在《中世纪研究》中说，镔铁是在十二世纪时由阿拉伯传入中国。他完全忽视了早在十世纪时辽朝以产镔铁著称的事实。王曾去契丹，至打造部落馆见有“番户”百余，锻铁为兵器。辽朝贺宋朝正旦，有镔铁刀作礼物。辽朝拥有丰富的铁矿，经过室韦、渤海、契丹和汉族等各族劳动人民交流冶铁技术，锻炼出质量较高的铁或较低的钢，是可能的。
金银 阿保机俘掳蔚县汉族人民，在泽州立寨“采炼陷河银冶”（《辽史·地理志》），又在征幽蓟还军道上，发现银铁矿，命令开采。灭渤海后，在富州置银冶，改名银州。圣宗时，在演河北阴山及辽河之源各得金银矿，开矿采炼。现存辽代的石刻碑记中也反映出，辽朝境内的银冶存在于许多地区。大抵辽朝的金银矿，以汉族人民为主，与渤海、契丹等各族人民共同冶炼，并共同发展了金、银手工业。近年辽宁、河北各地出土大批辽代鎏金和银制手工艺品，包括鎏金马具、饮食用具、各种首饰和佛教器物，这些金银制品继承了汉族手工业者的传统技艺，又溶合了契丹族的某些特有的风格。
马鞍和车 宋太平老人著《袖中锦》以“契丹鞍”与端砚、蜀锦、定瓷等并列，称“天下第一”。契丹劳动人民制作的马鞍，不仅在辽朝，而且在全中国的各民族中享有盛名，是辽代手工业的又一个成就。辽朝回赐西夏等国贡使物件，有金涂鞍辔马，素鞍辔马，赐给宋朝的礼物中还有涂金银龙凤鞍勒、银鞍，一九五四年，赤峰市大营子发掘辽驸马卫国王墓，出土有银质囊金鞍饰，铸有精细的花草纹。银质鎏金鞍桥饰，铸作双龙戏珠纹，极为精美。契丹以鞍马为家，对马具的制作特为讲求，在当时我国各民族中，确是无与伦比。
辽宁赤峰辽墓出土马具三组
辽宁赤峰辽墓出土车马器
辽朝还有专业的车工，在打造馆造车。沈括说：“契丹之车，皆资于奚。”大约奚族制车，比契丹更为精良。
纺织 辽朝的纺织业，燕云十六州的汉人地区，在唐五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渤海地区，唐时曾以出产布、绵、绸著称。早在阿保机时，即驱掳汉地数州士女到契丹，传播了纺织技术。辽朝建国后，随着各民族的经济交流和农业的发展，在契丹、奚等族的旧地，也有了纺织业生产。胡娇记辽初上京的情况是“交易无钱而用布”。大抵当时布匹（麻布）已普遍生产。辽朝得燕云后，丝织业逐渐发展成颇大的规模。辽都上京有绫锦院诸工作坊，织工主要是汉人。祖州也有绞锦院，有契丹、汉、渤海等族手工业者三百人纺织，供辽朝皇室需用。辽朝以定州的汉人俘户在中京道建宜州，也从事纺织。《辽史》称；宜州“民工织经，多技巧”。灵河（大凌河）沿岸灵、锦、显、霸四川植桑麻，居民无田租，只供蚕织。圣宗时曾以显州交纳的绫锦，赏赐左右贵族。《辽史·礼志》记辽朝贵族的礼服有锦袍、白绫袍、绛纱袍。辽朝对外赠送或赐与的物品中，有绫、罗、绮、锦、纱、縠、缎等多种，可见丝织业的发达。赤峰辽驸马卫国王墓出土有平金的丝织物。近年辽宁翁牛特旗发现辽壁画木槨墓。墓室中死者夫妇卧于尸床上，铺盖丝织的被褥衣裳。墓中出土有各色绞、罗、织锦、刺绣，并有刻丝和印染丝罗，显示出辽朝丝织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制瓷 辽代手工业中另一特出的成就，是著名的辽瓷。瓷器是汉族劳动人民的一个重要的创造。辽代汉族、契丹等各族人民，在唐、五代制瓷技术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创造。近年各地陆续发现大批辽墓和一些遗址，出土有大量辽瓷。分布的地区遍及辽代的南京、上京、东京以及现在的赤峰、建平、沈阳等地。出土瓷器有白瓷、青瓷、三彩以及细胎白黑瓷器、缸胎杂色大型瓷器和翠绿釉瓷等多种，明显地承袭唐和五代的传统，而又有所发展。适应契丹族鞍马毡帐的生活需要，辽瓷还出现一些新形制：如鸡冠壶，鸡腿坛，长颈瓶等。鸡冠壶仿照契丹皮袋的形式，壶上有环梁或穿孔，便于马上携带，更是辽瓷中最有代表性的特产。辽宁一些地区出土的三彩印花方碟和长盘，也是辽瓷所特有。辽瓷中也有不少汉族用品，如杯、盘、瓶、盂等，形制和质地与五代和宋朝的产品大致相同或相似。辽朝境内契丹与汉族居民长期共居，象在经济上政治制度上曾经两者并存一样，反映在文化上以至生活用品上，存在不同的风格，是自然的。辽朝与宋朝在经济上相互交流，也必然要相互发生影响。辽瓷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仿照北宋定州窑烧造的，称为“仿定”。这些瓷器，在造型上受唐代瓷器风格的影响，在工艺上则接近或达到了北宋定瓷的水平。北京门头沟区龙泉瓷窑遗址发现很多“仿定”瓷片，与北京地区辽墓出土瓷器相同。近年出土辽瓷，地区分布甚广，数量甚多，说明辽朝制瓷业甚为发达。有的辽墓葬，随葬品很少，无金银器或铜器，但也有少量瓷器。这也表明：瓷器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用品。
辽朝燕云地区也出现了类似宋朝的“作”的手工业组织。“作”的首领叫做“作头”和“都作头”。一○五七年建造的房山县良乡镇清凉寺千佛像石幢，就是由姓王的“燕京作头”父子雕制的。有些辽朝的石刻还署有“盖阁都作头”、“盖殿宝塔都作头”等名称。
四、商业贸易
辽朝得燕云后，以幽州为南京，在辽阳设东京。承天后、圣宗时又在奚族旧地设中京（大定府）。兴宗改云州为西京（大同府），与上京合称五京。五京是辽朝政治重心，也是商业交通的重心。上京的城邑建制，如幽州制度。南城叫做汉城，是汉人集中的居住区，有楼对峙，下列市肆，经营商业。南门之东有回鹘营，回鹘商贩聚集居住。中京城由燕蓟的汉族良工营建，自朱夏门入，街道东西有廊舍三百间，居民在廊舍下布列店肆（列廛肆庑下）。东京外城称汉城，河北汉人在此聚居，有南、北市。
早晨在南市，午后在北市交易。上京、中京、东京的商业区都在城南。南京依旧制，商市在城北，陆海百货都要聚集在北市买卖。西京大同府主要是军事城镇，商业远不如南京发达。辽朝皇室百官驻在捺钵时，也往往有临时的市场，交易货物。辽朝设“行宫市场巡检使”管理。沈括在宋神宗时去辽朝，见到“小民之为市者，以车从之于山间。”（《熙宁使虏图抄》）各州县则有市集。
隋、唐以来，历史形成的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并没有由于辽朝和五代、宋朝的政权并立而隔绝。五代时，辽和梁通过聘使往来，交易货物。后唐在云州北野固口与契丹互市，成为固定的贸易市场。后晋设回图务管理贸易。辽朝派遣回图使，在开封设邱店，往来贩运。立国江南的吴越、南唐也和辽朝有使臣往来，以纳贡或馈赐的方式交易货物。九四三年，辽太宗曾遣使去南唐，赠送羊、马，并出售马二百匹，买回罗、纨、茶、药等物品（陆游《南唐书》）。
辽和北宋并立，前后一百六十余年，双方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加强着北方和南方的经济联系。这种联系大致通过三个途径进行：（一）朝廷往来聘使。每年新正元旦、帝后生辰，相互遣使祝贺，带去大批珍贵礼物。对方也以大批物品“劳赐使臣”。送礼和回赐有固定的项目和数额，形成朝廷间定期和定量的物品交换。（二）官方设立的椎场（贸易场）。宋初，在镇、易、雄、霸、沧州各设榷场，与辽交易。此后随着宋、辽关系的发展而时有变化。澶渊之盟后，辽朝先后在涿州新城、朔州南和振武军，置榷场与宋贸易。宋朝在雄州、霸州和安肃军置三榷场，后又在广信军置场。榷场是由官方管理的固定的贸易场所，辽、宋都设有专官，监督交易，征取税收。（三）私人交易。在榷场以外，还有大量的私市交易，以规避税收取利。有的商人越界去对方境内贩运谋利，甚至通事（翻译人员）也和使臣私相交易。榷场禁售的货物，也多走私。通过各种走私贸易，种类繁多的大批货物，往来贩运不断。
辽朝卖给宋朝的货物，牲畜中以羊为最多。宋神宗时，河北榷场买契丹羊，每年数万只，运到汴京（开封），多瘦恶耗死，每年费钱四十余万缗。通过各种途径输入宋朝的物品，还有马匹、马具、皮革制品、毛毡、镔铁刀剑、“北珠”等。北珠是来自女真的珍珠，在宣和间，围过寸者价至二三百万，极为名贵（《铁围山丛谈》卷六）。阿保机建国前，在炭山南古汉城有盐池。据说契丹八部都取这里的盐食用。此后开采，规模更大。辽太宗得河间煮海盐，得燕云后更多采海盐。辽盐产量甚大，售价较宋朝低，白海口入界河，经雄、霸入涿、易等地。通过走私活动，辽盐大量售入宋界，宋朝官吏不能禁止。
辽朝自宋朝输入的货物主要有：茶叶、药材、糯米、丝织品、麻布、漆器以及香料、犀角、象牙等奢侈品。
据胡娇所见上京的情形，辽朝初年，大约钱币还不甚流通。燕云地区仍然沿用五代时的旧钱。景宗时置铸钱院，铸乾亨钱。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圣宗、兴宗、道宗各朝屡铸铜钱行用。在辽、宋之间的商业贸易中，辽钱严禁出境，但宋朝的铜钱却大量流入辽朝通用。
（二）文化概况
契丹、汉族在经济方面相互交流，在文化方面也相互吸收。由于汉族的封建文化，比起契丹来，处在较高的阶段，契丹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过程中，逐步接受了汉文化，但仍保持自己的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