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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克里姆林宫接见波兰共产党的一个代表团。那时他们即将建立波共的新领导机
构。斯大林同他们握手,闲聊起来,并问道:“战前,波兰共产党领导有个妇女叫
科斯特尔齐娃,人很聪明,忠心耿耿。她现在怎样啦? ” 在场的党员你看我、我看你,望着自己的脚尖,不知所措。科斯特尔齐娃同波
兰党的整个领导机构,都在1938年,按照斯大林的命令给清算了。这个“清算共产
党人酌大师”
往往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以便更好掩饰他在清洗中应负的沉重责任。他在贝拉·
库恩事件牛就把执行权力下放,这一点我在上文已经谈到过了。当时是马努伊尔斯
基负责搞这些肮赃的勾当的。
这里还有斯大林儿子的精神病大夫的故事。
1949年,也许是1950年,我有一个同房难友是苏联一个最有名的精神病大夫。
他是犹太人,出生于维尔那一个十分信奉宗教的家庭,他父亲是犹太教长的助手。
很年青的时候,他便脱离了他熟悉的环境,随着岁月的推移,他完全归化了。从语
言上,风俗习惯上,文化上,他都觉得自己是个俄罗斯人。战时,他入了伍,在解
放波罗的海国家韵那支军队里领导卫生工作。解放时,这个有名的精神病大夫成了
斯大林儿子的私人医生。他叫华西里,是大元帅的小儿子,二十三岁便当了将军,
本来是个不怎么样的飞行员。他慢性酒精中毒,已经成了全苏联的笑柄。那位精神
病学家负有把他治愈的雄伟任务,以后,内政部的那些先生们认为他事情知道得太
多了,就决定把他逮捕。在历次审问中,从来不提斯大林儿子的问题;但却控告他
有“犹太沙文主义”。证据呢? 当红军开进里加废墟时,成千上百的孤儿,自生自
灭,饥饿,一无所有,结成一帮一帮的青少年犯罪分子。负责这个地区的将军建议
这位精神病学家设立一个流浪儿童收容所。他实实际际地负起这个工作,并且大部
分收容犹太儿童。内政部的人就抓住这一点,责备他按犹太沙文主义办事。他们说
;“显然你偏爱犹太孩子而排挤其他孩子。”
“一点也不! 犹太孩子之所以比较多是因为他们原来的家庭受害更重! ”
审讯带上愈来愈浓厚的反犹色彩。在填写他的档案卡片时,侦审官问他说:
“民族? ”
“俄罗斯。”
“你不是俄罗斯人,你不过是个臭犹太! 为什么你隐瞒你是哪个民族的? ”
这个精神病大夫平常多么善于治别人的病,这时却丧失了勇气。由于治疗斯大
林那个有严重缺陷的儿子,他遭到了判决,无处上诉。他的侦审官换了人,于是又
重新审问他的身世;“民族? ”
这一次,我的同伴回答道:“犹太!”
侦审官照例骂得他狗血喷头:“你自称犹太人难道不害羞吗? 要知道你自己是
俄罗斯人啊!”
那请神病大夫反驳说:“我是在这儿监狱里才知道我是犹太人的,我属于这样
一个民族一点也不害羞,这个民族曾给了人类耶稣基督、斯宾诺莎和马克思。如果
你不让犹太人加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你活该!到了人类取消国家,种族和民族
之间的区别那一天,我们犹太人,我们将第一批表明我们的国际主义。”
审问完了,他回到牢房,把他讲过的话告诉我,觉得十分自豪。这个场面使他
想起了那一天他把自己的第一部科学著作寄给他父亲。他父亲回信说:“我对你的
成就感到十分高兴。我希望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希望会有一天,人家不再使你
感觉到你坐错了车,说这辆车不是为你这个犹太人开的。”
他的身体愈来愈坏了,他消沉,不再斗争了,逐渐变得听天由命。由于病情严
重,人家把他迁走了。后来,我从卢比昂卡的女大夫那里得悉他死了,患的是心脏
病。
1948年我十分幸运交上了一个难友。他先前在海军当大夫,年纪五十岁上下,
能说能笑,身体壮健,情绪乐观,充满幽默感,说话十分风趣。他带来了一股轻松
的空气,我甚至说一股快乐的空气。他最喜欢拿来开玩笑的题目就是他自己的遭遇。
战时,由于他懂英语,所以给调到莫斯科海军部做联络员,同一队美国医生打
交道。胜利后,人家把他逮捕了,原因呢? 美国间谍,这是当然的了。证据呢? 在
第一次审问时,侦审官拿出来给他看了,他挥动着这个大夫的一个美国同事写给他
的信,上面一开头就写着这两个字:Dear Friend(亲爱的朋友) 。
“亲爱的朋友,”侦审官认为事情是十拿九稳了,便得意扬扬说,“这是什么
意思? ……‘亲爱的朋友’,这不是间谍活动的证据又是什么呢? 难道美国人写信
给我会叫我‘亲爱的朋友’吗? 不!可不是吗!……”
无可辩驳的逻辑!如果荒唐无稽积重如山,那么只有幽默能够把它搬掉。我的
朋友始终不渝地朝这个方向努力,虽然没有成功的希望,但却很痛快。我们从刚来
的囚犯那里知道苏联承认了以色列,并且派军官去整编以色列军队。我那位医生当
然不放过这个机会去捉弄那个侦审官。有一次审问他时,他要求说:“与其把我留
在这里,不如把我送到巴勒斯坦去,我还可以为国家做点工作。”
“派条反革命狗到巴勒斯坦去? 我们派到那里去的,都是最好的军官,久经考
验的。”
这些小故事在我们集中营天地里是唯一的消遣,帮助我们抵抗、坚持。因此,
我们从这个角度欣赏我们的同伴。在漫长得没个完的灰色的日子里,这就是生命。
1956年,我在莫斯科又遇见他,他还是那么幽默,一点也不减当年。他之所以
能活下来,就全凭这一点。不幸的是,我们所遇见的并不都是“好人”。我早先说
过,在无辜者的海潮里,也有一些坏蛋落在内政部的罗网里。由于幸运的巧合,在
昨天的一大批敌人里,我遇见了几个有趣的人物,他们是以同等的名义同我住在一
起的。
有一天早上五点钟左右,门开了,看守把一个穿得很好的军人带进来,在半明
半暗中,很难认出到底是个中国人还是个日本人。他自我介绍说:“富荣将军”,
日本的满洲关东军参谋长,他是在战争末期被俘的。人家把他从一个集中营带来,
以便让他在东京举行的日本战犯审判时出庭作证。
头一天开饭的时候,他看看给他送来的饭,便要求见监狱长。
“我有严重的胃病,”他解释说,“我吃不了这种食物。” (我从来没有见过
更好的饭食了,因为同我关在一起的军官可以吃到军官食堂的饭) 但是富荣抱怨说
;“我吃不了这些,我不需要很多东西,每天有几根香蕉就行了!”
他不明白我们为什么纵声大笑。战后要在莫斯科找香蕉,尤其是在监狱里!这
等于要到北极去找桔子……
富荣只好放弃他的香蕉饮食计划了,但是人家给他特别做饭。当然我们不懂日
本话,监狱的领导以为我们不懂英文,由于害怕富荣把他受审经过说出来,所以才
把他放到我们牢房来。这些牢头禁子的算盘打错了,当时同我住在一起的军官和我
都懂得莎士比亚的语言,尽管我们讲得不好。几天后,我意外地听见富荣讲起法语
来,并且得悉他曾任驻巴黎的武官。于是我们交谈就再也没有什么困难了。
“你知道点关于理查德·索尔格的情况吗? ”我问他说。
“当然知道,在索尔格问题爆发时,我是副防卫相。”
“那么,为什么索尔格1941年被判处死刑,而只是到了1944年11月7 日才被枪
毙呢? 为什么你们当时不提出来把他交换呢? 日本和苏联还没有开战啊。”
他急忙打断我的话说:“这完全不对头,我们曾经三次向苏联驻东京大使馆建
议拿索尔格同一个日本犯人交换,我们三次都碰到了同样的回答:‘我们不知道有
理查德·索尔格这样一个人。’”
不知道理查德·索尔格这个人? 可是当时日本报纸大谈特谈他同苏联武官处的
关系。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 可是他曾经把德国的进攻事先告诉了苏联,他在莫斯
科战役最紧张的关头透露了日本不会进攻苏联的消息,使苏联能够从西伯利亚调回
整师团整师团的生力军……
人们宁愿让理查德·索尔格给枪毙,也不愿战后又多背上这么一个见证人。这
个决定不是来自苏联驻东京使馆,而是直接来自莫斯科的。这就是理查德·索尔格
同柏尔青将军交好的代价。自从柏尔青给清算以来,他就受到了嫌疑。对于莫斯科
来说,他不仅是个双重间谍,而且是个托派。有几个月的时间,就连他发来的密码
电报都没有译出来,直到情报中心终于发现他提供的情报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才
改变了态度。他被捕后,领导上就象扔掉了个沉重的包袱。这就是新班子的政策。
莫斯科听凭日本人在1944年11月把理查德·索尔格这个“来历不明”的人枪毙
了。我觉得特别痛快的是今天能够向全世界揭发这种伪善的态度。索尔格是我们的
人。那些借刀杀人的人是没有权利把他据为已有的。
历史的又一个见证……来到我们这里的人身材短小,消瘦的面容加深他刚毅的
表情。他说出了他的姓名,可是到今天我已经忘记了。当时也一点没有引起我注意。
后来听到他开始谈他的生平,我惊了一下,猛地想起来了:这是弗拉索夫的助手!
这个人的遭遇多么离奇啊……
十月革命爆发的时候,他还是沙皇军队里的一个年青军官。他狂热地反对布尔
什维克,对于革命胜利,怀恨在心。以后他参加了红军。时间并没有能够平息他对
现政权的仇恨,他耐心地等待时机。德国的进攻使他高兴若狂。战争一开始,他便
想投到对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