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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他们原来信奉的宗教之树移植到这块土地上，并使之生根开花。因而美
国社会不仅在各种文化的碰撞中形成一种所谓的“合金”文化，而且成为世
界宗教的“百科全书”。这些宗教或教派在美国的发展或许已远非其故土所
能比拟，或许在规模上受移民数量的限制还只是个小兄弟，但无论如何都不
仅带有深刻的“胎记”，而且美国的现代化与世俗化的进程使之面临诸多挑
战，因而具有典型的意义。
在美国有20多个互相分离的拜占庭和斯拉夫的教会，共计约300万信
徒。在各类东正教团体间起联系作用的最重要的组织，是由11个教会组成的
美国正教主教常务大会。最大的独立教派是“北美和南美希腊正教总主教区”
和“美国正教会”。
在美国，希腊正教的组织主要是“北美和南美希腊正教总主教区”，属
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该教会在美国和加拿大有200万信徒，其精神领袖为
大主教拉柯沃斯。教区设有希腊正教主教会议，每二年召开一次神职及信徒
代表大会，商讨决定西半球希腊正教的事务。在1990年召开的大会上，代表
们要求教会允许已婚祭司担任主教。现已年过8旬的拉柯沃斯自1959年以来
一直担任南美和北美希腊正教总主教区总主教，曾连续9年当选为世界基督
教联合会的主席。在他担任美国希腊正教的领袖期间，一直努力使希腊正教
会适应美国文化的主流。1992年他因反对美国全国基督教教会联合会的一些
成员教会的自由化倾向，而中止参加联合会的活动。美国正教会、美国加拿
大塞尔维亚正教会、美国乌克兰正教会等正教团体，也相继采取同样的行动。
美国正教会属于俄罗斯正教系统，1924年宣告自治，1969年北美都主教
监管教区领导人决定与莫斯科牧首公署关系正常化，1970年双方签订协议，
莫斯科牧首区正式承认美国正教会的自主地位。美国正教会是美国三个俄罗
斯正教会组织 （另外二个是“美国俄罗斯正教会”和“俄国外方俄罗斯正教
会”）中历史最长和信徒人数最多的组织，现共有500个教区，100万信徒。
美国正教会承认君士坦丁堡牧首为教会的一名领袖。美国正教会的最高权力
机构是全美正教会议，每3年召开一次，现任领袖为特奥多西乌斯。教会办
有《俄美正教通讯》，设有培养研究生的纽约圣弗拉基米尔神学院，相当于
高等教育机构的宾夕法尼亚州南边南圣吉法隐修院和重点培养阿拉斯加土著
教士的阿拉斯加州利迪亚克神学院。
5。当代中国的天主教与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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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天主教与基督教，由于和帝国主义列强欺侮中国人民的不光
彩历史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从而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较深的伤害和成
见。感情方面的伤痕会随时间的流逝与一代代人的交替而淡化，从长远的观
点看问题，天主教与基督教能否在中国有较大的发展，主要地不是个“侵略”
问题（这只能使事情变得糟糕），而是个文化的问题。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同历史上的佛教一样，虽然是外来
的宗教，但不同于它们在欧美的情况，即它们不是主要地靠移民和传教士为
载体，而主要地是一种“文化移入”，更多地取决于中国的老百姓、知识分
子与政府官员能否接受之；反过来说，作为外来文化的天主教与基督教能否
真正地“移入”中国文化的土壤，不是取决于传教士的数量，而在于其能否
与中国文化相认同，能否像历史上的佛教那样“中国化”。
（1）当代中国的天主教
按照朱世昌先生的说法，中国天主教40多年来的历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
段：从1949年梵蒂冈驻国民党政府的“公使”黎培里向中国各教区散发“罗
马圣职部命令”到1955年肃反运动止，为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反对罗马教
廷干涉中国内政，夺回办教自主权，挽救中国教会；第二阶段从1955年下半
年起至1962年召开中国天主教第二届代表会议，此期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
是1957年7月成立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1958年3月汉口、武昌二教区自选
自圣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6年为第三阶
段，在此10年间教堂被封，经书被烧，神职人员和教徒遭批斗，宗教活动被
迫停止；从1978年年底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为第四阶段，主要任务
是恢复和发展中国天主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6年，中国天主教虽然开始实行所谓“圣统制”，
但外国传教士却没有把教权归还给中国主教。一方面，在全国20个教省中只
有3位中国籍的总主教，在 139个教区中，中国主教也只有32人，不足1/4；
另一方面，罗马教廷继续把中国天主教会置于素有“殖民部”之称的罗马“传
信部”控制之下，并不断委任外国传教士任总主教和主教。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马教廷与外国修会采取敌视政策，以
“有神无神势不两立”为理由，一再发布“通谕”和“命令”，禁止中国神
职人员和教徒群众与政府合作，不许他们参加工会、妇联、青年团等组织，
并以“违者将开除教籍”相威胁，强制实行“三不主义”（即不看、不听、
不讲热爱新中国的道理）。他们破坏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参军参干以及捐
献飞机大炮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的种种行径，自然激起广大爱国神职人员和
教徒群众的愤慨。
1950年11月，四川广元县王良佐神父与500多名教徒率先发表了《自
立革新宣言》，主张中国天主教“与帝国主义割断各方面的联系”，“建立
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同年12月，归绥市天主教徒也发表了“与帝
国主义割断一切关系”的宣言。在政府和各界民众的支持下，天主教界的爱
国运动迅速扩展到天津、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各地先后成立了200多个
爱国组织。1951年6月，政府封闭了罗马教廷在我国设立的指挥中心“天主
教中央局”，同年9月将罗马教廷总代理人黎培里驱逐出境。1955年上海市
公安局又破获“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在此前后，天津、武汉、广州等地也
破获了一批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反政府活动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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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953年的反帝斗争和1955年的肃反斗争，由37位天主教人士发起
的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备委员会预备会议于1956年7月在北京举行。1957
年2月又在北京召开了发起人扩大会议。同年6—8月，在北京先后举行了中
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第一届代表会议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来自全国26个省市
自治区的241位主教、神父、修士、修女和教徒会聚一堂，共商爱国爱教大
计。会议选举产生了以皮漱石 （1897—1978）为主席的第一届天主教爱国会
领导人，通过了对罗马教廷无理否认上海教区合法代理主教张士琅的 《抗议
书》，以及摆脱罗马教廷控制、坚决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决议》。在
中国天主教与梵蒂冈的关系问题上，《决议》明确地将政治与宗教区别开来：
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教会的前途，中国天主教必须彻底改变旧中国时
代帝国主义带给我们教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实行独立自主，由中国教
长教友自己来办，在不违反祖国利益和独立自尊前提下同梵蒂冈教廷保持纯
宗教关系，在当信当行的教认教规上服从教宗，但必须彻底割断政治上、经
济上和梵蒂冈教廷的关系，坚决反对梵蒂冈教廷利用宗教干涉我国内政，侵
犯我国主权，破坏我们正义的反帝爱国运动的任何阴谋活动。
当时在全国145个教区中有120多个教区主教空缺，为了教会的根本利
益和教友灵性福利，广大神职人员和教徒在天主圣神的光照指引下开始自选
自圣主教。1957年12月，来自35个县市的成教教区的100多名代表，经过
充分酝酿和讨论，投票选举李熙亭为成都教区正权主教。以此为起点，宜宾、
苏州、昆明、济南、广州、太原、南京、荷泽、汉口、武昌、杭州、永年、
开封、西湾子、宣化、永平、益都、正定、周村等教区也先后选举了各自的
正权主教。1958年3月，汉口与武昌二教区选举了董兴清和袁文华二主教，
并及时呈报了梵蒂冈，但却遭到否认和“超级绝罚”。由此罗马教廷主动断
绝了与中国教会在教务上的联系。
十年动乱后，中国天主教会逐步恢复和发展。1979年7月，北京教区在
主教出缺15年之后，由神长教友选举傅铁山为主教。1980年5月，中国天
主教爱国会在北京召开第三届代表会议，并推选宗怀德主教为主席，会议还
成立了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1981年6月，罗马教皇
约翰—保罗二世非法任命邓以明为广州教区总主教，遭到中国天主教会的严
厉谴责。
至1986年11月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和中国天主教第二届
代表会议召开之际，全国已有圣堂和祈祷公所近4000座，大小修院24所，
修生近千人，女修会初学院37所，初学修女1214人，各教区新祝圣的神父
423名，每年有领洗的新教徒约5万余。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朱世昌先
生在 《中国天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