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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从出纳处领取工资”。扎仓的收入主要来自呼拉尔(法会)期间教徒的布
施、募捐、出售布施物、衣服等产品的收入、喇嘛的自愿奉献以及为信徒群
众做各种佛事的收入。
自1988年以来,国家的宗教政策逐步放宽,各地兴建新的扎仓(如布里
亚特境内正在兴建16座新的扎仓),组建新的佛教社团,归还被占用的扎仓
(如彼得堡滨海大街的喇嘛庙),重建被迫毁坏的佛塔,并兴办佛教学校。
(2)欧美佛教
当代佛教几乎传遍欧美各国,只是时间先后程度不同而已。随着在战争
期间于亚洲服役的军人回归欧美及越来越多的难民移居西方,欧美佛教发生
了二大变化,一是大乘佛教、藏传佛教及日本教团的大量移植改变了上座部
佛教的独尊格局,二是欧美人士皈依佛门改变了欧美佛教的僧侣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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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国、德国和法国的佛教。1954年欧洲第一座上座部佛寺在伦敦建
成,1964年满迪法师回英国弘法,于1967年创立了较适应西方社会的“西
方佛教僧团之友”,以追求内在心灵的居士林为组织形式、以“正业”为弘
法的经济后盾。
1967年,噶举派桑耶林西藏佛教坐禅中心在苏格兰创立,此后,康藏之
家、文殊师利佛学院、莲花生佛法中心、萨迦派佛法中心等在英国相继问世。
时至今日,藏传佛教在英国的影响最大,禅宗的影响也已超过上座部佛教。
80年代英国的佛教徒约有12万人,其中藏传佛教徒占50%,上座部佛
教徒占25%。在教团发展方面,英国佛教是百花齐放,据1989年统计已有
200多个佛教团体,成员从数十人到数千人不等。
德国的佛教徒在1989年时为2万人,大多数信奉上座部佛教,其余为信
奉西藏密宗、日本净土真宗及禅宗者,职业性出家人不多,大多数人是“通
过读书、参加座谈会或讨论会接触佛教、了解佛教生活方式,进而深入修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越南劳工定居法国,其中的佛教徒在巴黎建立
了越南佛教教徒联盟。60年代西藏宁玛派僧侣在卡斯特朗市建造了占地120
公顷的乌金滚桑却林寺,成为法国人和欧洲人学习密法的一个中心。80年代
法国佛教徒的人数猛增,1989年达到了50万人,其中7。5万人是法国本国
人。
②美国佛教。当代美国佛教虽然还是以加利福尼亚和华盛顿特区为主要
活动区域,但已不再仅仅是亚洲移民的宗教,1990年美国约有40万佛教徒,
其中日莲正宗教徒为25万人,其余为大乘佛教、上座部佛教和藏传佛教的信
徒。
美国人对佛教的兴趣,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关注点。在50年代,禅宗
“不立文字,不起分别”、重直观自悟、不过分拘泥禅理的特点,合乎当时
美国人心态,因而“禅热”一时。
60年代“上帝之死”、“麻乐文化”、“人性潜能运动”等反传统文化
的思潮,推动“人们渴望寻求另一种精神生活”。为适应这种变化,佛教各
宗在寺院建筑风格、祈祷形式、活动内容等方面做了程度不同的变革:
一些中国佛寺采用钢筋水泥代替了原木、琉璃瓦;或漆得金碧辉煌、
或涂成惹人眼目的大红大绿色。而一些日本佛寺,除有日本式的殿堂建
筑外,还建有几栋高楼。为适应美国青年的需求,有些寺院的会议大厅
比寺院本身还大,有的甚至能容千人。在这些会厅里,地板磨得很光,
青年人可以在里面打篮球、开舞会、办宴会、看电影。寺院不仅发挥着
传统宗教作用还成为青年人喜爱汇集的文化中心。在祈祷形式方面,有
些佛寺,教徒在祈祷时依照基督教礼拜时唱圣歌的方式唱佛教颂歌,在
方丈讲经或“授五戒”时用钢琴伴奏;有些佛寺甚至以录音代替唱诵;
有些佛寺里,留着长发、穿着牛仔裤的佛教徒在靠背椅上打坐,用英文
念经;因为人们注重的不是祈祷形式,而是相信可以得救的教旨。在活
动内容方面,寺院除举行通常的佛教仪式,如:每周1小时的法事、婚
丧喜庆礼仪等,还积极开展各项社会活动,如:开办星期日学校、语言
学校、慈善救济会、各类庆祝会和老、中、青、少、幼俱乐部活动……。
此外,各寺还印制、销售各种佛教丛书。有佛寺除作为指导信徒人生的
宗教和文化中心外,还负责抚养、教育孤儿。(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
第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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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具有神秘东方色彩的藏传佛教,尤其是普摄家居日常、实用性
最高的密宗引起美国人极大的兴趣”,很快普及开来。80年代美国宗教多元
化的发展趋势使更多的美国人对佛教持宽容和理解的态度。现在美国有数以
千计的佛教寺院和习禅中心,500多个佛教组织,其中全国性组织有40多个。
主要宗派有北传大乘佛教系统的净土真宗、禅宗、日莲正宗(创价学会)、
净土宗、日莲宗、真言宗、汉地大乘佛教、藏传佛教 (噶举派较著名)、南
传上座部佛教等。
4。中国佛教
本世纪40年代末叶,汉地佛教的基本情况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佛寺僧
尼较多,据张曼涛在《佛教思想文集·中国佛教之过去及现在》的统计数字,
当时汉地共有佛寺56万余所,僧尼395万人;二是已经形成了全国性的佛教
组织,先后有“中华佛教总会”和“中国佛教会”;三是在佛教界内部,虽
有种种弊端,但也形成太虚法师等主张佛教在教理、教产、教制上进行改革,
倡导“人生佛教”思想的革新派。
5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给佛教界带来了一系列重大变
化,首先,佛教徒继承中国佛教护国护法的优良传统,在积极投身于抗美援
朝伟大斗争的过程中,捐献了“中国佛教号”和“中国喇嘛号”飞机。其次,
1952年11月15日组成了以赵朴初居士为首的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1953
年5月30日至6月3日,来自7个民族的120名代表在北京聚会,成立了中
国佛教协会。第三,1955年召开的中国佛协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和1957
年召开的中国佛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就佛教界当时在出家、授戒、修持
等方面存在的混乱现象达成共识:(1)佛教徒要在爱国主义基础上坚持自己的
信仰,从事宗教活动;(2)出家僧尼依佛制应剃发染衣受戒,结婚便是还俗,
亦即自动放弃僧尼身分;(3)佛教徒以受持三皈 (佛、法、僧)为基本条件,
一般崇信神鬼的人不能视为佛教徒;(4)佛教活动(宗教仪式等)一般应以寺
院、佛教团体或居士家宅为范围。
新的社会制度为佛教徒实现人间佛教的理想提供了新的氛围,佛教界将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看作佛法久住的殊胜因缘,认为佛教倡导的“诸恶莫
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的道德理想及“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社会理
想,与全社会的理想追求获得了契合与共鸣。佛教徒应将诵经念佛、参禅打
坐与“报恩度苦”、“忘我利他”的大乘精神结合起来,本着“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的精神,创造现实的人间极乐世界。他们发扬佛教“一切资生
事业皆是佛法”与农禅并重的传统,积极参加开垦荒田、兴修水利、植树造
林、工业、手工业、旅游业、服务业等方面的生产劳动。
与此同时,政府拨巨款陆续修复北京的雍和宫、广济寺、法源寺,洛阳
的白马寺,南京的毗卢寺等,在杭州灵隐寺塑造了9。1米高的佛像,修建了
北京西山佛牙舍利塔及塔院;出版了吕澂、巨赞、周叔迦、汤用彤、常任侠、
虞愚、阎文儒等著名佛教学者关于佛教教理、教史、佛教建筑、石窟艺术等
方面专题研究的成果。至60年代,佛教界已完成对房山云居寺14000多块石
经的整理与拓印工作,金陵刻经处的经版总数达到12万余块。
十年动乱中,全国许多名刹古寺被严重破坏,经像法物被焚毁,僧尼被
强迫还俗,寺庙中留下来的少数僧尼,也被禁止从事正常的宗教活动,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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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实际上被视为非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佛教界同全国人民
一道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工作。1979年11月,青海省人民政府在西宁举
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为在“文革”中含冤去世的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
措大师平反,并对他的一生做了高度评价。佛教界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
雪,重点寺庙得以修复和开放,庙产财物陆续清退,流散的僧尼回到寺庙,
恢复了佛事活动。
1983年12月,中国佛协在北京举行纪念佛协成立30周年大会,赵朴初
会长从理论和实践二个方面总结了中国佛教界30年来弘法利生的经验,提出
为使佛教适应新的时代任务,应当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并倡导佛教徒在
新时期继续发扬中国佛教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和国际友好交流的三大优
良传统。
新时期佛教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中国佛学院陆续修复和创办了栖霞山
分院、闽南佛学院、上海佛学院、四川尼众学院、福建佛学院、普陀山佛学
院、九华山佛学院、峨嵋山佛学院等12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