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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的历史是很值得人们去深思的。公正地说，明朝并非亡于“流寇”，更不是亡于满清，满人不过是利用了各方面的矛盾而坐收渔人之利而已，明朝实是亡于它自身的腐败！抛开政治的原因不说，南明的历史将中国人人性的痼疾暴露无遗，显示了他们集体做人的失败。明清之际无疑是考察传统士人文化人格的一个最佳契机，国难当头，传统知识分子首先想到的并不是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而是考虑个人利益的得失取舍，鼠目寸光地囿于一己的小圈子之中；他们因循守旧，嫉贤妒能，贪得无厌，朝秦暮楚；他们反复无常，插标买首，见风使舵，见利忘义。当一个时代滔滔者天下皆是这种人时，你就不能不把它归之于传统文化的失败了。
传统文化的士精神本来就是大文化环境下的产物，丧失了这种大文化环境，也就丧失了士精神存在的基础。晚明“启蒙思潮”的发生是传统文化即将解体时期奇特的文化心理现象，它既是个人的发现，同时也暴露了传统文化的危机。时至晚明，所谓政治早已变成了各种名节与礼仪之争，学者们空谈仁义道德，标举“行己有耻，博学于文”，“动辄叫人明心见性超凡入圣”，所注重的不是政治的实质，而是表面的斯文。在一个以道德名节为重的社会中，人们基于强权与道德的力量，不得不去自律以维护传统道德的尊严，而一旦时当末世，王纲解纽，原来用于维系世道人心的伦理道德就会失去其内在的约束力，人的自我意识与个人私欲也会急剧膨胀。传统道德的脆弱之处就在于它的严酷与不近人情，所谓“慎独”即是对自己的不信任，越是一个人越要面临着道德的煎熬，因为这种道德本来就是做给别人看的。南明的历史提供了一次检验这种个人道德的机会，结果大家纷纷在“慎独”面前败下阵来，露出了自己的真实面目。这种对于个人的不切实际的高标准与严要求，已然经不住现实的拷问，而彻底暴露出了传统道德内在的虚伪。南明文武官员的“随风而转”，只是从另一个层面表明了传统道德的破产，表明了传统社会的“礼坏乐崩”，以至于最终“亡国”、“亡天下”。
晚明文化的确是一种“很怪异”的文化，它既堕落颓废，又有着令人兴奋的灿烂，犹如回光返照的最后时刻，在严谨古老的传统文化中忽然绽放出的明丽动人的花朵。一个太严肃的社会是乏味的，但一个过度沉溺于享乐的社会也同样会因为人欲横流而最终乐极生悲。晚明正是这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宛如一幅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的末世行乐图，所有的知识分子似乎都已预见到大限将至，自知不免，且于家于国均无力申报，只好在国势危殆、前途渺茫之际，放浪于江湖之间，去醉生梦死，逃避现实。在这种极度夸张的个人姿态下，实际隐藏着一种精神压抑的紧张，因为奇行奇节已经不是正常范围内的人情物理，所以说一个崇尚奇行奇节的时代必然是严酷的、矫情的，与举国若狂正复相似。人生健全的条件，首先需要有健全人性的政治文化环境，缺少了这样的环境，就会缺少生存的余裕，以至于产生“政治文化和整个社会生活的畸与病”（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士人的各行其是与放浪形骸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且看晚明士人之放浪狂态：
杨用修谪滇南，纵酒自放，尝敷粉作双鬓插花，诸妓拥之游行市中。夷酋以精白绞作械，遗诸妓服之。酒间乞书，醉墨淋漓。诸酋购归，装潢成卷。徐纨《本事诗》
王幼于、张孝资为俦侣，或歌或饮，或破衣狎妓。孝资生日自为尸，幼于率子弟缌麻环哭，上食设奠。孝资坐而享之。翌日行卒哭礼，设妓乐，哭罢痛饮，谓之“收泪”。又有刘会卿典衣买歌者，俄而疾卒，幼于持絮酒就其丧所哭之以诗，令会卿所狎吴姬为尸，仍设双俑夹侍，使伶人奏琵琶，再作长歌酹焉。其放浪如此。朱彝尊《静志居诗话》
真的是长歌当哭，竟不知今世为何世了！
颇有意思的是，士人的末世狂欢总也不能离开妓女的点缀，正所谓美人名士，相得益彰，这些绝顶聪明的妓女与放浪形骸的士人一起，成为南明历史上一道美丽哀艳的风景。
无疑，南明妓女也是一个时代文化的产物，正是晚明特殊的文化环境培育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名妓。妓女在每个时代总是能得风气之先的，这不仅仅表现在她们的化妆服饰上，即使在思想意识方面也同样如此。这些美丽妖娆的女人们不仅善于轻歌曼舞，红牙拍案，而且她们还能获得平常女人根本无法想象的浪漫情调；当士人们落拓江湖“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之时，妓女就是他们惺惺相惜的红颜知己；虽然她们在社会地位上不免低人一等，但她们通文墨，能诗善画，在与士人们交往的耳濡目染之间，常常能由欲境上升至灵境，而“慢慢凝聚成不灭的诗韵”（伍立杨语）。在实用主义的传统文化之下，妓女是一个异数，诚如前辈学人王书奴先生所言：“娼妓不但为当时文人墨客之腻友，且为赞助时代文化学术之功臣。”（见王著《中国娼妓史》）在宗法社会中，以色事人与以才事人本来就没有本质的区别，历代文人们也只有在妓女们身上才能够寻找到自己爱情的想象，在现实中不可得者，即也只有在苏小小、柳如是们身上去寻找感情的寄托了。
南明的历史是沉重的，如果说这个时代还有一点色彩的话，那就是我在这个时代发现了柳如是、李香君、陈圆圆等等所谓的“一代名妓”。就在这个天崩地解，斯文扫地，士大夫纷纷剥下自己的伪善嘴脸望风进退之际，反而是这些为传统社会所不齿的妓女显示出她们超常的大人格；当民族矛盾处于紧要关头，当所有那些自诩为中流砥柱的男人们公然出卖自己的道德人格之时，正是柳如是、李香君、陈圆圆们为中国文化史留下了一个昙花一现的美梦，给严酷的南明历史带来了片刻的宁静、温馨与安详！当男人们仍然高高在上地赞赏着她们的“巾帼不让须眉”和“女中丈夫”时，这真是对男权社会的一个绝妙的讽刺！
让我们以温柔的眼光重新注视这些美丽的女人吧。
葛嫩，字蕊芳。……克咸名临，负文武才略。倚马千言立就；能开五石弓，善左右射。短小精悍，自号“飞将军”。欲投笔磨盾，封狼居胥，又别字曰武公。然好狭邪游，纵酒高歌，其天性也。先昵珠市妓王月。月为势家夺去，抑郁不自聊，与余闲坐李十娘家。十娘盛称葛嫩才艺无双，即往访之。阑入卧室，值嫩梳头，长发委地，双腕如藕，面色微黄，眉如远山，瞳人点漆。叫声“请坐”。克咸曰：“此温柔乡也，吾老是乡矣！”是夕定情，一月不出，后竟纳之闲房。甲申之变，移家云间。间道入闽，授监中丞杨文骢军事。兵败被执，并缚嫩。主将欲犯之。嫩大骂，嚼舌碎，含血喷其面。将手刃之。克咸见嫩抗节死，乃大笑曰：“孙三今日登仙矣！”亦被杀。中丞父子三人同日殉难。余怀《板桥杂记》
苏妓某，当乙酉国变，语所善客以死事，俱狎笑之。中秋买棹召客泛太湖，皎月空明……忽顾影感叹，置觞投深流中，不及救。谭迁《枣林杂俎》
顾横波词史，自接黄石斋先生后，有感于中，志决从良。后为明故兵科给事中龚芝麓所得。甲申流寇李自成陷燕京，事急，顾谓龚若能死，己请就缢。龚不能用，有愧此女也。《菽园赘谈》
马姬字守真，小字元儿，以善画，故湘兰之名独著。所居在秦淮胜处，喜轻侠，时时挥金以赠少年，步摇条脱，每在子钱家勿顾也。王伯谷叙其诗云：“轻钱刀若土壤，翠袖朱家；重然诺如丘山，红妆季布。”钱谦益《列朝诗集》
……
我们对柳如是、李香君和陈圆圆的事迹早已是耳熟能详的了，陈寅恪先生之所以穷十年之心力为柳如是作传，就是有感于她的民族气节与独立自由之精神：“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缺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而不能自已者焉。”（《柳如是别传·缘起》）这位“结束俏俐，性机警，饶胆略”的小女人“通权达变，大义凛然，苟利家国，生死以之”，与那位号称“东林泰斗”的钱大诗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至于李香君“血溅桃花扇”就更是脍炙人口，真可谓桃花扇前，羞杀堂堂七尺男儿了！
我在这里无心去对比南明知识分子与南明妓女的人格高下，也不想把南明妓女抬高到非凡的高度，事实上，南明妓女和所有传统社会中的女人们一样，自古就是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的，所以她们接受儒家三纲之教，比男人“纯一不杂”，不受或少受复杂的政治利害的干扰。在歌舞升平的年代里本来是不需要她们去考虑政治气节问题的，但遇到国破家亡的非常时期，这个问题就会突然摆到她们面前，为她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塑造自己人格形象的机会。她们既然已经做不成贞烈女，现在只有以做忠臣来弥补自己的人格“缺陷”，政治气节的荣光就成为她们慷慨赴义的精神源泉。况且，国破家亡之际，落到征服者手中，女人命运的悲惨，她们也是深知的。由此可见时代道德对她们的影响至深，所以应该说在南明妓女的气节的背后也无疑带有着根深蒂固的“贞节”的情结。
但纵观钱谦益与柳如是、侯方域与李香君、吴三桂和陈圆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