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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如焕章、中正、永昌、顺治，大都出自古书。“中正”源自屈原的《离骚》：“跪敷衽以陈词兮，耿吾得此中正”；《易辞》中亦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焕章”出自孔子《论语·泰伯》：“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顺治”、“永昌”，可能均出自秦始皇传国玺的篆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顺治”就是顺从天命治理国家，“永昌”则为皇朝永久昌盛。中国到了明代，封建社会已升至顶峰，中华古文化再没什么新发展，特别是清代以后，各种名号全部是从四书五经上抄来抄去的。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定国号“永昌”，想这位刚从商洛山中杀出来的农民领袖，肯定不知道崇祯皇帝的行宫，倒很可能知道始皇帝传国玺上的“永昌”二字。至于焕章、中正，两家都不是诗书礼乐之家，绝不会挖空心思去大内找两个殿名来用，他们的父老不过是在古籍中挑拣出颇有些意思又朗朗上口的古词做名和字，结果搞得事有巧合罢了。
世上的事情，都是人做的，哪里会有天定。京城这些的旧事，趣则趣矣，万不能视为因果。切切！
一种称呼与一种提法
？ 刘诚龙
林彪曾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此话的出处未见考证坐实，不知林彪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是对主席说话顶用的感慨，还是对主席权威的维护与颂扬，或者别有含义？难以得知。让人感兴趣探究的是，林彪此话所言的情形是否属实？我看未必，设若主席那些风过耳的口头语真能一句顶一万句，那么，主席那些白纸黑字的批文该是一句顶亿句的。但事实上，有些批示十句百句也不太顶事。
因从事文秘之故，春节期间读了一二本《毛泽东文稿》，饶有兴趣地看了主席的一些包括指示、批示、批注及于红头文件上成段加写的文字在内的文稿，发现了一件十分有趣的小事情，即在一种称呼与一种提法上，主席左一次右一次下批文都不大起作用，删也没用，改也没用，特别加注也不起作用。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简单：是称毛主席，还是毛泽东？是称毛泽东思想，还是称毛泽东著作？
1953年4月10日，主席在审阅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章程及宣言后，在其材料上给彭真同志写信：“彭真同志：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些字删去。”同年5月15日，时任军委军训部部长的肖克将军将在军委例会上通过的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等三个草案的报告呈送主席，主席于5月24日在报告上写批语：“肖克同志：（一）可以付印；（二）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著作’字样。”8月14日，主席在给罗贵波、邓一凡从越南发来的电报稿上写批语：“退王稼祥同志照发。第三条中的一句，应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越南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一句的原文是：“劳动党的党章规定：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与越南革命实践相结合。”主席在审阅时将这句话中的恩格斯、斯大林及“毛泽东思想”等字删去。1954年5月4日，军事学院将请予批准毕业证件的报告送呈主席，在报告后有个附件，附件上有句话是：“努力学习、保卫国防是表示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努力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科学，建设现代化国防。”主席对此报告基本未改，改的仅是一个提法：“‘附件’中‘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努力学习……’应改为‘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努力学习……’”12月5日，主席在中宣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稿上加写了一段话：“在写文章做讲演时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以上罗列的是主席对“毛泽东思想”这种提法的批语，下面抄几节关于主席在称呼问题的墨记。
1953年10月11日，主席在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上的结论性材料上，特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留言：“尚昆同志：（一）此件用代电发出；（二）文内凡用‘毛主席’的地方，改为‘毛泽东同志’。我已改了一些，请查一下，有未改者，照此改正。”1954年4月17日，主席在对罗瑞卿在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稿上写了八个字：“此件可用。略有修改。”所谓“略有修改”者，主要是删削称呼。发言稿有句话是：“这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与特别关心分得开吗？”主席删掉了四个字：“和毛主席”。1955年1月10日，主席在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稿上写下批语：“少奇同志：在第六页上加了一条，请审阅；此外还有一些修改。”加的一条不必说，改的是什么呢？就是将其中两处“毛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是刘少奇同志在1945年于延安举行的党的七大全会上正式提出来的。主席在其革命生涯中，确实形成了体系化的理论，谓之“思想”当之无愧。然从上面的抄引看来，主席对此一直有所忌，或删或改。主席被称为“毛主席”，比“毛泽东思想”这种提法还早，人民群众叫得更顺口，但主席对此也不太买账，其中深意恐怕不仅是其谦虚的人格襟怀，也许更主要的是心存对个人崇拜警惕的政治自觉。共产党内都是同志，一律呼为同志，既亲切又庄重，尤其体现民主与平等。主席不惜笔墨反复改，反复删，甚至专发文件，心意是非常诚的，并无半点政治秀。
我所读的《毛泽东文稿》仅两本，时间跨度仅为1953年到1955年，从什么时候起，主席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习以为常？对“毛主席”这一称呼上材料上红头文件不再修改与删削？这也许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非一般人所能做。从文秘角度来看，很有点嚼头，在一个问题上老是让领导修改，老是让领导反复批示，文秘人员干啥的？这像什么话？其中也许有真诚的恭敬与推重，但是不是也有“醉里吴音相媚好”？主席后来对“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也不再拒绝，是他老人家心安理得地受了，还是他老人家觉得对一一去订正心生倦怠？这值得深入考证。现在有人说晚年的毛泽东搞个人崇拜，这怕怪不得主席他老人家。这个责任，岂能一古脑儿全推给他老人家呢？
主席逝世已多年，拙文一口一句“主席”，已无任何功利色彩，存于心的只是尊敬。
赵元任挽刘半农联中“双簧”之所指
？ 樊 谦
2001年第12期《书屋》刊有刘克敌先生的大作《四位大师与四副挽联》，读来颇得兴味，但文中对赵元任撰刘半农挽联上联的解读是值得商榷的。
刘文解“十载唱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中唱“双簧”的角色，是指刘半农和钱玄同，而据笔者所阅文献，以为是应指刘半农与赵元任。
首先，刘半农与钱玄同为推广白话文，在《新青年》杂志上演的那场双簧，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段佳话，但时间很短。此后两人虽有争论文章发表，但已不具后人所指“双簧”的戏剧色彩，联中所说的“十载”若为虚指，则过于夸大，与事实相差太远。
再看刘半农与赵元任的交往。他们初次相见是在1924年，当时刘半农在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赵元任夫妇游历欧洲时特地寻访到了他的“寒舍”，双方都有“相见恨晚”的感慨。
1925年3月，刘半农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后不久即回国。同年9月16日，刘与钱玄同、黎锦熙、汪怡等聚集在北京赵元任家中，讨论研究音韵学的问题。刘半农在会间提议发起“数人会”。“数人”一典出自隋朝陆法言的《切韵·序》：“我辈数人，定则定矣。”也是在1925年，两人首次合作发表了歌曲《织布》，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双簧”即由此开台。《教我如何不想他》是他们在1926年的作品，后来还有多首问世。《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中收录二人合作的歌曲共六首，时间跨度为1925年至1931年。至于是否还有未公开发表的其他曲目，今已不得而知。刘半农于1934年去世，而赵元任与其交往时间正好为十年。“十载唱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无论是“十载”时间，还是作词谱曲的合作关系，皆与相合。所以才有上联中刘去世，赵“难成曲”之说。
此联见于杨步伟所著《杂记赵家》，杨评价“上联差劲一点”。笔者认为，这也许是赵氏借其夫人之笔表述的自谦之词。若细读，不难发现上联中“十截唱双簧”较好，下联中“叫我如何不想他”最为绝妙，但通读则感觉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运用貌似平淡的白话，实则多处暗藏“今典”，将对朋友的哀伤之情，寄寓联中。
另外，对联中“叫我如何不想他”，用的是“叫”字，见于杨步伟在《杂记赵家》的有关忆述。而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用的是“教”字，不仅见于正式发表的歌曲作品，也见于《杂记赵家》一书中的其他段落。叫与教，义有相通，无关宏旨，只是引文相异，有必要做一说明。
《告别五千年》的五身段说
？ 张远山
在写于1999年7月的《告别五千年》一文（刊于《书屋》2000年首期，收入拙著《告别五千年》，2002年3月即出）中，我提出了中华帝国史的五阶段说，大意是：
中华帝国史，可分为五个身段或时段：头脑时代（先秦）、胸膛时代（两汉至盛唐）、腹部时代（残唐五代两宋）、胯部时代（元明）、膝部时代（清代以降）。以唐中叶的安史之乱为界，又可分为上半身、上半时或下半身、下半时……
此文引起了不少国人的共鸣，有读者说是“曾经读过的最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