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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某一特定对象在其历史发展中的每一个点都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不能说鸿门宴与楚败汉胜的历史结果无关，但绝对不是主因。关于项羽失败的原因，司马迁在《项羽本纪·赞》中作了精辟的分析：“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司马迁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有三点：其一是背关怀楚，即是说放弃了关中这一战略要地；其二是放逐并杀害义帝，因而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其三是迷信自己气力而不学古代圣君以德感人。由于项羽秉承楚文化的精神，代表的是楚文化的思想传统，即英雄时代的传统，尚力不尚德，因此，在国家动荡之际，他可以凭借武力“马上得天下”，但得天下后，却不可能“马下治天下”，于是失败也就成了必然的逻辑。因此，项羽之败不在鸿门宴放走刘邦，即使刘邦命丧鸿门，也会有“李邦”、“王邦”的出现。另外，司马迁确实写出了项羽身上种种性格的弱点，但这主要不反映在《项羽本纪》中，更不体现在鸿门宴上。司马迁为突出人物的某种个性和避免叙事的重复，首创了“互见法”。就写人说，即将人物的主要性格和经历的重要事件写在本人的传记中，次要性格写在相关的别人的传记中。从全书说，人物的性格仍然完整。如在《项羽本纪》中，突出写项羽的主要性格，作为英雄本色表现出作战勇猛、为人豪爽直率等。而项羽一生重大事件是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至于他性格的其他弱点，则见于《高祖本纪》、《淮阴侯列传》等作品中。因此，我们不能把项羽身上的某些性格弱点强加到鸿门宴中的项羽之身上。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鸿门宴上的项羽呢？又该怎样评价项羽放走刘邦的事件呢？这必须从《项羽本纪》的整体来把握。只有联系项羽叱咤风云的一生，甚至联系他的家族盛衰，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一般人看来，项羽是个性格残暴、动辄杀人的武将，死在项羽手中的人何止千万。但项羽杀人是有他的原则的：只要是阻挡他灭秦兴楚的复仇事业和雄霸天下的壮志的人，无论贵贱，无论强弱，无论老少，他都毫不心慈手软，彻底予以毁灭。这是因为项羽是在一种浸淫着复仇氛围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史载，从春秋中期开始，楚国称霸中原；后来虽然走向式微，但即使是在战国时代七雄并立，楚国和秦国也一样最具备统一资格。然楚国最终被秦国消灭。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楚国人无法接受这种残酷的现实，心中一直燃烧着复仇的火焰。项羽不仅是楚人，而且是楚国贵族的后代，他的祖先世世代代为楚将，祖父项燕为楚战死，因此他的家族与楚王朝具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血肉相连的关系。楚国虽然覆灭，但项氏并没有停止复仇的活动。项梁阴以兵法部勒吴中宾客和子弟，项羽说秦始皇可以取而代之等，都是这种复仇情绪的具体表现。项羽可以说是集中了国仇与家恨于一身的人物。一百多年的仇恨，一百多年的血泪，强烈的复仇怒火与个人野心相结合，铸就了项羽这样一个以暴抗暴的英雄（参见陈桐生著《〈史记〉名篇述论稿》，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可以说，项羽毕其一生，只为着复仇与称霸两个目标而奋斗，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在这两个目标支配下实施的。因此，陈涉起义爆发后，项羽在叔父项梁的安排下，以迅雷之势杀死会稽郡守及府中反抗的兵士，夺取政权，开始了他雄心勃勃、喑恶叱咤的一生。当号称卿子冠军的上将军宋义奉命救赵，却停留四十余日，徘徊观望，使抗秦事业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他果断地杀掉宋义，排除了进军的障碍，以勇冠三军、破釜沉舟的气势，击败秦军主力，扭转了局势，为最后灭秦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当他发现秦国降卒“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时，便毫不犹豫地下令“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于新安城南”。如此一个杀人果决的三军统帅，为什么在鸿门宴上却轻易地放走了他日后的死对头刘邦呢？真是他优柔寡断的性格占了上风吗？不是。因为，在项羽看来，刘邦并不是他实现目标的拦路虎，而且当时秦患未除，他还需要刘邦的配合，如果轻易杀了刘邦会引起诸侯的不满和恐慌，造成抗秦联盟的破灭。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加上项伯的撮合和刘邦降贵纡尊的登门谢罪，项羽终于放弃剿灭刘邦的打算。应当说，这不是项羽的盲目，而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明智的决策。
当然，我们无法讳避历史的最终结果，不能不承认项羽没有及时识破刘邦的野心，但我们同样不能因此责备项羽鸿门释刘的行为，不能因此就认定鸿门释刘是他目光短浅的表现。统览《项羽本纪》，我们看不出项羽是个政治头脑简单的人，相反，他在许多问题上还颇有见地。请看他在杀宋义前的一段话：“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弊’。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项羽识不破刘邦，只能证明刘邦伪饰技艺的高明，做假技巧的高强，说谎本领的高超。碰上这样一个“三高”型的政治流氓，项羽又岂能奈他何。这正如历史学家们所指出的，楚汉之争，实际上是“狐狸同狮子的斗争，是小人同君子的斗争”（见启良《中国文明史》，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三国演义》里面的一个著名的片断——煮酒论英雄。曹操青梅煮酒与刘备高谈阔论天下英雄，实际上是曹操在试探刘备是否具有称王的野心和本领，而刘备也深谙曹操的心计，小心应付。当曹操说破天下英雄“惟汝与孤耳”的时候，刘备大惊失色，连筷子都掉落地上。幸而一个惊雷帮了刘备的大忙，骗过了曹操。曹操认为连一个惊雷都怕的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放松了对刘备的看管，使刘备乘隙得以逃脱。曹操是何等人物，老奸巨猾、老谋深算的天下枭雄，也免不了上当受骗，更何况其他人呢？纵观《史记》中刘邦的种种卑劣表现，其伪善奸诈绝不在刘备之下，而于政治谋略曹操自非项羽可比，如此，欲使项羽在鸿门宴之时就识破刘邦的政治野心，岂非强人所难。如果我们联系韩信的悲剧，就更能证明这一点。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韩信在击败龙且后，项羽曾派武涉劝说韩信：“且汉王不必，身居项王掌握之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后得脱，辄倍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擒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可以说，这番话表明项羽在经历了惨痛的教训后，才彻底认清了刘邦的真面目，看到了他的勃勃野心。可惜，精明如韩信者，却惑于刘邦的伪善，在蒯通的精辟分析后，仍然坚持：“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而拒绝了蒯通的建议，最终落得个命丧长乐钟室，三族尽数遭戮的悲惨结果。韩信死前才大叹：“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也许有人会因此证明项羽不善用人，不听谋臣之言。因为，即使项羽没有看穿刘邦的政治野心，但范增很清楚，而且劝说项羽：“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之气也。急击勿失。”应当承认，项羽的失败与其不善用人密切相关。司马迁在《陈丞相世家》中，就借陈平之口指出：“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但不能因为鸿门宴上他不听范增劝说就给他戴上“不善用人，不听谋臣之言”的帽子。一方面，项伯也是项羽的高参，项羽对其言听计从，有他从中调停，项羽不能不加考虑；另一方面，范增进言不当，他没有提出足够有力的证据说服项羽，而且鸿门宴上未经项羽同意，便擅自叫项庄舞剑，借机刺杀沛公，这无疑是给项羽难堪。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是项羽所不允许的，若非项羽尊范增为亚父，凭项羽的性格断没有范增的好果子吃。更主要的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项羽有自己的战略考虑，放刘邦无非是为施恩，以使刘邦能继续助其一臂之力，从而彻底摧毁秦王朝，建立自己的霸业。而事实上，项羽的这两个目的都已经达到。反之，如果项羽杀了刘邦，引起内讧，则项羽即使有“力能扛鼎”之气，“勇冠三军”之势，恐怕连一个愿望都难以实现。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最终的结果应验了范增的预言，就全盘否定项羽的决策。其实，项羽这个人也并不是完全不听范增的，在称霸后，他便与范增暗中商量，立沛公为汉王，并“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再如“汉之三年，项王数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乏，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项王欲听之，历阳侯范增曰：‘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后必悔之。’项王乃急围荥阳。”由此可见，项羽并不是冥顽不化不听劝告的人。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