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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树民爬出井口，找到生产队长杨培彦：“我看这像古代的一处遗址。
先让社员们停工一天，我打电话让县上来人看看再说。”当天下午，临潼县文化馆馆长王进成带领文物干部赵康民、丁耀祖，骑车来到西杨村。生产队长杨培彦介绍了一番情况后，领他们到菜地、滩头查看了几个较完整的陶俑。几个人震惊了，他们在临潼这块文物宝地，接触了许多形形色色的古文物，从未发现过如此高大的陶俑，惊诧之余，又一时难以断定属于哪个朝代的文物。假如是在秦始皇陵的封土边出土，则无疑是属于秦俑。可是这里离那个高大的土冢，尚有三里多地，秦俑跑到这里干什么？
他们没有为此多伤脑筋，目前最急需的是把这些文物收拢起来，以后再慢慢研究。
“这可能是极有价值的国宝，井不要再打了。赶紧把这些东西收拢起来，送往县文化馆收藏好……。”馆长王进成对杨培彦叮嘱了一番，即刻返回临潼。
第二天，县文化馆赵康民又骑车来到西杨村，和社员一起四处收拢捡拾陶俑、陶片，同时又赶去三里村废品收购站，将青铜箭头买回，装满六架子车派人送往县城后，他再来到打井工地。从农民家中找来铁筛，将可能带有陶片的泥土全部过筛，以寻找细小的陶俑碎件。许多俑耳、俑鼻、俑指被筛了出来。赵康民又指导社员在井下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发掘。
目的基本达到，赵康民以惊喜和激动的心情，伴随最后一筐陶片进入临潼城。
如果说水保员房树民的一个电话，使这支地下大军看到了一丝面世的亮光，那么，这点亮光也仍然只是暗夜里的萤火，一闪即逝了。
临潼县文化馆没有将这个重大的考古发现继续上报，只是让文管干部赵康民在馆内的一角悄悄地对陶俑进行修复。这种令人费解的心态和处置方法，使这支地下大军再一次陷入绝望。
当然，文化馆领导及赵康民也有自己的苦衷。那还是在1964 年，正是全国上下大搞“四清”运动时候，年轻气盛的赵康民曾因为把渭河北岸出土的南北朝时代的几个石雕像用车拉到县文化馆收藏，结果被当作搞“封资修”的典型，在全县通报。
历史上常有许多东西应该属于未来。眼下，“批林批孔”正热火朝天，鉴于历史的教训，在报与不报的两难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
陶俑进入临潼县文化馆的两个月后，由于一个青年的偶然出现，使这支地下大军终于绝处逢生，大踏步走向当今人类的怀抱。
正在家乡临潼县度假的新华通讯社记者蔺安稳，无目的地来到爱人所在的县文化馆闲逛。当他走到陈列室一个淡暗的角落时，心蓦地一颤，禁不住出声问道：“这是什么东西？”没有人回答。
蔺安稳急急奔上前去仔细察看。只见一个个形同真人的陶俑，身披铠甲，手持兵器，好不威武。他当即断言：“这是二千年前秦代的士兵形象，为国家稀世珍宝。”自小喝渭河水长大的蔺安稳，太熟悉自己的故乡了。周幽王戏诸侯的烽火台、杨玉环洗凝脂的贵妃池，项羽火烧阿房宫、刘备智斗鸿门宴……无数流传民间的故事伴他度过了天真活泼的少儿时代。当他还是一名中学生时，他便按照父辈讲述的故事，四处寻觅遗迹。秦始皇陵那高大的土冢也由此成为他嬉戏的乐园。他曾无数次从陵墓的封土上滚下，又无数次攀上去。这里留下了他童年的足迹和青春的梦。
1964 年， 23 岁的蔺安稳结束了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的四年大学生活，迈进新华社国际部的门槛，开始了记者生涯。不幸的是，一帆风顺、踌躇满志的蔺安稳在“文革”中因为写了一篇《和陈伯达、戚本禹商榷》的文章，一夜之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受到隔离审查。在这段岁月里，他通读了《史记》、《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凡书中提及有关家乡的章节句子，他都牢记心怀。有关秦始皇陵的记载更是烂熟于心。正因为如此，他才敢对面前的陶俑作出大胆的结论。
蔺安稳以记者职业的独特敏感和根据他所掌握的历史知识，去西杨村作了深入调查了解后，写出一篇最终改变了这支地下军队命运的文章：
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陶俑陕西省临潼县骊山脚下的秦始皇陵，出土了一批武士陶俑。陶俑体高1。68 米左右，身穿军服，手持武器。是按照秦代士兵的真实形象塑造的。像这种同真人一样的立俑，还是第一次发现。
秦始皇陵周围以前曾出土过陶俑，但都是一些体积不大的跪俑。像这种真人一样的立俑，其珍贵的地方，在于这是一批武士。秦始皇用武力统一了中国，而秦代士兵的形象，历史上未有记载。这批武士俑是今年三、四月间，当地公社社员打井时无意发现的。从出土情况推测，当时陶俑上面盖有房屋，后来被项羽焚毁，房屋倒塌，埋藏了两千多年。这批文物由临潼县文化馆负责清理发掘，至今只清理了一部分。因为夏收，发掘工作中途停止了。
秦始皇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是并没有得到妥善保护。生产队随意在陵园掘土挖坑，开荒种地。出土文物中的金属制品，有的竟被当作废铜烂铁销毁掉，一些石制、陶制物品则被抛来抛去，实在令人心痛和不安。
（新华社记者蔺安稳）1974 年6 月24 日，蔺安稳回到北京，将文章修改后交于《人民日报》。出于某种考虑，人民日报没有公开登载这篇报道，而是把它刊登在内部编印的《情况汇编》上。这篇文章，是关于秦始皇陵兵马佣发现情况的第一次文字报道。内参稿印发后，立即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6 月30 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同志对此文作了批示：
建议请文物局与陕西省委一商，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好这一重点文物。
随着内参与批示的面世，世界第八奇迹穿透两千年岁月的尘封，终于在东方闪烁出它最初的光辉了。
历史的信息
据考古学家论证：秦始皇陵周围共埋藏形状不同的陶俑万余件，陶马近千匹。这样一支浩大的地下俑群，千百年来是否向人类传递过信息？这历史的音讯是怎样传出，又是如何消失的？
历代王朝编纂的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一切故事都来自于民间——讯息之一：
明崇祯17 年（公元1644 年），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后，亲率大军东渡黄河，直上北京。多尔衮带领数十万八旗子弟进驻山海关以东的茫茫雪原，虎视眈眈翘首西望。大明帝国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向历史的死海沉去。
由于战祸连绵，骊山脚下难民云集。西杨村自然添了不少逃难的百姓。
依然是春旱无雨，村中仅有的一口井已不能满足众人的需要。于是，难民们便组织起来，到村南的荒滩上掘井取水。
一切都极为顺利，仅三天时间，井下已冒出清冽的泉水。然而，一夜之间，井水又流失得不能倒桶提取（考古人员今天判断，井水是流入了陶俑坑）。
众人见状，无不称奇。
有一青年找来绳子挂在腰上，下井查看。当井上的人们急着要得知缘由时，却意外地听到了井下一声恐怖的惨叫，随后再无声息传出。人们赶快把青年拉上来时，只见他已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忙乱中，人们将青年抬回村中，用姜汤灌醒，他却只能用手比划，说不清是何缘故。
一大胆的汉子提刀重新下井，探看究竟。由于眼睛一时不能适应井底的灰暗阴森，大汉便以手摸壁，四处察看，发现井壁已被水泡塌了厚厚的一层。
正在这时，只听身后哗啦一声响动，大汉打个寒战，急转身，只见一块井壁塌陷下来，随之出现了一个黑乎乎的洞口。洞口处站着一个张牙舞爪的怪物，晃荡着似在向他走来。
大汉本能地举刀砍去，随即向井上发出呼救。当他被拉出井口时，已面如土色，昏倒在地。
消息传开，无人再敢下井探寻。西杨村一位老秀才遍查历史古典，终于找到了“不宜动土”的根据。这口谜一样的井随之填平。
老秀才为让后人牢记“不宜动土”的缘由，特地用“笔记”形式记载了事件的详情：
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初七，民于村外掘井，三日，乃水出。是夜，则水失而不得倒桶。众人见状，无不称奇。一后生缒井而下，随恐嚎而昏厥。姜汤灌之，后生乃不知井下何者也。另有壮士提刀复入其井，壁塌，见一怪物如真人，咄咄作噬人状。士骇极，举刀砍之。怪物乃不倒。村人闻呼将士提出，士乃久昏不醒。吾闻之，告不宜动土也，复平之。呜呼，国之将亡，必有妖孽滋生，是以记之，以醒后世者也。
老秀才这“不宜动土”的理论，尽管没有让后人醒悟，并停止在这里的发掘，但这份“笔记”，应该是最早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信息的记载。讯息之二： 清宣统年间，骊山脚下的下和村一个叫和兴道的老人猝然病逝，家人悲痛之余忙给死者筑家送终。在一位风水先生的指点下，坟址选在了西杨村南的荒滩上，按风水先生所言：“此地背倚骊山，西靠秦陵，东傍少华秀峰，面临渭河滔水，实为难得的风水宝地。葬入此处，保证家业兴旺。”和氏家族按风水先生指点的具体位置，悲喜交加地掘了下去。当墓坊快要完工时，令人恐怖的事情发生了。一个看上去面部狰狞的陶俑头露出地面，慌恐中，和氏请来族里长者察看，经过一阵深思琢磨，长者断言：“这是不祥的征兆，咱受风水先生的骗了，他想绝咱的后代啊！”事情变得错综复杂起来，按当地风俗，人死后只能选一处墓址，墓位选定，一旦挖下第一锨土，无论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都要把死者埋入此处，若再改址，家中必然还要有人接着死亡。
既然已无路可退，而这里又明显发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