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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被公安机关抓获，法院依法判处其死刑。
同年秋，河南省灵宝县予灵乡农民刘春利，携带作案工具来到陕西省境内的乾陵，企图盗挖乾陵2 号陪葬墓，因无机可乘，只好改为盗窃乾陵博物馆内珍藏的文物。当他详细探明了乾陵旅游部工作人员对游客参观进出不检查，墓室石棺可藏人，墓道便门门锁可更换等情况后，返回原籍，待机行窃。
1988 年3 月，刘春利伙同柳映申从原籍来到乾陵博物馆。
经过一番密谋，柳映申住进乾陵旅社，准备第二天随同游客进入陵墓接应作案的刘春利。
当天下午，刘春利携带提前准备的手电、钢锯条、中洲牌铁锁，提包等作案工具，随游客混入永泰公主墓，并乘无人留神之际潜入石棺至深夜溜出，用钢锯条锯坏墓道东二便房门上的华山牌铁锁，打开便房门取出彩绘女骑马俑两件，然后换用中洲牌铁锁将房门锁好，又潜入石棺内。
第二天上午，柳映申按事先预谋随游人进入墓道，将刘春利及所盗文物接应出来。两人返回原籍后，将盗窃的两件国家二级文物以一千二百元的廉价出售给走私者。
1988 年6 月4 日，刘春利又伙同另外两人来到乾陵博物馆。采用上次行窃的手段潜入章怀太子墓内，盗走黄色三彩女俑6 件、绿色三彩女俑一件。3 人在返回原籍销售盗窃的文物时被抓获，珍贵文物才幸免外流。
当人们发现盗窃博物馆内珍藏的文物风险性大且行动和盗窃数量均受到局限时，便把视线转入密布于荒山野地的古墓群，或以镐头、铁锨的原始工具，或以雷管炸药等摧毁性手段，将墓葬掘开、炸翻，窃取文物，以获暴利。
这种盗掘古墓的狂潮越演越烈，古墓葬甚至文化遗址的破坏数量也越来越多，景况越来越惨不忍睹。全国每年被盗的古墓可达数万座，流失文物以及文物的价值无法估量。在众多的盗墓大军中，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有专业考古队员和文物管理人员。盗墓之风的盛行几乎使每个人都知道“要致富，去盗墓，一夜一个万元户”的口号。有的为获取暴利，不惜将自己祖宗的坟墓掘开，以达目的。
随着盗墓之风的盛行，盗墓者的设备也发展到了惊人的程度。1990 年7 月，古城长安的澧高遗址大量的陶器被盗。而盗窃者有相当一部分曾在考古队工作过，具有一定的探墓经验和发掘水平。从现场发现的214 个探眼看，其技术之精，速度之快，设备之良，即使是声名赫赫的秦陵钻探小分队的专业考古人员也叹为观止。
盗窃、走私文物的狂潮蔓延了整个中华大地，古老的文明在愚昧和野蛮的践踏蹂躏中已是鲜血淋漓，惨不忍睹。
但是，它毕竟是华夏民族几千年历史的沉淀，是炎黄子孙非凡的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是列祖列宗昭示后人远航的明灯。无论今天变成怎样的残暴，也难以阻隔人类对它的膜拜和敬爱。
1995 年7 月20 日，临潼县人民法院受理了秦俑馆张彦贪污及胡庚、王金安、费筱金、单子琪伪造有价票证案件，并对五被告分别判处7 ～2 年的有期徒刑。
临潼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彦（陕西省临潼县人，系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票务科售票员），于1994 年元月底，伙同本单位职工单新琪等人，伪造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门票一万三千余张（每张面额十五元），后张彦委托秦始皇生平腊像馆张良政代为出售假门票五百余张，得赃款六千九百元，其余一万二千五百余张面值十八万七千五百余元因案发未得出售，贪污未遂。
案发后，张彦供认： 1994 年元月，秦俑馆职工单新琪找自己商量要伪造秦俑馆门票，自己先是感到吃惊、害怕，后表示同意，并愿意为其阴谋计划出资垫支。张彦先后给单新琪人民币八千元，委托西安市某印刷厂印制。
当一万三千张印完后，两人赶到西安将假门票提回，并藏匿在张彦的住处。
张彦怕假票质量差，未敢在秦俑馆票口出售，便委托秦始皇生平腊像馆工作人员张良政代为出售。张良政出售假票五百余张，付给张彦赃款六千九百元。
后来张彦又从住处拿出五本假门票，因案发未得出售。
当我第二次来到秦俑馆，找到公安科长冯得全了解情况时，他说，现在许多人被金钱迷住了眼睛，分不清善恶美丑，而有些人为了追逐金钱，不择手段，铤而走险，其结果往往是既坑了国家，又害了个人。像秦俑馆印制假票出售一事，过去就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但现在又一次发生了，这是个悲剧，是一个被金钱驱使的头脑发昏的悲剧。当然，这个事情的发生也绝非偶然，这些年，秦俑馆在门票的管理问题上是不尽人意的，是有许多值得重视和整顿的东西的，如果不重视和整顿，可以断言，这类的事件还将继续发生，而且永远发生下去。
听着冯科长的介绍，想想以前这里发生的一曲曲哀婉的故事，我的心情又多了一分沉重。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民族在苦难中崛起的最有力的奇招吗？
这就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原动力吗？如果这些都不是，那又是什么？
也许，我早就应该对我忠诚的读者和中国的有关部门谈一谈“刀子”问题，因为这支年轻的“刀子”队伍，很早就露出了问题的端倪，这个问题像梅毒一样在这支队伍身上散发开来，成为不可收拾的晚期状。
早些时候，我在北京明十三陵的定陵博物馆采访并准备写一本关于那个地下玄宫发掘的书时，就在那陵园外的滚水桥边，偶见一位约二十七、八岁的中国女导游（因无法分辨她是小姐还是太太，故称女导游），领着一群中外游客在讲解。我走到她身边时，这位女导游正在滔滔不绝地指点着面前那块巨大的无字碑说：“无字碑为什么没有字，是因为从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就不写碑文……”以后她所讲的我没有听下去，我感到已无需再听下去了。
也许这个滔滔不绝且有些自命不凡的女人，压根就不知道在中国的安徽风阳西南大明皇陵前的神道口，有一块篆刻的“大明皇陵之碑”，其碑文恰为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撰写，这篇长达1105 言的碑文，情真意切，气魄非凡。
现代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郑振铎先生在谈到此文时曾说：“《皇陵碑文》确是篇皇皇太著，其气魄直足翻倒了一切夸诞的碑文。它以不文不白、似通非通的韵语，记载着他自己的故事，颇具有浩浩荡荡的威势。”至于后来的明代诸陵没有碑文，是因为长、献、景、裕、茂、泰、康七陵门前，并未设碑亭和碑，到嘉靖一朝才逐一建成。当时的礼部尚书严嵩曾请世宗撰写七碑之文，但正迷恋酒色、沉浸于成仙之道的嘉靖皇帝，却无心思和才华撰写。自此，十三陵前的碑文便空了下来。
假如那位女导游不知这段历史，理应翻一翻这方面的书籍，若懒得翻书查史，便作不知也罢，何以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不惜编造谎言以致误人子弟？
知之为知之，不知之为不知。这句中国的古话曾作为一种传统美德和处事准则滋润了多少代人，并由此塑造了这些人的人文精神和文化良知。可在这支新崛起的“刀子”队伍中，为什么就偏偏失去了效应？
就在这次之后，我特地邀请了中国文学出版社英文部的编辑章思英小姐一同来到定陵。在此之前，她已经对我和一位朋友合写的关于定陵地宫发掘详情的拙作，完成了英文翻译方面的工作，她对定陵的整体概况和具体事件已相当熟悉。由此，我故意让她跟着专门为外国人服务的“刀子”们，看他们是如何推销这古老文明的，几个来回下来，她不愿意再跟下去，她先跟我说：“不可思议”，后又说：“简直是在杀人。”我从她痛苦的面部表情中猜出，这些专门服务于外国人的“刀子”们，对这古老文明是作着怎样的一种解释？而那一帮又一帮的国外游客，又是怎样被天真地稀里糊涂地阉割着渴求文化与仰慕文明的良知。
当然，仅凭以上证据，还不足以产生“刀子”的名称，也不能形成梅毒式的病变。名称的产生及病变的大爆发还要在几年以后。
当我再次来到秦俑馆的时候，病变已经爆发了。
那天早晨、当我和同道来的记者许志龙先生、从居住的秦俑博物馆外一个小招待所走出来时，迎面走来几位农村打扮的姑娘将我们围了起来。“需要导游吧先生，我们给您做导游，既便宜又随便，保您满意。”姑娘们争先恐后地说。
我望了望他们那被寒风吹得微红又有些皱裂的脸，惊恐之中又多了几分好奇，想不到这些农村姑娘还没放下锄头就做起了导游，这个世界变化得快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我们当然没能让她们做导游，冲出重围向前走去，走不多远，又被一群农村姑娘打扮的导游小姐围住，我们再度冲出重围，向秦俑馆走去。
我们之所以这样义无反顾地杀奔出来，一是不需要导游，二是对她们心中没底，不知道这群女人会给你讲出些什么来。
我们在兵马俑一号大厅里转着，眼睛盯着几千年前的祖先，心中不觉又产生了一种震撼和敬慕——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强大无比、战无不胜的中国。
这样想着，身后有人群拥挤而来，嘈杂的争论声中有一个女人的声音最为响亮。我回过头，看到了一个我刚才似曾见过的女导游。
女导游正在给人群讲解。
“中国第一个皇帝叫秦始皇，他娶了一个婆娘是武则天，后来他的婆娘把秦始皇害死了，她自己成了皇帝……这些兵马俑是秦始皇在临死前偷偷布置的军队，他想在阴曹地府指挥这些军队杀武则天，为自己报仇……”嘈杂声淹没了女导游的讲解，也淹没了我在心中涌起的对中国古老文明的仰慕之情。我有些模糊的视线已看不清女导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