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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入京以来，诸事操劳……一点乐趣也没有。现已年老，对虚荣看得很轻，决不贪恋个人虚名。待大局安定后，解甲归田，过平民生活。”
张作霖的这个“训话”，既是一篇笼络人心的鬼话，又是一篇自叹末日的哀鸣。
是啊，当张作霖被日本帝国主义几次逼迫，最后不得不答应退回东北时，更加愈感到末日已经临近了。
1928年6月3日夜间，张作霖出帅府西门，乘上黄色的钢制汽车出发。汽车在警戒严密的夜色中开往车站。“月台上晃晃的灯光照射着卫兵的刺刀，充满着森严、沉闷的空气”。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等都带着扫兴的表情，前来送别。张作霖在告别时，故作“镇静愉快，”但当“回顾中南海时，却异乎寻常地在他眼里闪耀着泪花”，留恋他既得的北京政权。
但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火车启动了，隆隆作响的车轮带走了他昔日的辉煌，而驶向他死亡的墓地。
1928年6月4日5时半，火车开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路交叉处的桥洞时，日本埋下的地雷突然爆炸，全桥塌下，张作霖所乘的包车被炸得粉碎。
就这样，张作霖终于死在过去他曾依靠的日本帝国主义手下，落得个悲惨的结局。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30节 北平行辕设在中南海
北平行辕设在中南海居仁堂，李宗仁被委任为主任。但这个主任是有职无权，徒有虚名而已，正如李宗仁所说：“我任北平行辕主任3年，实在是吊在空中，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呢！”
1946年9月1日，北平行营改称为国民政府北平行辕，李宗仁被委以主任之职。
李宗仁，中国近代史上－位屈指可数的政治领袖和英雄人物。1891年出生于桂林，青年时就读于陆军速成学校，后参加同盟会。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次年任营长。1920年第一次粤桂战争后，任陈炯明属下粤桂边防第三路军司令。1922年任广西自治军第二路军总司令，驻防玉林。次年秋将部队改称广西定桂军，占领西江。1924年底任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公署督办，寻求统一广西，为新桂系首脑之一。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北伐战争中曾参加指挥汩罗江、贺胜桥攻击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追随蒋介石，实行清党反共。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任第三路军总指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第四集团军总司令，1929年5月发起成立护党救国军，进行反蒋活动。次年参加倒蒋的国民党北平扩大会议及中原大战。失败后，退踞广西，1931年与孙科、陈济棠等在广州组织“政府”，再次反蒋。1936年发动两广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汉中行营主任，曾指挥台儿庄之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保卫战等……
从李宗仁简单的履历中，得知他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指挥官，其仕途也可算平坦，但他被委任北平行辕主任，又是怎样一个情形呢？
李宗仁在到北平就任之前，说出了这样一段话：“但是以我和蒋先生相处数十年的经验所得，我深知蒋先生绝不会信任我而授我以实权。他要把我捧得高高在上，负华北全局安危之责，而无丝毫调兵遣将、控驭下属之权。主官无权，政出多门，则治丝愈棼，华北现途必不堪设想，但我又未便向蒋先生诉苦，因为说穿了反而启其疑窦，于事无补。所以在奉命之日，心情上实感无限沉重。既辞谢不得，只有尽我所能。”
北平行辕是一个兼管军事、政治的机构，建制上设有秘书长一职，李宗仁权衡再三，选定了西北大学教授萧一山来担任。
9月初，李宗仁派遣参谋处十余人由汉中飞往北平，9月20日，萧一山秘书长、王鸿韶参谋长也飞往北平布置北平行辕成立事宜。
10月26日，李宗仁率副参谋长甘沛泽、主任秘书黄雪邨等乘专机飞到北平。北平市民听说李宗仁到来，竟全城出动，从机场到城内夹道欢迎。华北同胞为敌伪压迫长达8年之久，今天重获自由，对政府派来坐镇华北的最高军政长官的热烈欢迎，确实是出于至诚。
北平行辕办公地址设在中南海居仁堂，屋宇华丽宽敞，非汉中所能比；不过北平行辕名义上虽为华北军政最高官署，委员长也曾电令中央在华北接收的各级机关要听行辕主任的命令行事，但事实上，这命令只是敷衍李宗仁面子的虚文。各机关仍是直接听命于他们中央主管官署的命令，与行辕风马牛不相及，行辕也根本管不着他们。尤其是负责在华北肃奸的特务人员，他们自称“见官大三级”，哪里会听北平行辕的命令。甚至空军人员在北平也成特权阶级，乱事接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8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便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辕申诉，我这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
最今当时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诈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时汉奸帽子乱飞，自小商人以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战期间没有退入后方的人，都人人自危。于是颇有一些年高德助的学者和居民来向我泣诉，希望能稍加制止。
我不得已，召集党政军临时联席谈话会，尤其对特务机关负责人马汉三晓以大义，申斥一顿。我说，你们对“汉奸”一词的定义，应该依法有明确的规定，不可用来作为勒索人民的借口，须知在敌人侵入国土之时，我政府无力保国卫民而被迫撤退，我们对留下来任敌人宰割的人民已觉惭愧不堪。今敌人幸被逐出国土，我们应与民更始，重庆升平。你们不此之图，反欲混水摸鱼，借口敲诈，成何体统。我一再告诫马汉三说，嗣后凡非附敌有据的，概不得滥予逮捕。尔部下如有不听命令，明知故犯的，一经人民告发，查明属实，当唯尔是问。
……
在北平，我不仅竭力制止军警和学生冲突，且令军警保护游行学生，等他们把怒气、热情发泄尽了，自会散队休息。在此政策之下，学潮圣地的北平居然平安无事。国民党的职业学生固然不敢过于越分，共产党的职业学生也失去了煽起暴动的口实。不过我的作风似非南京所能容忍。北平中央特务在中央授意之下，却另有打算。
某日凌晨，北平市长何思源忽然仓皇赶来看我。我忙问何事？
何说：“各大、中学学生今天又要大规模游行示威。”
我说：“让他们游行好了。”
何说：“特务机关这次可忍不住了，他们已经准备有所行动！”
我说：“如何行动法？”
何说：“他们预备在各重要街口埋伏便衣特务，手枪、手提机关枪都有，今天他们要制造个大屠杀场面来显示他们的威风！”
我说：“他们真准备制造血案？”
何说：“他们已经在各街口埋伏了二百多条枪……李主任，你千万要制止他们，否则这一场屠杀是万难避免的了。”
何思源的口气不像是危言耸听，我乃立刻打电话给马汉三，叫他务必即来行辕见我。马汉三来了，我便问他道：“听说你们今天要制造血案，是不是？”
马汉三道：“报告主任，学潮愈闹愈不像话了。我看不牺牲几个人恐怕镇压不了。”
我说：“你的意思是要打死几个学生？我告诉你，这事千万做不得。你以为打死几个学生和教授就可把风潮压下去吗？”
马说：“他们是受共产党煽动的。”
我说：“你打死了学生，不是更替共产党制造反政府的借口吗？无论怎样，你务必速将派出去的便衣队撤回！你必须马上就办！”
马汉三闻言颇有难色。我声色俱厉地告诉他说：“你务必照办！上面的事有我李主任完全负责！”马汉三仍然默默无言。
我说：“你如不听我命令，我今天便扣押你，把特务便衣队全部缴械。以后特务如和学生有任何冲突，惟你马汉三是问！”
于是马说：“我听李主任命令就是。”说毕便唯唯而退。
当日午后二时，果然又是一次学生大游行。北平城门关了，城外学生爬城而入，情绪激昂，但终没出事。不久，游行也就散了。
事过之后，何思源又来看我，拍手称庆道：“要不是德公当面严令马汉三，那就糟了。打死了几十条人命谁能负责？！”最奇怪的是马汉三也来向我报告说，幸好李主任吩咐，否则打死了学生，他也担当不了。言下之意，他似奉有南京方面的密令，如没有我坚决阻止，他何敢擅自撤消呢？
这场血案虽幸避免了，但是北平的军统局特务后来仍然午夜爬墙进入师范大学宿舍提人，秘密严刑审讯，间有杀死。投尸于城外沟渠中的事。各大学负责人遇有学生失踪，总是来向我请求营救。其实特务横行，既不是奉我的命令，他们也从不向我报告，不过出了乱子，则责任必然是我的。不仅特务系统如此，其他中央驻平的军事机关、宪兵团也莫不如此。他们皆独断专行，根本不向我报告，我也管不着他们。
最令人不解的是我下属的更调，北平市政府与河北省政府和行辕近在咫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