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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另四名突击队员醒悟之时，冯镇海早已扣动了冲锋枪扳机。一串串灼热的弹丸，呼啸着洞穿了他们的胸膛，掀开了他们的头骨，撕裂了他们的腹部，击碎了他们的膝头，旋即他们相继从岩壁上坠落了。
此时机车已驶入敦化车站管区之内。洛处长他们惊异的发现，站台上，候车室内，车站值班室和机房里，已沦入一片黑暗。所有的照明设备都关闭了，就连红绿信号灯都消失了。借着夜色仍可清晰的发现，路边的建筑和草丛中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然而却没有采取任何干预和破坏性的拦阻行动，只是在黑暗之中默默注视着列车在以每小时五十公里的时速顺利通过敦化车站。这时列车上的人们，还不知作为全权负责处理这起突发事件的总指挥——武藤信义，已下命令沿途各站工作人员及军警宪特工人员，不得对列车采取任何拦阻或可能导致毁灭性后果的破坏行动。
此时车厢内早已是一片狼藉，迸溅的鲜血，脑浆，满地是滚动的弹壳，车厢壁板上布满了弹孔，冒出焦糊的缕缕烟尘。两具悬挂在窗框和茶几上的日军士兵的尸体，随着机车的摇动而在轻轻摆动着。血液早已干涸，伤口已微呈黑紫色，筋脉，血管，碎骨裸露着，撕裂开的头皮在不时“扑哒扑哒”晃动着。
躲在桌子底下的女通讯士官已从昏厥中苏醒，时不时传出惊恐的啜泣声。伏在左侧车厢壁角落的旅团长，青紫的面容已泛起红润的血色。那两位仍在瑟瑟发抖的德国政府特使和日本驻满洲国大使，一对死鱼般的眼睛不时投向一脸杀气的洛处长，又时而投向仍然沉默的旅团长。那两位记者，已用风衣将不幸蒙难的同事尸身遮盖。
洛处长抬腕看了看表，从战斗开始打响正好是九分钟。可这九分钟在他看来竟是那样漫长，就如同是一个世纪。他看了看已面露倦容的部下，又看了看早已面无人色的战俘，他知道差不多了。他大声说：“这里有没有懂中文的？”
其中一名记者坐了起来，小声用中文说：“我懂中文，我曾在香港驻过三年。”
“你叫什么名字？”洛处长问。
“我叫高桥村越。东京日报记者。”
洛处长仔细打量着他。这是一个体型又瘦又高的中年人，一张白得象纸似的瓜条脸上，镶着一对小而圆的黑褐色眼球。带着一副玳瑁色眼镜，以至于这厚厚的啤酒瓶底似的镜片，竟占去这张脸的2/3，看上去总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薄薄的嘴唇，总是在往一边歪的嘴角不时流出几滴口香糖汁液。
洛处长大喜过望，连声说：“好！好！”心里却暗暗嘀咕。‘这才是想啥就来啥。’他一伸手将这名记者拽到旅团长身边，指着旅团长对记者说：“你告诉他，不是我想杀你们，而是你的部下和同事想杀你们！”又指着仍悬挂在窗框上的两具日军突击队员的尸体说：“你告诉将军，是不是还想让这两位先生，也像那两位突击队员一样把尸体挂在窗框上？”
记者刚将洛处长的话用英文和日文翻译给将军，那位身材矮胖壮实的大使与德国政府特使，就声嘶力竭的叫喊起来：“不！不！这是屠杀！是屠杀！是对众多生命的不负责任。这是在用无辜者的生命在做愚蠢的赌博。我要去控告你！”
洛处长没表示什么，只是默默观察着。那位记者到是如实把他们之间的对话转述给洛处长。他知道只有把日本人打疼了，打怕了。他们才会老老实实的坐下来和你讲道理。
那位日本旅团长无奈的看了看因恐惧而在发抖的大使。又看了看无可奈何的德国特使。他知道这两位先生若真的出了事，军方和政府的处境就更尴尬了。那些在野党派，反战的团体及民众，就足以将大本营及关东军司令部掀翻了。
他沮丧的长长叹了口气，“罢了！罢了——！”他对那个哭得满脸是鼻涕眼泪的通讯士官长说：“别哭了，打开无线电，我要和旅团司令部通话！”
将军的话刚说完，洛处长就惊异的发现。无论是日本大使，德国特使还是记者就连通讯士官的脸上，都忽然间泛起红润的光泽。眼睛陡然升起希望之光，扭曲的五官也迅速复位，兴奋之情溢出言表，就仿佛是扎了一针吗啡。
这时通讯士官说话了：“将军，无线电已接通。值班员说已责成宪兵司令部警备队队长武藤信义，出任处理这次突发事件的全权代表。所有与此有关的事项务必须向武藤信义联系或汇报，其他人无权干涉和过问。所以我已为您接通了武藤信义队长。”
“很好，小姐，辛苦你了。”将军带有几分歉意，拍了拍这位早已花容失色的女兵的肩。突然他发觉有人拽他的衣服，他回头发现是那位矮胖的日本大使。他言辞恳切的说：“将军，生死关头啊！这么多条命可都在您一念之间哪！这种时候是玩不得什么英雄主义呀！你可想好了再说呀！”
旅团长将军恼怒的挣脱大使的手，苦笑着摇了摇头，仰天长叹：“上帝呀，难道军人的荣誉，还不如几个政客的命值钱吗？他不惧死，多年的军旅生涯使他见过太多的死亡。可今天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求生往往比求死还需要更大的勇气。他这才体验到什么叫；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他才明白什么叫投鼠忌器的尴尬和恼怒。他才深深理解了“猫戏鼠时”，猫的残忍、鼠的屈辱与哀怜。
敦化铁路交通总控制室里一片混乱，呈半圆形操作台上，堆满了纸张和报表，喝剩的咖啡杯，快要溢出的烟灰缸。一些人正在收发电报，一些人正忙于统计各种数据和综合情报评估。走廊里挤满各新闻媒体的记者。卫生间里拥挤着许多人，正在赌专列上的人质是生还是死。
武藤信义问“专列到达什么位置？”
值班员俯身按了控制台上的一个按钮，模型板上的红灯马上闪了几下，“在敦化车站的西边，距离约十公里。”
“专列上的情况怎么样了？有多少伤亡？”
“专列在出事地段就自行关闭了无线电，再也没联系上。至于伤亡情况就很难讲了。据沿途跟踪侦察得知车厢内所有灯光都关闭，里面烟雾腾腾根本无法知道伤亡情况。”
“专列受损情况如何？”
“还能怎样呢？专列尾部几乎炸飞了，车厢前门的踏板和隔板连同门框的下半部都炸掉了。近一半的窗户炸坏，所有玻璃全炸碎了。”
这时放在值班员身旁的一部电话响了起来，他转身拿起电话听了一下又放下了。说道：“是通讯室的无线电话，他们一直在试图和专列联系。”他又按了几个按钮，对武藤信义指了指操纵台上的一部红色电话机。
武藤信义忙抓起电话筒，值班员又按了一个按钮，顿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听筒里传了出来。“我是第七十五旅团长山口盛二将军，叫武藤信义队长听电话。”
武藤信义的眼睛湿润了，是将军的声音。有些干涩沙哑，可在平淡严谨的修辞中仍无时不在体现一种威严和责任。
“将军，您好！我是宪兵司令部警备队队长武藤信义。您现在怎么样？车上的状况如何？有伤亡吗？”
“在这种时候还能怎样呢！请你立即传达我的命令。必须停止一切企图夺取机车的行动，不要再作任何无益的尝试，拆除沿线路障和爆炸物，以便确保列车安全通行！”
突然话筒沉默了，中断了，传出来的只是时断时续的轻微沙沙声。武藤信义惊得冒了一身冷汗，他忙问值班员，说：“你敢断定这台设备是在正常工作吗？”
值班员抓起电话听了一会，又看了看仪表指示盘上的显示，线路中夹杂着一阵刺耳的劈啪声。值班员忙伸手扭动旋钮，又启动了排除杂音的设备，杂音渐渐消逝了。
将军的声音变得清晰起来。“你听好了，现在中国的一名指挥官要和你直接讲话。我这里有一名记者充当翻译，在语言构通上没障碍。”
说话间，通讯士官将耳机和话筒递给洛处长。记者高桥村越抓起另一副耳机和话筒。临时增设的铁路交通控制调度室开始调试通讯设备，随着信号增强频率波长的串联，两处的奇％^书*（网！&*收集整理通讯设备开始同步运转了。
“我是东北抗日联军野狼突击队的队长，姓洛。现在我要知道与我通话的人是谁？”
“我是关东军宪兵司令部警备队队长武藤信义，同时还是负责处理这次事件的全权代表。
“好！你我都是军人，无需绕圈子。坦率的说我不想伤害任何人，也无意将这些人如数交给抗联。”洛处长在字斟句酌的小心避开‘人质’这个词组，他不想给对手留下一个恐怖份子的形象。
“这我就不明白啦，你们实施的这次行动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武藤信义感到困惑。
“告诉你，我的目的相当简单——就是不惜任何代价，将间谍春山云子抓捕归案，并带回重庆！”
“你觉得你办得到吗？”武藤信义的语气里，透着那么一股子嘲讽和冷漠。
“如果我办不到，那么你所见到的就是这些战俘的尸体！”
“喂！您什么意思？能不能明确一下您的条件？您到底需要什么？”武藤信义的心里骤然向下一沉，又突然升腾起一点希望之光。
“从现在起，你必须按我说的办。如果你我之间配合的好，我可以将这些战俘还给你们。当然间谍春山云子除外。”
“洛处长，您需要我们如何配合呢？”此时，他紧张得心脏都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
“一、立即拆除路轨上的所有爆炸器材及路障。确保列车安全运行。
二、在延吉火车站距机场最近的路口，预备一辆带防雨篷布的卡车，送我们去机场。
三、通知边防部队及相关部门，在我们这趟列车抵达延吉车站时，将有一架我方的飞机由苏联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进入我国领空。并降落在延吉机场，你们有责任保证这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