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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克与玛格达的事是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误会，相互错失爱的“真诚”是生活的实际，不可错失的生命真实是：看清自己的欲望。
我以为，凡小说都是欲望的两面镜，既鉴照出叙事人自己的欲望，也鉴照出读者的欲望。我很有兴趣通过读这些当代美国女作家的叙事来反观自己的生活想象，就像我读其它西方小说时那样。
结果如何？我已经私下对汪静讲过了。我想说的是，每位读者都可以这么试试。
译笔么？对于一个唯美主义的译者，我哪里有挑剔的能力？
在学问之外——也谈尼采的微言大义
在学问之外
——也谈尼采的微言大义
？ 陈家琪
尼采是说不尽的。
读小枫的《尼采的微言大义》（《书屋》2000年第10期），想不到却被这样一个显白的事实深深震撼：“哲人耽于心智，追求真理，但人民不可能追随哲人，人民不过沉思生活，也不追求真理。”（以下凡引用而不注明出处的，均采自小枫的这篇文章）那么哲人还能做些什么呢？结论自然是“哲学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是第一位的，先于哲学之所思的东西”，“哲人沉思什么，并不头等重要，而是知道对谁说、如何说（今人倒过来问：谁在说）。”谁在说？自然是一个又一个说者在说。说又不能明说，于是便有了谎言与思想的冲突。
为什么不能明说？
除了“人民不过沉思生活”外，要命的问题在于“哲学首先、而且本质上是政治的”，它涉及国家的真理、正义和善行，与统治的“法术”有关。“统治的法术”如果只与统治者个人的下场有关还则罢了，更要命的在于“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这种情况恐怕不只限于中国吧？），所以康有为才说“民不可使知，故圣人之为治，常有苦心不能语天下之隐焉”。
这道理很难懂吗？不难。谁都知道“人民不过沉思生活”，谁也都知道在有关国家的真理、正义和善行上，有“不能言”或“民不可使知的一面”，否则，“从你们的评价中便产生了一种更强的权力，一种新的征服：因它之故，蛋和蛋壳都破碎了。”
于是哲人们的谎言人生便有了正当理由：为了不至于害人害己。典型的例子便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试图让哲人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活得正派，结果导致民众信仰秩序大乱，自己也落得个人民公审的下场。“因此，苏格拉底之死是哲人的事情，而不是榜样。柏拉图为这个问题思索了整整一生。”
让柏拉图思索了整整一生的问题，也让尼采思索了整整一生。小枫则意在点破这一点。当然，所谓“点破”，也是“微言大义”式的，让“稀罕的思想”去解释。我们没有谁敢自认为有“稀罕的思想”（仅此一点，先已与尼采在气象上拉开了距离），所以只好猜度。由于这一问题太重大，绕是绕不过去的，所以也不妨猜度一下。
问题可以这样提出：从“人民不过沉思生活”入手，可以引申出哪些相关的论述？
第一，告诉我们“哲人在世上必须靠谎言度日，而且，说谎是高贵的事情”。千万不要在一般意义上理解这里所说的“谎言”。尼采说过世界的本质是终极混乱（根本虚无），也说过要创造新价值。如果世界的本质是终极混乱，创造新价值就是谎言；在一个终极混乱的世界里，新价值的创造何以可能衡量？“如果尼采的意图是要告诉人们他沉思到虚无，鼓吹创造性的人生等于在哄骗人。”如果世界的本质并不是终极混乱，而是有秩序的，那么把世界的本质说成是终极混乱同样是谎言。尼采在这里作了区分：前者（世界的本质是终极混乱，要创造新价值）是积极的谎言，或者说成是高贵的虚无主义；后者则是消极的谎言，表现为颓废的虚无主义。尼采取积极的谎言。就积极的谎言而言，有“永恒复归”（高贵的虚无主义）和“超人学说”（创造新价值）这样一对矛盾，“权力意志”则处于平衡这二者的位置上。
第二，所谓的“权力意志”，说到底不过是哲人的沉思天性（一种特殊的权力意志）与人民的自然天性（一种普遍的权力意志）的冲突。这是最关紧要的一个环节，涉及如何处置哲学或哲人与人民的关系，涉及哲学在何种意义上才可理解为一个实践本体论的概念。出自哲人沉思天性的权力意志表现为“求真意志”，但这一点不能对人民明说，更不能揭穿世界的本质是虚无。为什么？所谓“天下大乱”之类的话还只是现象，根本的问题在人与人的资质不同。
第三，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相对应的就是“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这意思换成柏拉图所传达出的苏格拉底的话，也就是人是由金、银、铜、铁的不同元素制成的，这涉及到人天生资质的不同。“铜铁当道，国破家亡”。不管是不是哈耶克的本意，反正他有关“自生自发的自然秩序”的学说只能以贵族制的等级制为存在根据，否则打破头也想不明白人类社会怎么可能会“自生自发”出一种合情合理的“自然秩序”。但这话能向人民明说吗？人民听了当然会愤怒、会造反。
第四，于是为了迎合人民天性的权力意志，便有哲人出来站在人民一边说话，这就是被后人讴歌不已的启蒙运动，现代性问题亦发端于此。最后的结果便是“哲人已经成了集体的害虫。他消灭幸福、美德、文化，最后轮到他自己”。
第五，对尼采这样的高贵（高贵的虚无主义）者来说，唯一的选择似乎就只剩下说些“无辜的谎言”，即可为自己的说谎寻找到一些可辩护的理由的谎言。如果直接了当地对人民说些“龙生龙、凤生凤”之类的话，人民肯定不答应，于是只好通过“修辞术”、“隐微术”来曲折地说，这就是尼采的“微言”，而显明说出的则是另外一些“故意含糊、反讽、夸张、用典、指桑骂槐、装样子、说半截话、兜圈子”之类的只言片语，因为他需要“思想的面具”来隐瞒自己。隐瞒自己而不是故意迎合人民，这叫“高贵的谎言”；站在人民一边鼓吹平等，用“自然权利”取代“自然秩序”，这就把“高贵的谎言”变成了“卑劣的谎言”。世界的本质是终极混乱与根本虚无，人民不过沉思生活，因为人与人的资质不同，哲人沉思到的真理不能对人民明讲，这几点合起来逼着尼采不得不在“谎言”上下功夫。
第六，“功夫”之一就是把不可明说的“微言”与明说不妨的“大义”区分开来，在此基础上再把哲学转换成诗，“使哲学本身成了虚无主义”，这样，“未来的哲人为自己能忘记世界没有真理这回事而沉醉”，而人民也会满足于诗的审美。不把微言与大义区分开来的人则只会有两个下场：一是如柏拉图那样始终使哲学与诗处于紧张冲突之中，二是导致各门实证科学最后将哲学逐出科学的殿堂，从此无人再提哲学的沉思。尼采这样想，可谓用心良苦，而且确实是为哲人与人民着想：区分微言与大义，至少还为哲学保留了一块隐秘的地盘，也为满足人民的需要作出了奉献；而那些以人民的代表者自居的哲人则彻底消灭了哲学的沉思，它的标志是“个人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存在而牺牲了人类”。
第七，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哲人沉思首先是为了自己个人的生命，不是为了人民（遑论国家、民族）才去沉思。”启蒙运动以来，哲人“纷纷跑去引导人民起来争自由、平等、民主，忘了自己的本分是过沉思生活”，“自以为自己就是国家的医生，要引导人民甚至要给国家、民族治病（殊不知不过一个现代工匠，在苏格拉底的人谱中算铜质人）。”这个问题极尖锐、极尖刻，几乎要置卢梭——罗尔斯的“正义论”，置社群主义、新左派或新新左派之间的辩论于死地，也包括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的各派学说在内，在尼采“阴狠”的心底看来，“统统不过教士伦理的子孙而已”。
第八，所谓的“教士伦理”，也就指的是启蒙运动以来导致自由平等的民主现代性出现的知识分子。“这一所谓‘现代性’事件导致的结果是：‘高贵的谎言’的正当基础不复存在，国家秩序的基础根本变了——‘废铜烂铁’也可以统治至少参与管理国家。‘卑贱者最聪明’不再是胡言，而可能成为国家秩序的理由。”尼采也称“教士伦理”为“知识人的畜群道德”。下面该是小枫自己的话：“知识人的畜群道德？如今我们不是亲眼目睹：争先恐后比谁更平庸、更痞子、更下流、更玩世不恭、更厚颜无耻、更冒充手艺高明，不正是知识人而非人民！？”
第九，所以在这里还要把启蒙运动以来的“知识人”与“人民”区分开来：无论是哲人的沉思生活，还是人民不过沉思生活，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本无可厚非。怪就怪那些“教士化了的哲人”，因为正是他们才破坏（或理解为‘推翻’）了国家的统治秩序（等级秩序），不仅导致数百年的战争，也以自己的思想毒素毒害着广大无辜的人民。尼采说：“无学问的下层阶级现在是我们的唯一希望。……无学问阶级被现代教育的细菌感染毒害才是最大的危险。”（但这话又有点像革命者发动革命时对‘无学问的下层阶级’所说的话）
第十，总结一下：“本来，站在世界偶在——根本虚无面前的是上帝及其神圣秩序，恶和残酷导致的不幸最终由上帝及其神圣秩序来承担。如今，人的生存直接暴露在自然的恶和残酷面前，‘蛋和蛋壳都破碎了’。这恰是现代知识人一手造成的，是‘现代观念’的‘荒唐’、无恶意但轻信的劫数”。
从哲学硕士到神学博士，从诗化哲学到走向十字架上的真，我们似乎能隐隐听到些许纠缠着小枫的“微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