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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所谓“醋大”才指贫寒失意的读书人，含有轻慢嘲笑的意思。但记载又说，人们往往一词多用，将醋大的外延扩而充之，把新郑所有的士大夫、缙绅、读书人都称为“醋大”，这又模糊了“醋大”的含义和意味，让人贫富莫辨、褒贬难分。可见，从起源论上说，“醋大”一词只与“醋”有联系，与“大”有联系，但具体所指却飘忽不定，暧昧不清，起源时间和地点也难以确证。所谓“郑”究竟是指西周郑国的都城（今陕西华县东）还是指隋代所置的郑州？所谓“新郑”究竟是指平王东迁之后，郑武公所置属于东周的新郑，还是后来沿称的新郑？都不可考。难怪有哲人说，语言的起源是说不清的，它的动机和意图早已死亡，剩下的只是本体真实瞬间在场、遽尔消逝之后留下的、可孳生歧义的“踪迹”。
另外四种解释似乎是“醋大”一词流传开来之后，人们忘其故实、一味会意“会”出来的。但不同的人所会的意却有不同指向。
很可能，下面两种解释不是读书人自己“会”出来的。一个是“衣冠俨然，黎庶望之，有不可犯之色。犯必有验，比之于醋而更验”，所以，人们就叫读书人为“醋大”。这是说读书人讲究威仪，身份感特别强烈，自尊心特别敏感，稍有冒犯，就好像喝了醋一样，必然呲牙歪嘴，恨恨不已，甚至伺机报复，所以叫“醋大”。另一个是：“醋大者，或有抬肩拱背，攒眉蹙目，以为姿态。如人食酸醋之貌，故谓之醋大。“这是说读书人喜欢拿架子，作深沉状，总是保持一副才喝了醋、酸咧咧的模样。这两种解释突出了读书人不招人喜欢的方面，对读书人的酸劲、酸味体会得很深细，使人能立见可恶可笑的形象，很可能是受过读书人的气、看不惯读书人拿架子的人想出来的。
还有两种解释则可能是醋大们自己的创作，大有努力往自己脸上贴金、证明自己本该“坐大”的意味。一说称读书人为“醋大”，是因为他们是“四民之首”，不能不面有得色，有一种难以掩抑的优越感，所谓“峭醋而冠四人之首”也。峭醋，即峭措，美好貌，这里应解释为有得色，有优越感。“四人”即“四民”，唐人为避李世民之讳而改写的。这种说法不为无据。《尚书·周官》就有“四民”的说法，后人注为士农工商；《谷梁传·成公元年》也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农工商三者的位置可以颠倒，“士”却总在首位。有这种被再三肯定的高级社会身份撑腰，读书人面有“峭醋”之色，在四民中“坐大”，也就合情合理了。另一说则认为，“醋大”是人们叫错了，本来应该读为“措大”，措大者，“正言其能举措大事而已”。如果说，前说需要引经据典来论证，那么，后说则只有会利用“正音”手段做翻案文章的人才能理解。这意味着，这两种解释都只有满腹经纶、会动脑筋的读书人才想得出。但如此会意，既暗示了某种危机，又可能造成令人尴尬的局面。一方面，轮到读书人自己出面来为“醋大”正误和正音，希望它变成宣传自身形象、本领的广告词，说明他们的社会身份已不那么高，社会形象已不那么好。不然，他们是用不着赤膊上阵拍着自己的胸膊说“我是四民之首，我是能做大事的人物”的。另一方面，如果正误正音成功，被社会普遍接受，读书人岂不都要戴上“醋大”、“措大”的帽子，既要笑吟吟地接受“措大”的称呼，又要毕恭毕敬地互道“措大，您好”么？那该是一个多么令人啼笑皆非的“话语局面”！
总之，对于唐代人来说，“醋大”一词已难见庐山真面貌，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体会，暗中还包含争夺“释义权”、“话语权”、“冠名权”的用心。大概在当时的社会上，“醋大”或“措大”一词就这么混混沌沌、稀里糊涂、飘飘忽忽地流传。在何时何地使用，以什么意义使用，用什么语调使用，都悉听尊便。
也许正因为这个词色彩驳杂，宋太祖赵匡胤就把自己既看重又鄙视的五代奇人桑维翰称为“措大”。桑不是一般读书人，而是真能举措大事的读书人，中过进士，帮助过石敬塘称帝，建立后唐，办过割让燕、云十六州向契丹乞援的外交；后晋建国，又历任高官。只是爱钱贪财，接受赂遗，积货巨万。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议论》载：
太祖曰：“安得宰相如桑维翰者，与之谋乎？”普对曰：“使维翰在，陛下亦不用，盖维翰爱钱。”太祖曰：“苟用其长，亦当护其短。措大眼孔小，赐与十万贯，则塞破屋子矣。”
在赵匡胤眼里，既能举措大事又难免“眼孔小”，有寒酸之态的读书人，就叫“措大”。据史载，赵氏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得罪了武人之后，就大势笼络文人。广开科举之外，还给予他心目中的双料“措大”、御用文人优厚的待遇，让他们过上了拥有巨室广宅、宝马香车、乐师歌妓的富足生活。有宋一代，也都按这种既定方针办。这一回，读书人倒真沾了“措大”一词的光。但是，“能举措大事”的读书人并不争气。一方面，他们并没有帮助赵氏王朝收复“汉唐故地”，还让两个皇帝叫金人掳了去；另一方面，又都成了被皇帝玩于股掌之上的玩物，任他宠你没商量贬你没商量，成了可以任意翻转、忽正忽反的烧饼。新党旧党之争中，包括王安石、司马光、章惇、苏轼、黄庭坚等著名文人在内的大批官员忽然得宠忽然遭贬、忽上忽下的事实就是明显的例子。这究竟是因为读书人不能举措大事还是因为宋王朝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让“措大”来举措大事，就只能留待史家辨正了。
大概正因为读书人中看不中用，以武力称雄的元代统治者对他们就没有那么客气。至少从元代起，“措大”一词就大体有了定位，用来专指贫寒失意的读书人。如元人王仲文的戏曲《救孝子》第一折就有这样的唱词：“读书的功名须奋发，得志呵做高官，不得志呵为措大。”后来，“酸措大”、“穷措大”之类就频频见诸文字。这里，“人中老大”、“能举措大事”那一层意思已隐匿不显，突出的是读书人与“穷酸”绑在一起的形象。看来，人们以读书人为“老大”、读书人自己也想“坐大”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当然，“道是无情却有情”，大约也是从元代起，似乎是为了安慰贫寒失意的读书人，善良的人们就挪用原来专指宰相或泛指官吏的词“相公”来称呼下层读书人，特别是功未成、名未就、最受名利煎熬的秀才。顾炎武《日知录》曾说：“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称之曰相公。”后扩大为泛指官吏。但元杂剧里以“相公”称下层读书人、秀才的颇多。清人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二说：“古称秀才为措大，谓能措大事也，而天下之能措大事者惟相，故又呼秀才为相公。”这就将“措大”、“秀才”、“相公”联系在一起，力图唤起人们关于下层读书人也能举措大事的记忆。这对读书人来说，显然是一种拔高，一种鼓励，一种安慰，就好像人们总是用“天生我才必有用”“直挂云帆济沧海”之类的话为他们打气一样。而读书人也愿意听这类话，愿意吃这杯敬酒，至于实际上能否拜相封公，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也意味着，读书人总想维护自己望之俨然的身份，哪怕这个身份是虚拟的，哄小孩式的，他们也乐意接受。这当然表现了一种自尊与虚荣交织、既可怜又可笑的心态。
但是，愿意当可笑可怜的“相公”也好景不长。人们中固然有善待读书人的，也有对读书人心存鄙薄，爱看贫寒读书人笑话的。其手法又是一词多用，扩大“相公”一词的外延，将那些旧时读书人不屑为伍的人也拉到“相公”队伍里来，称学徒为“相公”，称京津两地戏园中饰小旦的男士为“相公”，甚至称男妓为“相公”。这样，相公一词就将从宰相到男妓这个大系列都包容进去，使贫寒读书人视之如鸡肋，爱它不是，恨它也不是。如果说它原来还能为下层读书人增值，现在却只能让他们掉价。敏感的自尊心、脆弱的虚荣心自然又遭到重重一击。
看来，读书人在旧时真是一个“未定项”，身份地位、喜乐哀怒都在别人手里攥着，或被皇帝拿捏，或被老百姓颠仰，如同玩于股掌之中的泥巴，滚动在口舌之间的空气。而要治读书人也很容易，给他一顶高帽子，他就喜之不胜；如果他由喜之不胜发展到得意忘形，就把高帽子四处乱撒，使他觉得即使戴着这顶高帽子也不足以趾高气扬，甚至只能垂头丧气就行了。在这种情况下，能面带“峭醋”之色、有“坐大”心态，能激起“犯之必验”的醋劲、有“攒眉蹙目”作深沉状的兴味，倒真是不容易，反而显得有点可爱，尽管这只是幻觉的产物。否则，连“幻觉”也无，一味向女里女气的男旦看齐，与男妓争宠，就更斯文扫地，尽入下流了。
当然，语言这玩意儿从不向壁虚构、无的放矢，它像蜜糖，总要粘着一点什么。“醋大”一词无论怎么释义，“相公”一词无论怎么上浮下滑，多少都粘着一点读书人的影子。因为他们的确千差万别，其生平遭际、行为志向、社会形象也千姿百态。拜相封公者有之，目空一切、酸腐固陋、落魄不羁、舐痔为乐、甘当男妓，也都有人表演。至于得宠时趾高气扬，失宠时垂头丧气，更是司空见惯。既然如此，蒙一头雾水，沾满身尘土，乐颠颠或哭兮兮在“措大”“相公”等词里翻来滚去，颠来倒去也就势所必然。
当年在乡下，常听一位略有文化的老农说：“人争一口气，草争一年春。”旧时的读书人，你们争的是什么呢？而现时的读书人，你们图的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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