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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动机，以及我这些年来的思想历程，在书的“作者后记：追寻学者生命的真谛”一文中已有简单的说明。作为一个转轨时期问题的分析家，我深知一个学者应当在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对现实作批判性的审视与检验。但我也确实非常清楚这种批判的限度，因为我知道经济学的边界在哪里，也知道自己的学问功力的边界在何处：经济学只能告诉人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佳配置，财富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增长，即便是深具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也只能在财富的分配上倾注公平正义思想。而哲学家才能理解人追求什么，并赋予人生以价值；历史学家才能告诉人们，人在过去发现了什么，以及未来或许会发生什么。而要认识中国现代化的一切问题，就必须重新认识中国近现代史，将社会批判上升到历史亦即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些工作需要一代知识精英们长期不懈的共同艰苦努力。
最后，我借用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的一段话献给中国思想界的朋友们：“我们决心在自由政治中建立一个公正的标准，今后它不仅仅关系到自尊，而且关系到准确说出我们的意欲和我们的思想的必要性。如果需要，对于那些不管在其它方面多么有资格，却向政治巧言屈服的人，对于那些在诺言和实际间有差距的人，我们都将反对他们。”愿以此与思想界的朋友们共勉。
关于陈年皇历，答陈年诸公
？ 毛 翰
痛感中学语文新诗选目的陈旧僵化；近年；我三草其文直抒拙见。先是《重编中学语文的新诗篇目刻不容缓》；见一九九八年十月号《语文学习》。其次是《陈年皇历看不得——再谈语文教科书的新诗篇目》；参与《星星》“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的讨论；见该刊一九九九年四月号。三是《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中学语文教材新诗推荐篇目》；见一九九九年十月号《星星》和《语文学习》。
现行中学语文所选新诗十二首是：郭沫若《天上的街市》、艾青《给乌兰诺娃》《大堰河；我的保姆》、臧克家《有的人》、田间《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公刘《致黄浦江》、贺敬之《桂林山水歌》《回延安》、柯岩《周总理；你在哪里》、郭小川《青纱帐——甘蔗林》、流沙河《就是那一只蟋蟀》、舒婷《致橡树》。此前有的版本也选何其芳《我为少男少女歌唱》、臧克家《老马》、贺敬之《三门峡——梳妆台》等。
我的拙见有三：（一）编者缺乏审美眼光。如《天上的街市》质地平平；远非郭沫若的代表作；《给乌兰诺娃》可谓艾青的败笔；选这一首；简直是出诗人的洋相；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不如他的成名作《草木篇》。（二）作品陈旧或有问题。如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篇末标注“一九五九年七月；旧稿
一九六一年八月；整理”；适逢三年饥荒；郭小川的《青纱帐——甘蔗林》写于阶级斗争年年月月天天讲的年头；如今读来；也不免有明日黄花之感；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的构思；则与六十年代的一首悼念英烈的诗如出一辙。（三）有的诗作或许不错；但二十世纪中国新诗有更多更好的篇章；可以取而代之。我的感慨是；教材的编选还受着左的思想禁锢；过于强调作品的思想性（包括假大空和粉饰太平）；轻视艺术性。过于注重诗外因素；如作者的身分地位；轻视诗本身。我以为；应该明确这样一个原则：教科书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为诗人、诗史服务的；是教科书选诗；不是诗摊派于教科书。不能把最好的作品选入教材；是编者的失职；让质地粗劣之作充当教材；则是读者与诗的双重悲哀。
我推荐的二十首新诗是：刘大白《旧梦之群（三十六）》、何其芳《花环》、穆旦《森林之魅》、绿原《诗人》、流沙河《草木篇》、曾卓《我遥望》、余光中《乡愁》、黄雍廉《唐人街》、周涛《野马群》、傅天琳《梦话》、张新泉《渔人》、顾城《我总觉得》、许德民《紫色的海星星》、杨然《中秋月》、徐鲁《早安；朋友》、洛兵《晚钟》、丁可《农民老魏》、陆俏梅《南方唱给北方的情歌》；包括现行教材所选新诗建议保留的两首：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和舒婷《致橡树》。
拙文《陈年皇历看不得》等发表后反响强烈；一边是声援和喝彩；一边是指责和斥骂。我虽心地坦然；但面对指斥者僵化的思维定式；有意无意的曲解；和意气用事的行文；毕竟不能一笑了之。今得友人撺掇；且重读诸公论战文章；择要作答；重申一些本来简单明了的事实和道理；澄清是非；以正视听。
一、答胡笳先生
胡笳先生第一个出场；声讨我的谬见。他的《读毛翰〈陈年皇历看不得〉有感》；载《星星》一九九九年六月号。他坚持认为陈年皇历看得；不仅看得；而且非看不可；不看不行。他举例说；他的一位友人乔迁新居；家具、电器全部焕然一新；偏是印着球星乔丹照片的一本陈年挂历不忍割舍；继续盘踞其新居墙面；“我儿子见他一眼；多吃一碗饭。”
我原以为我的“皇历论”言之凿凿；无可辩驳；见有人对之“有感”；就以为是有同感；待拜读其文；知是不同之感；便想见识见识他是如何施展辩才的。如今大学生论辩很是时髦；辩论赛事风靡亚洲；风靡中国；但我对这类论辩一向不以为然；觉得那只是一些舌辩游戏；有如蜀国高人调侃东吴来使“天有耳乎”、“天有姓乎”之类。论辩双方抽签选题；选得正题便是正方；选得反题便是反方；全无理念、是非可言。关于陈年皇历的论辩则不同了；这是一个严肃的论题；关系到“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以致自称近乎“夕阳红”的胡笳先生也表示“岂能不予关注？”不过作为“对方辩友”；胡笳先生的驳论水准却让我失望。
胡先生以为乔丹的老照片与其主人一道乔迁新居；就足以证明陈年皇历并非看不得；而且据说“缺了乔丹这样的正宗；我们父子连新赛季都懒得看了”。我想提醒胡先生；您是不是弄搅了；乔丹的老照片；是我所指的陈年皇历吗？拙文说“本世纪中国新诗有一首一尾两个高潮；近20年的辉煌成就；已使此前一些年头的作品相形见绌；某些流派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改革开放前流行的那种颂歌和战歌；大多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这里所谓“陈年皇历”是一个特指；并非简单地以时间划线；我想我已经表述清楚了；是不大容易搅浑的。在球迷那里；球星乔丹风采依然；显然不能算是陈年皇历。当今中国；应该算作陈年皇历的是另一类；譬如“李进同志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当年那张庐山仙人洞的照片真真是无限风光；想必也曾在胡笳先生旧居的墙面上盘踞过吧；那何止如今日乔丹；“见他一眼；多吃一碗饭”？见了她；还会凭添许多幸福感和革命斗志；还会浑身上下热血沸腾；生出许多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作斗争的邪劲呢！不知胡笳先生及其朋友的宽敞明亮的新居里；是否至今还虎踞龙盘着这幅皇历？缺了这样的“正宗”；“新赛季”还有什么看头呢？
关于贺、柯的诗；胡笳先生的辩护是苍白无力的。关于《桂林山水歌》；胡文仅仅是在复述了我的一些论点之后感慨道：“贺敬之是否‘真正的诗人’都值得一问了。”这叫什么辩护？贺敬之也是人不是神；是否真正的诗人；问问何妨？在饿殍遍野、万马齐喑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面对着祖国人民遭受的如此巨大的灾难竟视而不见；毫无感触；仍然扯着嗓子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这样的诗人是不是真正的诗人；难道不可以问一问吗？要是如此粉饰太平逃避现实的欺世之作的作者也能算真正的诗人；那心忧天下、魂系苍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生民之多艰”的屈原是什么呢？胡笳先生说：“不过；毛翰敢说；我不敢信。”过奖了；毛翰也是憋了好长时间不敢说的；棍子、帽子、辫子、鞋子还有局子什么的五子登科的滋味恐怕是不大好受的；殷鉴未远；难免余悸。（《华夏诗报》第134期上已有人叫嚷要“坚决把《星星》诗刊和毛翰们推上被告席，绳之以法！”）否则；知识界对类似的以粉饰和欺骗见长的杨朔式散文早有批评；为何一直不大波及诗坛当年几位大腕？
至于《周总理；你在哪里》；胡说；这首诗与王洪涛先生的《莉莉──写给在抗战中牺牲的小女儿》只有一句“你在哪里”相同；这也怪了。一九六三年版的《莉莉》；其抒情主人公先后对着高山、丛林、河流问：“我的莉莉；她在哪里？”石头、树木、水滴分别回答；“莉莉；在我这里”；一九七七版的《周总理；你在哪里》；其抒情主人公先后对着高山、大地、森林、大海喊：“周总理——”山谷、大地、松涛、海浪分别回答：“他刚离去；他刚离去……”两首诗的构思和篇章结构都很相似；怎么说只有一句相同？况且；即使没有王洪涛先生的《莉莉》在前；《周总理；你在哪里》的思想、艺术成色也不怎么样；也根本值不得作为经典作品灌输给中学生。据说牛汉先生主编这半个世纪的中国诗选时；就坚决拒绝选《周总理；你在哪里》；想必牛汉先生德高望重；作为选家；不会像毛翰之流乱来吧。
胡笳先生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有感》一文先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迂回曲折；离题万里；着意夸耀他自己的那把《伞》；说是“一九八三年苏联出版的《中国诗选》；仅译介三十六家中国诗人佳作就有这首《伞》”。这真是可喜可贺；由俄国人排定的中国诗坛梁山泊英雄座次；胡先生已是三十六颗天罡星之一了；早该锣鼓喧天；广而告之；中国人编自家诗选也早该“走俄国人的路”了！何况还不止是墙内开花墙外香；还有“吕进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