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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吗？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某些诗人却“步步紧跟”；颂歌、战歌层出不穷。例如；当彭德怀为“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而忧心忡忡早生华发的时候；贺敬之却豪情满怀唾沫横飞：“呵！点起来！/点起来！——/我们的/千万座/小高炉！”“看我们/几千万/钢铁大军；/伟大的创举——/‘小土群’！……”“一九五九年/八月的天空呵——/此刻/是更加纯净；/总路线的灯塔；/更加光明！/呵；山；/分外青；/旗；/分外红。/历史的车轮；/更快旋转！/跃进的战马；/四蹄生风！/……呵！公社的红旗——/满天高举！/高炉的火光——/遍地熊熊！/千里——/烟云滚滚；/万里——/汗雨飞空！/定额呵——/突破！/突破！……/产量呵——/上升！/上升！……/右倾分子们！/他们/是输定了！/现实；/对他们/那灰色的心/是这样无情……”（《放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23、137－138页）可直到今天；陈年诸公还把这种东西称为“革命诗歌”、“社会主义诗歌”；不容他人有任何不敬之辞；相约“奋起保卫”！这帮人是不是吃错了药！金先生为《桂林山水歌》辩护；费了更多的口舌和心机。其辩护理由之一；是“桂林人民经过公议；将《桂林山水歌》刻于石上；立了一块诗碑。新诗作品获此殊荣是罕见的。”这一条似乎不大切题。江山也要文人捧；把一些捧场的诗文刻到自家山头；招徕天下游客；增加旅游收入；何乐而不为？不知那块诗碑上是否连“一九五九年七月；旧稿 一九六一年八月；整理”的字样也一并刻上了？不知桂林的导游小姐向游客们夸耀这首诗时；是否也讲解其中关于土高炉“遍地熊熊”、浮夸风“定额突破突破”和右倾分子“他们是输定了”之类的背景资料和象征意义？听说武汉大学校园内年年三月樱花盛开；游人如潮；但游人们都不愿提及一个事实；那太让人败兴了；这许多樱花树是当年日寇攻陷武汉后；在这里住院养伤的鬼子兵所栽。
“在社稷倾覆、生民涂炭的安史之乱期间；杜甫除了写有《三吏》《三别》等啼血之作；也写有不少明丽欣悦的风景诗；如‘两个黄鹂鸣翠柳’等等。”“被毛翰嘉许为‘真正的诗人’的屈原和秋瑾；都是终身没有见过祖国脱离苦难；可是除了‘太息’和‘愁杀’；也‘还能写出别样情怀的诗句’。”金先生在这里也一再运用类比法；试图说明在哀鸿遍野的年头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是正确的；是有先例的。用心良苦；忠心可嘉。但这种类比却显然是不严密的。“除了……也……”；这是一道小学生的造句题：“杜甫除了《三吏》《三别》；也……”“屈原除了‘太息’；也……”“秋瑾除了‘愁杀’；也……”这些句子都造得不错；可是我们的诗人在生民涂炭的年头；“除了什么；也……”呢？这个句子你金先生造来我们看看。别说《三吏》《三别》；就连《一吏》《一别》（如粮食亩产几十万斤的《浮夸吏》；右倾分子蒙冤刺配被扫地出门的《无家别》）也没有？《一吏》《一别》也没写过的诗人；一声“太息”、一句“愁杀”也不曾有过的诗人；有什么资格同人家老杜、屈子和鉴湖女侠攀比呢？没有“除了……”只有“也……”的诗人；难道也可以嘉许为“真正的诗人”吗？另外；“两个黄鹂鸣翠柳”并非写于安史之乱期间；而是写于安史之乱平定的第二年；正因为战乱平息；水路畅通；避难蜀中的诗人才能看到远道而来的“东吴万里船”泊于门前；“即从巴峡穿巫峡”、“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愿望就要实现；诗才如此“明丽欣悦”的。杜甫在战乱期间或许也写过别的“明丽欣悦”之作；但至少这一首不是。建议金先生找一本唐诗启蒙读本；悄悄读一下；免得信口雌黄；贻笑大方。
“《桂林山水歌》初发表时；我是一个早已忘记了吃饱饭是什么滋味；饿得两腿浮肿；既失学又失业的初中毕业生。偶然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了此诗；我受到了如此强烈的感染；原本暗淡的周围环境仿佛都亮堂了许多。以后我才知道；这就是精神升华了。”哇！读诗还会产生如此奇效；真是诗家的光荣；读者的运气！看来；金先生饿得还不够；就算再饿三年；直饿得形销骨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黄泉路上走一遭回来；只须把“祖国的笑容这样美”的符咒一念；也都能够诈尸还阳；升华精神；昂扬斗志。万幸的是；金先生没有偶然读到当时《人民文学》上不肯刊登的彭德怀的那首没有笑容的民歌；也没有读到蔡其矫的《雾中汉水》“……艰难上升的早晨的红日；/不忍心看这痛苦的跋涉；/用雾巾遮住颜脸；/向江上洒下斑斑红泪。”否则；一定会两眼一黑；七窍生烟；精神崩溃；顿时气绝身亡的。
金先生此文标题所谓“毛翰的第九种自杀”；是对拙作《自杀的八种方式》的演绎。“写诗玩赏自杀方式；是毛翰对自己诗人价值的自杀；轻薄为文；狂妄而胡乱；是他对自己学人价值的自杀。希望毛翰先生能走出自杀的怪圈。”多承教诲；但毛翰写诗为文；恶习已经难改；先生不必再存希望。来而不往非礼也；本该有所回敬；但金先生显然也过了孺子可教的年龄；从免。
五、答柯岩先生
柯岩先生终于按捺不住了；她二○○○年二月十六日给《星星》诗刊主编杨牧先生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在《华夏诗报》总第一百三十期。这封信主要是以前辈师长的口吻；训斥、教导、恐吓杨牧先生；兼及其他众人；包括在下。
柯岩先生这样教训杨牧：“你在发表那些以极不负责和极端轻蔑态度侮辱、中伤那些前辈诗人和已故诗人的文字时；你想过他们的这些诗曾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么？知道这些诗人和他们的诗教育了几代人健康成长么？能想到直到今日他们在人民群众感情中的分量么？”我就想；她说的是“这些诗”是哪些诗？《天上的街市》《老马》《给乌兰诺娃》等抒情小诗；似不足以担此重任、享此盛誉；那么是《桂林山水歌》这种粉饰太平；和《十年颂歌》这种讴歌土高炉、鼓噪浮夸风、咒骂彭德怀的大作么？不知杨牧先生如何；坦白地说；浅陋如我者；还真不知道“这些诗”在历史上曾经起了什么作用？没有它；中国的历史就不前进了？中国人民就精神危机了？这些诗；在这几十年历史上的作用；即便不是“负值”；大不了；也就像公社食堂的“瓜菜代”；虽或聊胜于无；但是否曾让“几代人健康成长”；那真是天晓得！鬼晓得！柯岩先生沉醉于昔日的美妙幻觉也太深太久了：“能想到直到今日他们在人民群众感情中的分量么？”她说的这“人民群众”是谁？难道那么多公开表示不喜欢；公开表示厌恶；甚至“以极不负责和极端轻蔑态度侮辱、中伤”的人们；包括广大中学师生；都不是“人民群众”吗？难道只有胡笳、诸葛师申、沙无藓、金绍任诸公；以及那位年届八旬还伏枥恋栈的《华夏诗报》的野曼先生；才是“人民群众”吗？
柯岩先生训斥杨牧：“众所周知的是：现在如果谁手里有一分刊物的话；谁就拥有了组织作者并进行各种正当与不正当交换的资本；既可以进行正确的舆论导向；也可以进行错误的舆论导向。前述你们的所谓讨论；不就是一个明证吗？”愿主编《星星》的杨牧先生与总编《华夏诗报》的野曼先生共勉。这也许还是柯岩先生的经验之谈；她也曾主事《诗刊》有年；“不正当交换”和“错误的舆论导向”怕也不是莫须有的事。
柯岩先生还保留着文革年间流行的抓辫子的习惯；拙文标题借用了刘禹锡的一句诗“请君莫奏前朝曲”；她就气势汹汹地“顺便请教一下；难道《星星》诗刊和毛翰先生真的以为我们现在已经改朝换代了吗？不是刚刚才庆祝过我们建国五十周年吗？”我想；以柯岩先生的文学常识；应该明白；这条辫子是不大容易抓得住的。首先；所谓“前朝”；只是文学修辞意义上的一个借用；一个比喻；并非实指。文革左祸结束；改革开放伊始；中国人民不是欢呼“第二次解放”吗？如果这欢呼没有错；将“第二次解放”之前的那一段历史比喻为“前朝”；又有多大错误呢？其次；柯岩先生认为“现在已经改朝换代”的说法不对；那柯岩先生是认为“现在没有改朝换代”吗？如果柯岩先生认为现在没有改朝换代；那么请教一下：我们现在是什么朝；什么代？你柯岩先生该不会认为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是五十年一贯制的封建朝代吧？
我与诸公素无私怨；自忖也并非好事之徒；实在是目睹“陈年皇历”年复一年地误人子弟；于心不忍。拙文《陈年皇历看不得》唐突了诸公；尤其是唐突了贺、柯二位；我心有不安。我本来也可以举郭小川的诗为例；但郭小川先生已辞世多年；我更不愿说出任何不敬的话来唐突逝者。虽然他的许多诗的时代局限也是毋庸讳言的。我过去编诗歌选本；有人问我；为什么不选郭小川的名作《团泊洼的秋天》？我说；你自己读读吧：“……这里没有刀光剑影的火阵；但日夜都在攻打厮杀；/谁的大小动脉里——没有炽热的鲜血流响哗哗！//……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战士的心头放射光华。/反对修正主义的浪潮；正惊退贼头贼脑的鱼虾……//在明朗的阳光下；随时都有对修正主义的口诛笔伐……”曾经广为传诵的名篇；如今竟是如此难听！
我们可以谅解诗人；其时代局限不应该完全由他们自己负责。反胡风、反右、反右倾接踵而来；诗坛凋零殆尽；“偌大一个中国；只剩下两位诗人：郭小川和贺敬之；也还是勉强跟上形势；适应着六十年代初‘大跃进’余威的气氛的。”（《公木诗学经典》第465页）但谅解并不意味着要继续奉之为经典。当年适应着大跃进反右倾余威的梦呓般的东西；今天又怎能适应这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为什么不能给下一